规模经济概念范文

栏目：文库百科作者：文库宝发布：2024-01-02 17:22:50浏览：557

规模经济概念

规模经济概念篇1

一、对城镇人口进行统计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二、在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城镇人口统计规范化的主要方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规模经济概念篇2

【关键词】概念规划；布尔津县；城市规划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科学合理的制定城市规划，合理安排空间，引导规划开发过程，实现经济、政治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管理职能[1]。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的格局以及发展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是城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是确保城市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为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管理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业界认为城市规划就是城市建设的龙头，是主要的生产力。但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规划体系以及城市发展都有着严重的滞后性。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管理和制约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而概念化的引进，则给城市规划管理带来的新的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一规划标准，改变了死板和适应能力低的规划标准，实现了城市规划的变革。对于概念规划及其在新城区规划应用，本文将以布尔津县为例进行探讨。

1、概念规划的特点及实施原则

总的来讲，概念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原则性，是宏观的战略性规划，其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性强烈：概念规划涉及到了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目前的布局问题等等，强调从区域的高度以及全局出发编制规划方案。其价值在于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战略概念。例如，广州概念规划突出的是“山、城、田、海”的格局的概念[2]。

有研究性的总体思考：同程式化的城市规划不同，概念规划强调的是研究性，包含了科学性的工作方法，使用先进的理论等等，其重视的是理论的创新。规划的成果是作为咨询和建议的，是不具有法定约束力的。

宽阔的区域分析视角：概念规划对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以及作用都十分重视，而且还强调城市同城市内部间的协调。规划方案应该坚持接受区域发展的原则。例如，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污染治理等规划，特别是要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因而，概念规划同区域规划是能够很好地衔接的。

自由的编制程序及规划形式：概念规划的编制程序是比较自由的，这样就能使得规划师能够针对城市的特点，进行突出性的研究，重视问题解决的实效性。

高度弹性的宏观规划：布尔津在概念规划的引导下，其城市规划是从生态旅游的概念出发，进行空间的重组。再如，中山市的规划从江海合一到从散到聚的概念的转变，都有很大的弹性。如何落实，需要在不同的阶段做全面的衡量，编制具体的规划才能更好的指导城市发展。

为了更好的进行城市概念规划，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

首先，坚持社会、经济和环境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发展实际上是综合目标的整体优化。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协调发展的模式，这也是城市发展的管理者和城市规划的共识也是概念规划的基本原则。

其次，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区域协调原则是城市竞争的要求，更是解决目前概念规划普遍缺乏区域关怀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措施。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其重点还在于市民同城市执政者是否有统一的认识，是否具有大局观。城市间的竞争来自于世界各地，只有做好区域建设才能提高区域竞争，这才是城市竞争优势提高的一项明智的举措。因此，概念规划就应该从区域的利益出发，实现点面结合，内外协调，重视城市通周边城市的关系，形成局部同整体带动，共同繁荣的局面。

另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概念规划是要从现实存在的问题着手，体察市情，明确用地限制以及投资能力限制等问题，实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制定可行的目标。概念规划的发展战略还应当具备指导近期建设的能力，能够为当地的政府提供可行的政策性建议。

最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规划服务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时还应该关注社会问题，重视社会的公平性，保障市民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概念规划迎合的是领导的想法，忽视了市民的要求，这也是目前城市进行概念规划应重视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仅要提高规划师的职业道德，还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公众参与制度。

2、概念规划及其在新城区规划――以布尔津县为例

2.1 项目背景情况

区位条件：布尔津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沿[3]。该县的西北部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相邻，其东北部是蒙古国，东部是阿勒泰市，西部是哈巴河，南部同福海县相邻。布尔津县总共面积达10370.5平方公里，有人口7.1万，有20多个少数民族。布尔津县有1个镇，5个乡和1个民族乡。

生态环境：其地势有着特殊的特点，呈东北向西南倾斜，而北部则是中高山区，中部为丘陵河谷，南部为半荒漠区。独特的地势造就了布尔津县独特的地势地貌和自然景观。属于大陆性北温带寒凉气候的布尔津，夏季天气干热，冬季天气寒冷，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充足。布尔津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布尔津新区将是新疆城市群发展发力承担其崛起的关键，其功能定位以及产业支撑在新疆城市群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交通条件：布尔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区位优势在今后将会形成数个城市发展带，布尔津县不仅位于多个发展带的交点上，既是布尔津从东向南发展的起步地段，也是布尔津区的东南门户，有着良好的交通优势[4]。

2.2 规划范围

布尔津的规划地带主要以低地以及旅游资源为主。布尔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其总体规划以生态旅游为主，在生态旅游概念规划中以人和城市以及资源的协调发展为规划原则。布尔津有着各种地势地貌，有高山，有低谷和丘陵，因此可以在该地区内划分成三大片区。

2.3 概念规划定位

布尔津的发展定位为：展示出21世纪布尔津城市的新气象，建立集旅游、历史文化和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新城。

功能选择：建立生态基础的旅游和度假中心，以阿克吐别克雅丹地貌、友谊峰冰川和古北界动植物分布区等为特色的文化艺术长廊，实现高新产业研发区的建设。

2.3 概念规划理念

山水相生。布尔津新区在实施规划时应该建设两山风景区以及沿江沿岸景观规划，形成山水相生的景观格局。

天地人和：布尔津新区就好像是一座融入到了自然的城市，其生态森林，生态地貌的建设形成了天地人和的布局结构。

弹性发展：布尔津新区的发展应该在政府调控的基础上要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突出概念规划的特征，实现土地开发弹性发展的运作模式。

2.4 规划特色

2.4.1 生态优选的弹性规划布局

通过生态模型来构筑规划模型。布尔津新区规划用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很好，而且水网也较为的密布。在进行规划时也因此要尊重大自然形成的生态模型，坚持生态优化的原则，为新区提供休闲、娱乐和独家场所。在新区的沿河两岸可预留一定面积的绿化带来保护水体，同时也能够营造滨水空间。

布尔津新区的建设不仅要同其经济及时以及格局变化一致，而且要对其基本的路网格局以及绿地和整体的空间形态进行变化。为了确保规划能够融入到市场运作当中，且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在弹性开发中要力求平等，引入自我修复功能的弹性开发模式。在这样的原则下，规划用地可分为弹性用地和刚性用地。刚性用地主要是在规划中明确用地的使用性质，例如水体和保护绿带等，弹性用地是指弹性发展区。在这个区域中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低价调控手段，依据城市发展的情况，从市场运作的情况出发来决定土地使用的性质。

2.4.2 生态景观同山水旅游系统规划

生态模型为基础构筑的规划，要实现对生态保护的最大化，以形成富有自然地域的生态景观，给布尔津新区提供独特的景观特色。在自然景观丰富的地段要结合地形以及地貌合理改造，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同时，规划绿廊把自然景观引入建设地中，沿着交通干道设置交通绿廊。布尔津县有丰富的山水景观资源，有很大的山水景观构建优势，应充分利用。在新城区布置生态休闲区和度假区，串联老城区中的一些名胜古迹，为新城区增添具有特色和古韵今色的山水旅游内容。

图二：绿块和绿廊

3、结论

尽管，目前概念规划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成熟，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但是概念规划作为战略规划在空间上的部署，在遵循城市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在城市新区建设中有着积极的意义[5]。而且，概念规划对于传统规划中存在的弊端也都能够克服，从而使得规划的制定更加的科学，也能够在城市管理中积极的发挥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刘滨谊,王玲. 预景规划方法在概念规划中的应用――以马鞍山市江心洲发展概念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09,09:81-84.

[2]李敏. 现代城市新城区规划建设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湘市临湘大道小区控制性规划为例[J]. 四川建材,2008,05:79-82.

[3]王蒙徽,段险峰,田莉,施红平,王蒙徽,段险峰,田莉,陈勇,叶红,黄珍.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的探索与实践[J]. 城市规划,2010,03:5-10.

[4]张兵. 关于“概念规划”方法的初步研究――以“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实践为例[J]. 城市规划,2009,03:53-57.

规模经济概念篇3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城市化、环境动态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城市规划决定了城市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合理的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由于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业界都把规划看成是城市建设的“龙头”。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概念规划在新加坡、英国、香港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广泛采用。我国计划经济发展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模式即：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这套城市规划模式对于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个模式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速度，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管理和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发突现，难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更为简洁有效的规划模式，而城市概念规划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规划类型，以其更加灵活、滚动、富有弹性、淡化时间期限等特性，在中国的现实需要下应运而生，因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城市规划学界借鉴国外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开始探讨一种独立于传统规划的，以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和土地空间开发的政策纲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规划，即城市发展“城市概念规划”。“城市概念规划”简称“概念规划”在目前国内属于刚起步的规划学术类型，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等诸多方面在业界都尚未形成共识，还存在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在中国，业内对于“概念规划”有多种理解。王蒙徽等认为：概念规划不是规划层次中某一层次，而是在任何一个层次均可进行的规划。它侧重于发展方向和各学科的综合平衡，而不是作出详细的规划设计。赵燕青认为：概念规划是一个横跨经济与空间的规划，其内容涉及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并包括总体规划大纲阶段的主要工作。张兵认为：概念规划是要表达城市与区域在一个长久阶段内发展的整体方向，以及可以指导当前行动的整体框架。实际上概念规划着重解决城市发展中的涉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各种问题，是规划师对城市的理解和概念物化的过程。针对“概念规划”这一新的范式，城市规划学术界展开了诸多讨论，并形成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概念规划可取代城市总体规划；另一种观点在国内占主导地位，认为概念规划独立于城市规划体系，指导总体规划或者是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概念规划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总体规划标准单一、运用死板、适应能力差的状况,推动城市规划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概念规划的对象涵盖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内容，可以是公园、港口、校园、城市中的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城市。从城市规划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普遍考虑概念规划为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因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性质的规划，其称谓目前也存在多种形式，如“城市总体概念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战略性空间规划”、“城市空间战略规划研究”等。

“概念规划”中的“概念”，主要是指规划中那些整体性的认识和观念。可以说, 所谓“概念”表明的是规划的工作深度和研究把握的层面。从已经正式出版的文献中大致可以得出“概念规划”基本概念特征：概念规划是一种注重规划理念而非详细的规划设计，可为任何层次的规划提供思路和发展框架。它是在不断循环的规划过程中解决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探索实现目标的途径。

城市概念规划在对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简化、区分轻重缓急的基础上，选取对城市发展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基本研究、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基本研究指规划目标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特征、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特点以及重大问题的研究。

比如丽江是一个特色十分鲜明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城市特色就主要表现在：自然风光、人文古城、田园景色、纳西家园等。因此，丽江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为：在保护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坚守特色。

宏观研究指城市定位问题研究，也就是以基本研究中的结果为基础，在国家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大背景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宏观分析和判断，准确把握城市发展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最终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为科学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的长期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比如丽江城市的功能定位应为：保存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精品旅游城市，云南西北部的区域旅游中心，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主景区之一，丽江地区以生态、旅游、文化产业为支柱的新型经济基地。从丽江古城保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综合性要求来看，在经济结构上，丽江应以旅游业、生态产业和特色农业为主导产业。在旅游方面，应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特色，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在农业方面，要结合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抓住生物多样性的优势，积极发展新型农业。

微观研究指深入城市发展的各个部分和层面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对基本研究和战略研究中某个重点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包括城市发展中的一些专门规划问题的研究。

城市概念规划侧重发展方向和各学科的综合平衡。它是一种运用哲学规划观完成的规划，是在辨证思维中定格一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融入了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美学、艺术、建筑学等多学科的思想。

我国最早的“概念规划”实践探索源于2000年的“广州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从我国已经进行的若干城市的概念规划实践来看，我国“概念规划”主要侧重于对城市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论证，提出并论证城市或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可以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选择的一部分，与空间物质形态相联系时，可以理解为较为宏观的空间结构选择，一般用研究报告的形式来表达规划成果。与通常政府行为下的规划不同的是，“概念规划”的成果作为一种学术性技术文件，只是用作政府城市发展政策的决策依据或参考，不是法定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

城市概念规划不是规划层次系列中的某一层次，而是在任何一个层次均可进行。但是，由于概念规划侧重于发展方向和各学科的综合平衡，而不是作出详细的规划设计，因此概念规划多出现于城市的、社区的和局部地带的规划范围。总之概念规划强调对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行简化，区分轻重缓急，注重长远效益和整体效益，对城市发展中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集中、专题的研究。如从国家、区域的角度对城市的定位、发展方向等进行探讨，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角度提出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和发展战略等，以适应城市迅速发展变化和决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春艳. 城市概念规划理论研究[D].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7

[2] 王春艳. 概念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S2)

[3] 项冉,谭婧婧，时静. 浅谈城市概念规划[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1，(10)

[4] 夏杰,林炳耀. 从国外概念规划引起的思考[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01)

[5] 李欣,刘科伟. 概念规划在我国的应用[J]. 现代城市研究. 2006(01)

[6] 夏杰,林炳耀. 从国外概念规划引起的思考[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01)

规模经济概念篇4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总结经济学中弹性的命名规则及其指标构成规律。通过构建收益要素弹性指标,指出其在教学和生产中的意义;通过构建收益规模弹性,用于定量描述规模收益变化规律和分析判断生产系统当前规模收益变化情况;最后探讨如何构建可以综合反映规模扩大经济效率和定量描述其变化规律的规模经济指标和经济规模弹性指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指标创新边际收益规模收益

经济学中弹性的概念命名和指标构建,是否存在潜规则和有理可循的规律,在长、短期生产理论中能否构建相应弹性指标用以定量描述边际收益和规模收益等变化规律,构建和应用弹性指标以补充或替代边际量,在课堂教学和生产实践中是否存在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对弹性理论和生产理论乃至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和构成规律

马歇尔教授率先把物理学的弹性概念引入经济学,用于定量描述经济变量两两之间的影响程度及其方向。纵观微观经济学的诸多弹性,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得到以下有关经济学弹性的规则和规律。

经济学中各种弹性遵循的潜规则为:名称模式“YX弹性”,是指因变量Y对自变量X的弹性;其指标计算公式“E=Y变化率/X变化率”,衡量因变量Y对自变量X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例如:“需求收入弹性”或“供给价格弹性”是指,因变量需求Qd或供给QS对自变量收入M或价格P的弹性;其衡量指标为Ed=(ΔQd/Qd)/(ΔM/M)或ES=(ΔQS/QS)/(ΔP/P)。(本文常略去点弹性,仅以弧弹性为例)。

大凡经济变量之间,若欲定量揭示和描述其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多能因地制宜、如愿以尝。只要能够抽样调查获得样本数据“(Yi,X1i)、(Yi,X2i)……,i=1-n”,就可构建因变量Y分别对“X1、X2……”等自变量的弹性概念“YX1弹性、YX2弹性……”,及其衡量指标弧弹性系数“(ΔY/Y)/(ΔX1/X1)、(ΔY/Y)/(ΔX2/X2)……”。若能模拟确定性函数关系式“Y=f(X1,X2,……)”,则还可构建其点弹性指标。换句话说,只要能得到因变量关于某一自变量的边际量,就能得到相应的弹性指标。

总结和认识经济学中弹性理论的构建规则和规律,有利于按此规则和规律建立各种新的和有意义的弹性概念及其指标。

收益要素弹性指标的构建及其意义

边际量是因变量与自变量在绝对变化方面的比值,弹性则是因变量与自变量在相对变化即变化率方面的比值。所以可以认为,弹性以边际量为基础并与边际量相补充,而收益要素弹性则是边际收益的发展和补充。

(一)收益要素弹性指标公式和经济含义

根据弹性的构成规律,可以建立“收益要素弹性”概念及其指标公式,即收益要素弧弹性(EL=(ΔQ/Q)/(ΔL/L)=

(ΔQ/ΔL)/(Q/L)=MQL/AQL)和收益要素点弹性。

收益要素弹性EL是衡量因变量收益Q,对自变量即某种可变要素投入L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指标,它既等于产量变化率(ΔQ/Q)与可变要素投入变化率(ΔL/L)之比值,又等于边际收益MQL与平均收益AQL之比值。因此,若EL>1,说明Q的增长速度大于L的增长速度,则增加可变要素投入有利于提高其效率,也说明此时边际收益大于平均收益;若EL

(二)收益要素弹性指标的意义

当某些经济现象、关系或规律可以量化时,用量化指标来表达不仅起到相互补充、多维思考的作用,往往还会更为简明、透彻、准确和方便。收益要素弹性指标在课堂教学和生产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1.定量描述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变化规律。平均收益变化规律由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支配。在资本投入K和技术水平既定条件下,可变要素投入L从0开始连续增加到极大,边际收益“ΔQ/ΔL”通常会出现四阶段变化规律,定性地表现为: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负值变化,其中“顶端变化”阶段十分狭窄,常被视为一个最大值点。边际收益的四阶段变化规律,决定了短期平均收益亦存在四阶段变化规律,可定性为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加快递减(李山寨,2010)。平均收益的“顶端变化”也十分狭窄到可视为一个最大值点,但发生得比边际收益的略为滞后一些,即发生在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到等于平均收益时。

鉴于收益要素弹性指标等于边际收益与平均收益之商,以及平均收益小于边际收益时递增、等于时最大、大于时递减。平均收益的上述定性的四阶段变化规律,可用收益要素弹性定量描述为EL>1EL≈10

2.易于判断是否处于短期生产合理区间。建立收益要素弹性指标,不仅在教学过程中可从另一角度去观察和认识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等变化规律,而且在生产实践中易于分析判断短期生产的合理区间,以及具体产品生产系统目前处于何种变化阶段,是否处于短期生产合理区间,是增加或减少可变要素投入以提高其生产效率和节约生产成本。

短期生产合理区间出现在从平均收益最大到边际收益等于0的范围,也可用收益要素弹性指标确定为从EL等于1递减到等于0的范围内。对于有确定性生产函数的生产系统,只要计算在目前L水平上的收益要素点弹性或弧弹性数值就可判断和决策;对于无确定性生产函数的生产系统,可利用本系统历史资料或借鉴它系统资料,计算在目前L水平上的收益要素弧弹性数值以判断和决策。EL大于1者为平均收益或边际收益递增,宜增加可变要素投入;小于0者为平均收益加快递减而边际收益为负,应减少投入;介于二者之间的为短期生产合理区间,应综合考虑固定要素投入和两种要素价格比值等因素,以判断适宜增加或减少投入。

规模收益变化规律和收益规模弹性

规模收益的变化规律是支配长期生产诸规律的基本规律,对其正确认识和深刻记忆是正确理解和迅速掌握其它长期规律的重要基础;而准确判断生产系统当前规模收益变化情况,则是合理决策生产规模应该扩大或应该缩小的理论依据。构建收益规模弹性有利于深刻认识规模收益变化规律,以及准确判断当前规模收益变化情况。

(一)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的相对或定性描述

解读现时长期生产理论,规模收益规律是指在既定的“L/K”和技术水平等条件下,规模从0开始连续增加到极大,收益增长率与规模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大小出现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即:先是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要素增加的比例,称为规模收益递增;随后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要素增加的比例,称为规模收益不变;再后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要素增加的比例,称为规模收益递减(高鸿业等,2007)。这种阶段性变化规律还可用规模收益的增减变化定性地表述为: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负值变化,其中“顶端变化”阶段包含先缓慢递增再缓慢递减,因变化得十分缓慢,以致通常称其为“规模收益不变”,“负值变化”是属极端情形,即规模过大使管理混乱、产量减少(李山寨,2010)。

(二)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的绝对和定量描述

深刻认识“规模收益”概念之后,就可建立以规模为自变量的生产函数,并据以构建“规模收益指标”和“收益规模弹性指标”。规模就是按劳动与资本最优比例组合在一起的“约当要素”投入量X(李山寨,2010);规模收益就是规模X的边际产量,其指标MQX等于ΔQ/ΔX或dQ/dX。于是,收益规模弹性指标Ex应等于(ΔQ/Q)/

(ΔX/X)或(dQ/Q)/(dX/X)。

可见,当规模收益递增时,产量增加的比例(ΔQ/Q)大于各种要素增加的比例(ΔX/X),收益规模弹性指标EX大于1;当规模收益不变时,EX等于或约等于1;当规模收益递减时EX小于1;当规模收益负值时,EX小于0。于是,上述规模收益的相对大小或增减变化定性规律,可改用收益规模弹性的绝对大小定量描述为:EX>1 EX≈10

(三)收益规模弹性指标的意义

构建收益规模弹性指标具有四方面意义:可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认识和描述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用一个弹性指标的绝对大小,要比用两种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大小来表达规模收益的阶段性变化规律简明、确切;用收益规模弹性指标定量地表述阶段性变化规律,要比用规模收益的增减变化定性地表述阶段性变化规律准确、明了;作为弹性指标的创新实践和弹性理论的补充发展。

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收益规模弹性指标,易于分析判断具体产品生产系统目前处于何种变化阶段,是否该扩大规模或缩小规模,以提高综合要素生产效率和节约生产成本。对于有确定性生产函数的生产系统,很容易得出点弹性或弧弹性公式并据以计算在目前规模X水平上的收益规模弹性数值,易于分析判断和决策。大于1者为规模收益递增,在其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宜扩大规模;小于1者为规模收益递减,若无特殊战略意图适宜缩小规模。对于无确定性生产函数的生产系统,可利用本系统历史资料或借鉴它系统资料分析调整,也容易代入上述弧弹性公式计算在目前规模水平上的收益规模弹性数值,以分析判断和决策。

应该说明,在现时弹性理论中存在产量对某一种具体要素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系数”,例如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研究技术进步测定等问题中有“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周方,1995)。它们分别是产量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弹性,而非产量对约当要素即规模的弹性。

构建经济规模弹性等指标的思考

规模收益指标和收益规模弹性指标中的“收益”都特指“产量”,规模收益变化理论还假定企业规模扩大只会影响产量而不产生其它方面的影响,但在现实生产经营中经常随着规模改变,技术水平、要素及产品价格、固定费用和垄断利益等因素会产生变化,由此引起的效率变化在有关决策中都应该考虑进去。这些因素的变化,除了技术因素之外,一般不会影响以“产量”定义“收益”的产出效率变化,但都会影响企业最终要关心的以“经济”定义“收益”的产出效率变化。

鉴于“经济”不同于“产量”,以及构建“收益规模弹性”指标可用以定量描述规模的边际产量变化规律,或计算判断当前生产系统所处的规模收益变化阶段。同时,也可以根据弹性的构成规律,构建“规模经济”指标和“经济规模弹性”指标,以定量比较或定性描述规模扩大对约当要素综合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规律,或计算判断当前生产系统所处的规模经济变化阶段。二者分别是指将规模收益指标和收益规模弹性指标中的产量因子,换成“收入+费用节约”后的经济效率指标及其弹性指标。规模经济指标递增或经济规模弹性指标大于1,就是现时所谓的“规模经济现象”,规模经济指标递减或经济规模弹性指标小于1,就是现时所谓的“规模不经济现象”。

总之,许多经济变量及其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若能用弹性指标加以概括、表达乃至分析、判断和决策,则比用边际量更为定量、简明和有效。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命名和指标构建都有规律可循,据此构建的收益要素弹性、收益规模弹性和经济规模弹性等指标,在教学和生产中都有肯定意义。经济学中的其它方面现象和问题,如何应用弹性指标予以反映和解决,有待大家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山寨.长短期生产中产量变化规律的对偶性探讨[J].商业时代,2010(13)

2.高鸿业,刘文忻,冯金华等.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规模经济概念篇5

关键词：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4000105

在时下学术讨论中，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并存，很多时候被人们不加分辨地互换使用。这四个概念相互间没有区别且可以互换使用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下面，我们根据学术界的讨论情况，拟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进行一次梳理，揭示它们的本质内涵及相互关系和比较优势。

一、四个概念的由来

大家知道，“北京共识”一词源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在2004年四五月间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于2004年5月11日以题名为《北京共识》发表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杂志上。雷默在这篇文章中回顾性地考察了2004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分析了这一成就背后的深层根源，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独特的、成功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于“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1]。

我国学者对雷默先生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价：“《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自此，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1]正当国内外学术界热烈争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时，有学者又将“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引入这场讨论。一部分学者认真思考了雷默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说，提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形成了不少独特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方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模式，与其用“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倒不如用“中国经验”显得恰当一些；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既不是所谓“北京共识”的功劳，也不是某个固定模式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这样一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就在当下学术语境中并存了。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互换使用它们。难道这四个概念的涵义是一致的吗？实际上，以上四个概念有差异，需要谨慎使用。

“北京共识”一词的确是乔舒亚・雷默在2004年5月率先提出来的。不过，雷默的“北京共识”意在说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方法。雷默的“北京共识”是指“中国经验”。

其实，“中国经验”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出现较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就提出了“经验”概念，当时指的是中国革命经验与苏联革命经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要创造性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探索精神，认真总结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看来，“经验”和“道路”两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语境中存在很久，而且相伴而现。

那么，“中国模式”呢？许多人可能误以为，“中国模式”也是雷默在2004年率先提出的，其实不然。根据学术界考证，“中国模式”一词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2]。邓小平认为，我国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成效不大，根源于中国套用了“苏联模式”，因此必须根除这种模式，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要求的“中国模式”。不过，“中国模式”一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热议并非自邓小平提出之时，而是自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时，因为他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捆在一起传达给世人，尤其是西方人，从而成为一个“显词”被国际学术界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方式和方法。

与以上三个概念相比，“中国道路”一词的问世要早得多。根据学术界考证，从晚清末年到改革开放前夕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道路”一直是中国精英语境中的显词和主题。自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入侵和侮辱中国，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日益深重的生死存亡危境，中华民族中的仁人志士不顾身家性命，勇于探寻拯救民族生存的出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道路”一词出现了，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性词汇。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潮流，以探索“中国道路”为己任，不仅找到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道路，而且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并且在建国之初明确将“中国道路”界定为“的道路”[3]。在当代，我们党又明确地将这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受此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中国道路”而不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他们认为，用“模式”和“共识”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不准确、不深刻的[4]，唯有使用“道路”（即“中国道路”）一词方能起到“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

要言之，在中国话语世界里，虽然四个概念出现时间不同，但时下却并存着，只是“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没有成为时下中国语境的主导性语词，唯有“中国道路”才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词，且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二、四个概念的涵义

上述四个概念的涵义也是不一致的，区别它们的涵义有助于人们准确地使用它们。那么，其涵义的差别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模式”。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涵义持有比较复杂的争议，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比如，李慎明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一说容易让人们误以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完成，有了一套成熟的东西可以复制。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也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前的中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5]。然而，大多数学者仍然持认同态度，尽管如此，他们的认同却有些复杂。其一，高放认为，它的最早提出者――邓小平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值得关注的。依邓小平之见，“中国模式”理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2]。这一解释与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解释是一致的。其二，有些中国学者和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中国模式”是指当代中国的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意义包括：（1）它相对于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中发展模式而被提出来，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2）它相对于俄罗斯的不成功改革而被提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前者选择了渐进主义市场化改革，后者走了一条“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于是，这类学者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模式”是一个合理的、可以成立的概念。

第二，“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概念的涵义并不复杂。不过，李慎明等学者并不承认“北京共识”，他们明确提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6]。那些认同“北京共识”的学者却支持和沿袭了雷默先生的主张。他们的“北京共识”实际上是指当今中国的发展有一点可以作为共识，即：中国把握住“创新”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7]6。也就是说，其一，“北京共识”是一个用来定义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特征的用词；其二，“北京共识”也是一种用于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感知方法和思维模式；其三，“北京共识”中的“共识”是指以不断创新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理念、思维模式和发展方法。此外，雷默还强调他的“北京共识”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华盛顿共识’的有用的内容”[7]。这实际上告诉人们，他的“北京共识”并非指一种成型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更多着眼于某种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的发展理念、方式及思维模式。依他之见，虽然人们也将“华盛顿共识”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道路，但是它并非指真正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的发展理念、方式和方法。另外，“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成了正反概念，分别代表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方式、方法及思维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把它们视为两条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或模式。至此，人们可能注意到，雷默先生侧重于“北京共识”，在他的视野里，“北京共识”有时可以取代“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来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他的北京共识可以与其他三个概念互用。这样看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还不是一个涵义明确的概念。

第三，“中国经验”。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并不多见，迄今反倒缺乏明确的定义。目前，有代表性意义的讨论可参阅李克钦和史伟的《“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一文。两位学者在此文中提出，“中国经验”比较适合描述当今中国成功发展之谜，“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以及那些“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中国经验“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同时“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8]。另一个代表性观点出自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他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一文中也讨论过“中国经验”问题，不过他从中国和印度发展差异之比较中探索了“中国经验”。根据文章内容来看，汪先生所谈的“中国经验”是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同于印度的成功做法和举措。不过，汪先生并没有给“中国经验”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经验是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的印象式分析”，也是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做法相比较来说显得不同于其他国家。

与以上两位学者观点有所差异，欧永宁先生在《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系统性辨析》一文中将“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结合起来视为本质一致的概念，但比较起来看，他倾向于“经验”一词。他认为：“中国经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总称，是‘中国模式’的经验形态。”[9]不过，欧先生所说的“中国经验”概念是指抽象性强、概括性强的整体意义的经验。

简言之，经验不同于“共识”、“道路”和“模式”，因此作为经验的“中国经验”也不同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自然彼此在概念涵义上会有所差异。中国经验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具体方式、方法、政策和举措等，重要的是，这类经验性内容恰恰是理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概念涵义的必备资源。

第四，“中国道路”。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非常多。就目前情况看，学者们要么在同一意义上互换使用“中国道路”及其他三个概念，要么在毋须深究的意义上使用“中国道路”一词。这样一来，中国道路要么被当作中国经验、要么被当作中国模式来理解。根据前文，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概念涵义不可能完全相同。

李慎明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们提出：“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6]

与李慎明先生不同，许建康先生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一文中从历史维度上思考了中国道路的另一种涵义。他认为，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10]，简而言之，它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历经艰难探索而形成的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之路，在根本上恰恰体现为建国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根本方向和原则规范。

三、四个概念的关系

当然，人们要想比较准确地使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北京共识四个概念，从具体层面上讲还需要明辨其相互关系。

第一，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关系。

雷默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报告中用中国模式定义北京共识。雷默为何不用“北京共识”定义“中国模式”？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用“模式”表达，顺应了西方人的话语习惯；用“共识”表达，契合了当代西方人的主流话语品味。也就是说，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差异表现为用词的时代差别。然而，雷默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联系在一起，并非源于时代差别而作出的安排，而是基于轻重之别，他并没有将两个词置于同一层次，而是置于主谓关系之中，“北京共识”是主词，“中国模式”是谓词，“北京共识”高于且统领了“中国模式”（乃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与雷默先生不同，我国学者庄俊举先生曾提出，“北京共识”不能替代“中国模式”，也不能将它们二者置于同一个层次，而且“中国模式”高于“北京共识”。他说：“我主张用‘中国模式’而非‘北京共识’概括和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共识’一词存在被滥用问题，既不严肃，也不认真……其二，‘北京共识’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不宜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所用的术语”，“其三，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这一术语则蕴涵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基础、社会历史背景、经济运行机制以及财政、金融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方面丰富的内容，故而更宜用于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基于此，我们主张用‘中国模式’一词比较稳妥。”[11]在他看来，“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实际层面的表达，“北京共识”概念着眼于理念、观念、认知层面的表达。因而，“中国模式”高于且统领“北京共识”。

第二，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关系。

从庄俊举先生的上述主张看，“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换言之，它们两者有一致也有不一致。所谓“一致”是指它们的内容，即它们都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做法，包括成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所谓“不一致”是指它们的着眼点，即：中国模式着眼于成形的做法，包括一套成熟的且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国经验着眼于实践中的做法、想法，包括成功和失误的政策、措施等。进一步讲，中国经验是中国模式的构成基础，没有中国经验就不可能有中国模式；同样，仅仅有中国经验不可能长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地保持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中国经验必须被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成为某种完备的感知方法和模式思维，即转化为成熟意义的中国模式。

第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许建康先生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系表现为：（1）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关系；（2）一与多的关系；（3）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至今我们仍在追寻这条道路，在这百余年中，历经了五大发展模式，即晚清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模式、晚清维新变革的模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领导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模式。这五种模式“彼此有着内在的承前启后的紧密联系，不可相互割裂和对立”，每一模式都“有具体的特殊目标及其实现所依赖的特殊手段和路径，还有相应的特殊制度安排”。尽管如此，每一“发展阶段模式的特殊性不能掩盖中国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离开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只论个性乃至就事论事的模式分析，不能较彻底地认识和解决好其深层矛盾，缺乏揭示中国道路本质的穿透力”。这是因为，每一“发展阶段模式的深层矛盾，是受中国道路发展的基本矛盾制约的，是基本矛盾在该发展阶段的具体存在，构成了某个发展阶段模式现象背后的实质”[10]。也就是说，中国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模式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特殊阶段的内容，且服从于道路，因此中国道路是根本性、规律性和方向性意义的内容，中国模式（乃至“中国经验”、“北京共识”）是特殊性、具体性和操作性意义的内容，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是长时段与中（短）时段、共性与个性关系。

第四，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关系。

中国道路是由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模式，也离不开中国经验，但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并不等于中国道路。就中国经验来说，它属于实践层面的具体内容，而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规范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和方向性内容。实践中的中国经验很多，但是它们必须转化为中国道路意义的内容，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发展，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中国道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向性和原则性指导，为判断成功的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错误的经验提供可靠、可行的尺度，为选择成功的、正确的经验提供科学指导。中国道路高于且统领中国经验。

以上分析显示，“中国道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高于且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是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本质特征、历史价值等内容的恰当概念。

其一，可以全局性、大历史视野地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和规律。在这一维度上，揭示当代中国道路与传统中国道路之间的传承性、差异性及时代的进步性。

其二，可以从中外发展的比较中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个性、特色和优势。在这一维度上，揭示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正当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其三，从中国道路角度统合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北京共识，将后三者置于中国道路之中考察，启示人们抓住主导性和具有统领意义的中国道路维度来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一句话，中国道路，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和思考维度，拥有大视野、大观念、大尺度的分析优势和特点。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9）：1928.

[2]高放.“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J].同舟共进，2011（6）：1829.

[3]杨奎松.60年前的“中国道路”[J].同舟共进，2011（1）：3033.

[4]高世楫.“中国模式”需要进行多维度讨论[J].中国发展观察，2011（9）：2528.

[5]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M]//俞可平，黄平，谢曙光，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3.

[6]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1（2）：1819.

[7]乔舒亚雷默.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M]//俞可平，黄平，谢曙光，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8.

[8]李克钦，史伟.“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2）：4446.

[9]欧永宁.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系统性辨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2）：15.

[10]许建康.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J].学习与探索，2011（5）：141145.

[11]庄俊举.“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M]//俞可平，黄平，谢曙光，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4176.

Beijing Consensus， Chinese Mode， China’s Experience and China’s Road

WU Yuanhua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scholars have lots of different discussion on Chinese mode， Beijing consensus， China’s road and experience. Some advocates China’s road， some advocates China’s mode， and some are in favor of China’s experience. This situation tells us， only it is right to understand these four concepts， and to clarify its nature and connotation and mutual relations， can we reasonably use them to express what we want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orrectly grasp the essence and true spiri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road， and firm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road.

规模经济概念篇6

关键词：概念规划；城市规划；规划设计运用

一、前言

概念性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在整体上、结构上提出概要性谋划的方案，能够使规划成为纲领性、战略性文件。概念性规划是一种超空间、超时空、超地域不受约束的一种规划，它是针对城市总体规划僵硬体系而应对的一种规划。它具有哲学意义，同时它又涵盖了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美学、艺术学、建筑学、景观学、人类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所以它的力量庞大、内容丰富，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起着重要作用。

概念设计通常不需要精准运算、精确分析，反而主要通过联想、组合、意志、归纳等方法进行思考。同时将设计者的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上升到专业设计领域，再通过宏观调控来进行控制。

我国90年代概念设计才渐渐兴起，现在在国外已经比较常见，英国把概念性规划叫做结构规划，波兰把概念性规划叫做城市与区域规划，美国、新加坡叫做概念性规划。我国城市规划学术界把概念性规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概念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另一种是概念设计独立于城市规划体系，指导着总体规划或者是总体规划前期研究概念规划。

二、概念性规划原则与城市规划设计

概念设计的原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度片面强调某一原则会脱离实际。在具体设计中应该根据城市条件来综合考虑、重点把握、统筹规划。更不能为了原则让设计思路受限，应该平衡原则之间的关系，把每一个原则都充分发挥出来。

1、前瞻性原则

跟总体规划相比它更注重城市的长远效益和整体效益，所以它通常从城市规划的长远计划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对象。它在设计的时候充分挖掘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竞争潜力，综合多种因素形成设计纲要和设计框架，对未来有一定的描述和整体认识。

2、整体性原则

概念设计不是规划设计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方面，不会做出详细的规划设计，而是在把设计的主导方向和各学科内容结合在一起，提升至一个综合纲要。它提供的全局性的发展政策和设想。

3、包容性原则

以系统论为知道，包含了规划大纲阶段的很多工作内容，对与用地相关的问题做通盘研究，继而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供设计意向。

4、主导性原则

概念设计在城市规划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主导型原则。它能够把整个设计看做一个整体，从整体的高度探析设计的主要矛盾，同时提出解决办法。它注重的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所以能够对规划做全局性把握，进而对空间、经济、环境等规划作出指导。

5、可操作性原则

概念设计不应该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落实到实处。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城市开发现状、开发技术、经济情况、环境因子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要对施工条件和施工环境做预估，使方案更加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