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1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络；职业阶层；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25―09

一、研究背景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曾经被长期固定在土地之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流动”。除了制度松动以外，增加收入的愿望、人均耕地相对减少以及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户籍身份的约束，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研究农民工求职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流动民工的求职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

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因其独到的实证能力而被国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相应的社会网络理论也被应用到求职领域，如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的强度”的理论，他认为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它将处于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的人们连接起来，在求职和社会流动等方面为个体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Lint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把资源获得当作中介变量，用社会网络解释了成功求职。Bian的“强关系的力量”假说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强度”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中国天津市居民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工作的获得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求职者和最终的帮助者是通过中间人的强关系联系起来。虽然国外研究表明，“强关系”或“弱关系”对个体的求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当一个个体的网络成员中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时，这种“混合关系”对个体的求职影响研究还不多见，而且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个体求职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被引入到国内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社会支持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城市融入的关系。如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特点是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低农民工信任的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群体外的支持和帮助时，才会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城里的其他群体(弱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女性农民工初婚和避孕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研究是从个体网角度进行研究。李树茁等则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整体社会网络特征。二是研究强关系(弱关系)与农民工求职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少数学者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求职的影响。

对农民工求职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往往是以网络关系来度量。赵延东和王奋宇研究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规教育与培训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经济地位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陈成文和王修晓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就业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人力资本方面表现在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而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在，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上述研究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经济地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强关系”、“弱关系”的相关理论和个体中心网的结构特征，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机制。首先，分别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影响；其次，分析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第三，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社会阶层及收入的影响，结合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本文提出了研究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分析框架图，见图1。

1．社会网络因素

Gr粕ovetter根据互动的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村流动人口求职过程影响的研究中，根据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将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界定为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将弱关系界定为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与更多的弱关系交往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根据网络成员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比例的多少，本文将网络成员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相等”和“弱主导”三类，其中“强主导”表示强关系数多于弱关系，“弱主导”则相反，“相等”表示强弱关系数相等。

社会网络可以分为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网络。个体中心网的个体结构特征包括：规模、紧密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相关研究表明，求职者的网络结构对其求职效果有重要影响。当网络规模(即网络成员数)增加时，求职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就业可能性更大，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网络规模、趋同性和异质性是网络结构变量。趋同性和异质性是从不同角度去刻画样本与其网络成员的差异程度，趋同性是指某个体的网络成员中在某种特性方面与该个体相同的比例，异质性则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本文主要关注阶层趋同性，因此仅采用阶层趋同性变量，而没有考虑异质性变量。由于本文个体中心网数据的限制，无法计算紧密度，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网络变量中没有包含紧密度变量。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推断，强(弱)关系构成、网络规模和职业趋同性是农民工初次流动和目前职业阶层及目前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2．流动因素

农民工职业阶层分析考虑初次流动后和目前两种情况。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同时，流动有利于农民工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收入。因此，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再次职业流动时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因而，本文认为流动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求职的重要因素。

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农民工来源地可大致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份。从调查中得知，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省。来源地变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控制较早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地区，即控制政策因素，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打工年限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控制时间因素。

3．个人因素

农民工求职还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农民工个人属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包括来深圳前的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代表了他们的人力资本。相关研究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就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网络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1a：初次流动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b：目前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1c：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越多，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高。

假设2：网络规模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2a：初次流动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b：目前的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高；

假设2c：网络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目前收入越高。

假设3：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和收入有显著影响：

假设3a：初次流动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b：目前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越低；

假设3c：网络成员的趋同性越强，农民工目前的收入越低。

(三)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2005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深圳市是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该市虽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但其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使大量适龄农村劳动力流入深圳。外来农村人口的加入，促使该市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倒挂严重，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比例为1：6，而且农民工的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选取该市农民工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是以“15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采访。调查点分散居和聚居两类，聚居类人群指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很低，调查中选取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中的农民工；散居类人群指农民工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中，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较高。这两类人群基本能反映整个农民工的具体情况。聚居类样本用来分析整体网络特征，散居类样本是用来分析个体中心网的特征，本文主要是分析农民工的个体中心网对其求职的影响。对于散居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而聚居类样本采用整群抽样。调查为期8天(4月20日至27日)，共收回有效问卷1739份。样本中，年龄在34岁以下者占67．1％；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8．1％；已婚者占68％。有关深圳市的背景、抽样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情况，请参见研究报告。

(四)方法

首先，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网络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阶层。分别考察农民工初次流动到深圳后和目前在深圳职业阶层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均为职业阶层。职业阶层的划分为二大类：工人阶层和非工人阶层。工人阶层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他们处于职业的底层；非工人阶层包括个体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和国家及社会管理者，这些职业阶层较高。因变量以工人阶层为参照类。

初次职业阶层回归与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自变量区别在于：初次职业阶层回归时，流动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打工时间，个人因素中没有包括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时自变量包括了所有变量。分析时，仅考虑借助社会网络求职的样本，这样得到初次职业阶层和目前职业阶层回归的样本数分别为1220和334。

其次，采用OLS回归，分析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月收入，回归时对收入取对数。样本数为1220。

回归模型的自变量均包括社会网络因素、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三种类型的变量。社会网络因素包括：关系构成、规模和趋同性。其中关系构成分为“强主导”、“弱主导”和“相等”三类，“强主导”作为参照类。规模和趋同性变量设置为连续变量。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和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其中更换工作次数为连续变量，其余为分类变量。流动因素包括来源地和在深圳打工年限(滞留时间)，前者为分类变量，后者为连续变量。

对目前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时，除了考虑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外，还纳入了目前职业阶层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以上各变量的具体分类和统计信息见表l。

三、研究结果

(一)职业阶层

1．初次流动后职业阶层

表2提供了农民工初次流动职业阶层的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趋同性对职业阶层都有显著影响。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以及同时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发现网络因素影响同样显著。不同点在于，模型1和模型2中，关系构成中的“相等”较为显著，而模型3和模型4中的“弱主导”较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规模越大，农民工处于非工人阶层(更高阶层)的几率越高；关系构成中，弱关系越多，农民工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阶层趋同性越高，则农民工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

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来自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则没有显著影响。与男性相

比，女性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非工人阶层。就年龄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处于较高阶层。与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相比，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而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具有小学程度的农民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除此之个，个人因素中，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的农民工更可能处于工人阶层，而不是其它更高阶层。

2．目前职业阶层

表3提供了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社会网络变量中，关系构成和阶层趋同性对职业阶层有显著影响，而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住流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使农民工更可能处于非工人阶层；网络职业趋同性越高，越容易处于工人阶层。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越长，越容易处于非工人阶层。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比内陆地区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非工人阶层。在个人因素中，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容易进入较高阶层。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者比没有打工经历者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越容易处人工人阶层；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

(二)目前收入

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因素OLS回归结果见表4。从模型1中，发现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收入粗影响显著。模型2中控制住流动因素，网络因素仍然显著，且网络规模更为显著，而趋同性显著性减弱。表明在控制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对收入增加的贡献在提高，而趋同性的贡献在下降。但是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分别控制住个人因素和同时控制住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后，网络规模的净影响不显著，趋同性和弱主导的关系构成净影响仍然显著。研究表明，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增加了目前收入，而阶层趋同性的提高降低了目前收入。

流动因素中，在深圳打工年限延长，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目前收入；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的相比，他们的目前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在个人因素中，女性的目前收入会明显地低于男性。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收入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婚者的收入比未婚者可能更高。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越多，目前越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目前职业阶层是非工人阶层者，其收入要显著高于工人阶层者。个人因素中，年龄和来深圳前是否有打工经历对农民工目前收入影响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首先，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影响因素而言，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基本相符。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和职业趋同性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均有显著影响，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变量对农民工初次流动的职业阶层有重要影响。弱关系为主导的关系构成对职业阶层的显著影响也间接验证了Gmnovetter的“弱关系的强度”假说。

其次，对农民工目前职业阶层的影响来说，阶层趋同性和关系构成变量仍然影响显著，但是网络规模影响不显著。表明流动后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仍然是高趋同性，对其职业阶层有影响的关系构成仍然是以弱关系为主导。网络规模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网络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回归分析表明流动后影响农民工职业的不仅仅是网络成员的人数，而是与弱关系比例的大小以及阶层趋同性的高低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而言，发现网络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的假设也基本一致。弱主导的关系构成显著提高了收入；阶层趋同性增强则显著降低了目前收入；同样网络规模对农民工目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都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主要发现以外，分析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我们还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在个人因素中，初次流动后，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容易处于工人阶层，但是目前二者的差异并不明显，表明刚到城市时女性职业阶层地位不如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问的这种差异变得不明显。但是，在收入方面，女性要明显低于男性。不论是初次流动还是目前，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都较容易进入较高阶层。然而，年龄对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受教育水平而言，初次流动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与小学及以下的相比更容易进入较高职业阶层，而目前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职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受教育水平只对农民工初次流动后的职业阶层有影响，随后由于农民工自身对城市的不断适应，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也会不明显。尽管如此，较高受教育水平能促使农民工得到较高的收入，表明较高人力资本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婚姻状况对初次流动和目前农民工的职业阶层都没有影响，但已婚者的目前收入明显高于未婚者。可能原因是婚姻会带来更多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了农民工提高收入的动力和努力程度。来深圳前有打工经历会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而且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深圳更换工作次数同样会明显促使农民工处于工人阶层，却同时带来更高的收入(从结果来看，更换工作次数不会促使其职业阶层变高，见表3)。

第二，在流动因素中，来自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与内陆地区相比，更可能进人较高阶层，表明经济开放政策对农民工的职业阶层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农民工来源地对农民工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在深圳打工年限的延长，有助于农民工进入较高阶层，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网络结构变量中的紧密度指标难以获得，对该网络变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本调查样本来源于深圳市，本文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其它农民工较多的城市，也需做进一步研究。第三，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变动的影响也是一个未来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尽管有上述局限，本研究和发现对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启示。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以初级关系为主，并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建构次级关系。本研究进一步发现，网络规模、趋同性和关系构成都会影响到农民工的职业阶层和收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该通过相关部门，公布用工单位信息，加强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与城市用工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增加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与外出农民工的沟通，从而增加农民工初次流动前的社会网络规模、减小趋同性和增加弱关系的比例，进而使农民工初次流动能得到较好的职业阶层和较高的收入。其次，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流人地城市应对农民工加强职业培训，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同时，城市政府应尽快完善各种相关措施，保证有留城意愿的农民工能继续在城市打工，不断提高其经济收入。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2

关键词：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控制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性发展，建筑工程施工企业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何细化施工单位的管理工作，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当下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建筑企业是当下国民经济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而动态管理在现代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也成为了当下工程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建筑企业的有关管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施工单位管理和控制建筑工作的正常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施工单位应该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确保其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以期提高建筑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的阐述

（一）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的概念

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实质上指的是在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通过相关数据的变化，及时地对施工项目的造价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工作，降低影响因素造成的影响，使得施工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与发挥，提高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的重要性

建筑工程造价工作的科学开展与合理控制是保障建筑工程顺利施工的重要前提，是工程项目减少建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在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建筑工程的造价管理工作相对其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实践性，因此在实际管理中，需要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能力与技术条件，通过建筑工程的造价动态管理，能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并快速的加以解决，降低后工程的施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当前，我国建筑工程的造价变动性较大，对工程的施工进度与周期产生较强影响，而通过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通过与实际的发展情况相结合，能有效地控制造价，推进建筑工程的施工进程，协调建筑工程成本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以及安全。

二、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的现状

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是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基础保障，是实现投资商工程投资总成本的重要管理手段。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变，建筑工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工程造价管理工作质量的高低，对建筑工程招投标的最终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同时，对施工企业的整体实力评估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建筑工程企业当前的评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即建筑技术和能力、内部管理工作质量以及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工作质量。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我国部分建筑工程企业在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控制工作中都存在许多不足，相关人才建设与工作经验方面比较欠缺，极大地影响了建筑工程造价工作的质量与项目的品质，不利于建筑企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三、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的成本造价一方面受国家相关法律与政策影响，即施工单位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针对相关企业、相关工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对施工单位的施工建设进行了行为约束，不仅保障了施工质量，同时还影响了建筑的施工造价，建筑工程施工造价另一方面还受地区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即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建筑工程的施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市场供需管理的不同，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也会对工程的造价的产生影响。

四、提高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质量的措施

（一）施工单位应充分重视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工作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建筑工程在发展过程中受传统发展理念与施工技术的影响，缺乏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和控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致使在管理模式方面采用粗放型管理模式，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工作难度，不利于企业及时掌握内部发展的不足，阻碍了动态工程造价管理应用与推广。因此，企业要想实现综合效益不断提高，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相关人员对造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提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实现企业的良性持续发展。

（二）完善建筑工程造价的管理体系，加强动态管理与控制工作的实施力度

构建和完善建筑工程造价的管理体系，加强动态管理与控制工作的实施力度能落保障相关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落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为构建相关基础设施构建奠定基础。除此之外，通过不断完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一方面约束各部门的规章行为，另一方面还能规范和督促施工人员的工作，从而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实现工程造价管理的目标，提高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语综上所述，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控制工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建筑企业在现代市场中进行各项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保障。现代建筑企业应该加强对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与控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以期科学地指导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工作与造价的编制与调整工作，从而实现工程成本控制目标、工程造价管理目标，进而促进企业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

作者:李约翰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刘正阳.建筑工程动态造价管理理论的应用[J].工程建设信息资讯，2010，12：105-111.

[2]曹志超.现代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造价管理的有效实施[J].建工科技，2010，11:222-224.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3

【关键词】社会影响评价;问题;建议

一、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

社会影响评价是用来评价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项目产生了那些预先设想的对环境的变动的影响评价，早在1984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社会性评估”。随后世界银行于1997年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把社会性评估放在项目评价阶段与经济评价、技术评价和机构评价共同进行，强化了项目社会评价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先后在一些领域开展了一些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工作，但毕竟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仍需不断的加强认识和强化实践工作，进一步深入的拓展社会影响评价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就目前种种实践活动已经表明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逐步受到重视，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发展的进程

由于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于批准贷款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进行社会影响评价。为合理的利用外资，在2008年12月经过山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准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中心成立后先后承担完成了多个利用世行和亚行投资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2014年4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揭牌仪式在太原举行，来自山西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出席揭牌仪式。目前山西省正处于转型综改攻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量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惠民工程等项目的建设与转型综改密切相关，通过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以减少或避免项目负面社会影响的建议和措施，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对于省委省政府科学性决策、促进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社会影响评价重视度不够

目前，在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能否通过论证中所占份量较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社会评价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另外由于投资者更重视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对与项目有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很少考虑，因为社会影响评价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也没有单独的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进行社会评价会增加投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致使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忽视社会影响评价将会导致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不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不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通过对投资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充分的认识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问题，比如区域内出现的贫困、社会不公平、不同地区利益冲突、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等社会风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消除或减轻项目实施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因素的作用，保持并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最后是不利于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者在进行项目投资时往往侧重考虑经济效益。

（二）从事社会评价工作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

目前山西省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影响评价机构，但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机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综合的、权威的评价部门，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山西省从事社会评价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山西省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组织机构体系还没有形成。山西省的投资管理部门（省发改委）及行业管理部门（交通厅、农业厅、水利厅、环保厅、国土资源厅、住建厅、林业厅等）没有相应的机构进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政策、标准、规范制定，资质审查和行业管理，参与投资项目前期准备、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机构，也没有专业人员负责投资项目社会评价工作。

2. 缺乏社会评价的专门人才。山西省目前虽然已经聚集了一定量的素质较高、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社会评价专门人才，但与投资活动对社会评价人才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高等学校没有相应的社会评价专业，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人力资源缺乏长期的和稳定的人才来源渠道，为此要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及人才培训工作。

3. 专业人才参与力度不足。项目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专门的人员处理社会评价事务，如在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内的项目规划设计及运营管理机构一般不具备对项目进行全面社会评价的能力。另外在项目的设计、实施及管理机构也缺乏社会评价的专业人才。这就需要邀请更多的社会评价学者参与，但是在山西省投资项目的前期论证及项目管理中，社会学家的参与力度薄弱。

（三）社会影响评价体制不完善

山西省投资项目社会影响评价体制不完善，特别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发展比较滞后，目前还没有规范性的社会评价方法。

1. 山西省对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没有提升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层面，没有科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机制评价的目的、原则、方法不明确，评价结果对于政策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工程管理者，还是公众的限制不够清晰。

2. 山西省对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还缺乏各行业的社会评价操作规范。山西省对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存在各行各业没有制定相应的社会评价规范导则，因此，山西省今后要在全省投资项目统一规范要求的指导下，分别逐步制定反映各行业投资项目社会评价规范。

3. 山西省对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存在局限性。山西省对投资项目的社会评价主要表现在局限于项目的实施后期阶段。根据社会影响评价的目的和意义，社会评价应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每个环节。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出于审批项目的需要开展了社会评价工作。

四、对山西省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

为了进一步推进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工作，山西省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社会影响评价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增强全省对于社会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

1.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在政策执行推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山西省已明确成立了社会影响评价中心，下一步应该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协助各级人民政府积极的推进社会影响评价工作，各级政府应该从思想上高对重视，从行动是大力支持开展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2. 加强制度建设：社会影响评价作为系统的学科研究体系，涉及到各行各业，要想使社会影响评价要长期发展，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不利影响，就必须做好发展规划。从全省的高度，明确各级政府共同参与的制度。

3.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社会影响评价的实施对于项目建设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对于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预测，这对于项目本身的科学化、合理化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二）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培养更多人才

山西省应该完善与优化社会影响评价学科结构，提高与强化学科水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学科长期发展战略规划，集中投入建设资金、集成整合建设资源、集群定向引进人才，突出重点学科的科学规划与建设，形成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科学协调发展体系。

1. 加强人才培养：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的人才培养机制，在相关专业领域确定高等院校作为社会影响评价专业领域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2. 加强人才交流学习：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集中学习培训，制定影响评价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积极推进相关学科的全面交流、学习，培养综合性的社会影响评价人才。

3. 优化人才结构：按照中高低三级人才的合理配置，加强以老带新，已新促进的发展模式，保证人才队伍的结构合理，保持活力，促进社会影响评价工作的长期有序健康的发展。

（三）规范评价流程

社会影响评价是对于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要求很高，要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就必须在政府的政策层面上对社会评价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并由政府直接推动，这样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1.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主要明确什么类型的项目需要进行社会影响评价、什么机构有资格申请参与社会影响评价、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具体实施内容等，这些要以政府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2. 制定社会评价规范及标准：社会影响评价对于投资项目来讲，不同的投资项目有不同的社会侧重点，根据行业及项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社会评价工作细则，就显得尤为必要。建议进一步明确不同行业技术要求，政府应该尽快推出审核认可的，用于指导政府审批、核准和备案项目的社会评价操作规范，同时还应编写重点行业社会影响评价导则。

3. 加强社会评价专业培训：通过举办社会影响评价研讨会、社会影响评价专业培训班等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评价专业能力。另外要集合全省，甚至全国重点资源制定社会影响评价专业培训教材、社会评价高级专家的培训及全省范围内社会评价具体操作专业人才的培训。

参考文献

[1] 姜华，丁凯.开展社会评价日趋紧迫[J].浙江经济，2007 （07）.

[2] 伍跃辉.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SWOT分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4）.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4

职业认同是指职业人在长期从事某项职业的过程中对职业的肯定性评价。职业认同出现危机将会产生职业倦怠现象。良好的职业认同是稳定工作队伍、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基础和关键。

深圳市在2007年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试点城市之一，社会工作者队伍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一些问题，其中人才的高流失率尤为引人关注。社工离职影响专业关系的建立和专业服务的效果，同时阻挡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进程。掌握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化、促进社会工作事业蓬勃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深圳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现状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设计了采取5点记分的《社工职业认同调查问卷》，挑选来自深圳市的100名社工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运用spss软件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知本次调查样本职业认同的总均分为3.444，介于满意与一般之间，为中等程度范围，说明被调查对象有一定程度的职业认同，但是认同程度不高。

三、社工职业认同不高的原因分析

调查样本的社工职业认同不高，那么导致社工职业认同总体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更好的解答这个问题，笔者挑选了5个个案进行深入访谈。

（一）薪酬待遇低

1. 工资涨幅低。目前深圳市购买社工服务的标准为7万元每人每年，除去社工机构扣除20%的管理费，其余资金用于支付社工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但是总体看来目前该市社工的薪酬待遇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工资水平起步不算低，但涨幅小、发展空间较小。薪酬待遇影响职业稳定，使其缺乏对职业的持续承诺，导致职业认同感下降。

2. 拖欠薪酬严重。政府的资金支持培养了很多社工基础，但社工机构过分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自身造血能力较为薄弱。机构注册门槛低、政府监管缺位导致一些社工机构的定位出现偏差，经费使用不规范、管理经费支出大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影响到了社工的实际到手的工资水平。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当政府不能按时将服务经费拨付给社工机构时，少部分机构尚能通过通过自身筹措的资金来填补工资空缺，但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经济实力较弱的机构无力按时拨给社工工资。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加之拖欠薪资问题的存在对于一些社工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部分社工选择跳槽，寻找其他高薪工作。

（二）社会认同低

1. 公众对社工的知晓程度低。由于社工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其服务成效在短期内还难以显现，其服务范围还没有覆盖到所有社会大众，加之“政府对社工的宣传太少了，社工一直是默默工作的活雷锋”，在一些新闻媒体上鲜少见到社工的身影，所以目前社会公众对社工这一职业的知晓度比较低，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识与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社工的职业认同。

2. 公众对社工职业身份认识多元化。公众对社工的身份存在“社工就是义工”、“社工就是心理咨询师”、“社工就是公务员”等多种误解。职业角色和职业形象不确定性影响了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认同，社会大众对社工行业错误或是模糊的认知也影响社工自身的职业认知。社会的不认可与社会支持薄弱使社会工作者承受更多的职业压力和生活困扰，因而导致部分专业人员离职现象。

（三）社会地位低

1. 体制因素影响社会地位。目前，政府、企事业单位包办社会事务职能状况未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行政管理依然是我国社会事务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格局下，政府既没有放手发展民办社会工作，也没有让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分享到足够的公共资源，政府与民间社会工作机构没有形成一种互补充、共发展的伙伴关系。政府等一些体制内单位掌握着丰富的话语权和优渥的资源，而社工机构大多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其地位、声望低下，资源缺乏，对优秀社工缺乏吸引力。体制环境的影响使社工不能够充分发挥专业作用，专业价值感低。

2. 社工在用人单位身份地位尴尬。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由社工机构将社工派驻到相应的用人单位，第三方派驻模式存在的弊端造成社工在用人单位尴尬的地位和身份。一些用人单位将社工当做杂工，尤其是岗位社工被派驻到用人单位，不被重视，甚至不被尊重，工作性质模糊，致使社工比较难融入，工作不是很好开展。社工尴尬的身份，导致其在用人单位的地位不高，没有职业归属感，影响其职业认同。

（四）工作压力大

一方面，政府主导推进社会工作，社工行业发展依托政府。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场地和设施等硬件设施匮乏，社工在开展工作中必须倚靠用人单位提供各种物质支持，一些社工实际上从事的是用人单位行政上或是管理上的工作，很难开展自身的专业工作。另一方面，社工除了协助用人单位承担一定比例的行政职能以外，还需要完成每个岗位的专业服务指标，任务考核指标和文书制度是压在社工头上的“两座大山”。同时，针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需要长期的、巨大的精力和投入，而“长期的高付出、低回报会让人觉得身心疲惫。”

（五）社工自身的专业技能不强

目前从事社工职业的人员以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他们大多在高校接受过相关方面的专业教育，由于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等限制，使其接受的教育重理论缺实践。社工在岗位上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与书本上的知识相去甚远，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使一部分社工个人对专业技能掌握不够全面，无法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也无法协助服务对象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受“差序格局”等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陌生人难以产生真正的信任，由社会工作者对单个的案主提供服务就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

（六）提升空间小

1. 学习培训资源有限。一方面，在社工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深圳从香港引进督导，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本土化的问题，尽管香港督导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本土化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不可避免的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深圳市本土督导选拔体制的建立，在2012年底，香港督导相继撤出该市，本土督导既是社工又是社工的导师，在经验和学识等方面还有待加强。第三，社工的培训和发展规划非常的不清晰，现有培训在师资、硬软件设施等方面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

2. 晋升渠道狭窄。目前深圳社工的晋升渠道以管理和专业晋升两方面为主，管理方面主要是从事社工机构的管理职位，这种机会非常少，其余大部分人需要通过专业层面晋升，但是从一名一线社工进入督导体系门槛较高，选拔条件非常严格，这在一方面保证了督导队伍的质量，另一方面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造成了很多社工晋升无望。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5

关键词：个人资本；社会资本；职业配置

一、相关研究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关于职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即性别层面，关系层面，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

基于性别因素对职业的影响研究，吴愈晓、吴晓刚（吴愈晓、吴晓刚，2009）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在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非常显著。由于性别歧视的存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势下正在被逐渐的边缘化。（蒋永萍，2003）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公平对待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⑴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⑵招聘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⑶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⑷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易出现不利于女性就业的社会环境。（李军峰，2002）

关系层面上对职业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息为辅，网络的持续作用在于提供人情。（边燕杰、张文宏，2001）将信息经济学的信号传递与社会学的关系网络研究结合起来，王水雄、杨颖琳（王水雄、杨颖琳，2006）认为职业流动应该全面考虑求职者的可选择的机会集合、人力投资、关系网络以及信息传递的问题。

在组织层面上，任远、 陈琰（任远、陈琰，2005）研究社区发展的程度对社区就业规模和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消费理念的不同及消费能力的差异，影响了社区就业的需求量；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支持程度，影响社区解决就业的能力；社区发展的能力表现为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状况和处置能力，决定了社区就业需求是否能转化成为社区就业机会；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的程度，是吸纳和创造社区就业、推动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空间。

制度方面，求职过程中的制度信任是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规范管理的信任，求职者通过各种职业介绍部门、中介公司或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介寻找工作，都属于通过劳动力市场求职。（糜薇，2005）一个制度出现和强化的过程―随着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的增加―制度都将强化市场中行动主体的偏好，新增加的制度都将随着自身强化具有提高收入的功能。（梁玉成，2012）对个体而言，市场转型多引发的结构变迁首先体现为个体职业过程的变化，即求职和就业环境、职业获得方式、具体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位置和地位获得模式的变革。（秘舒，2012 ）

二、调查数据的分析内容

本文基于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对此数据的运用，运用Spss分析相关数据来了解个体的职业获得，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各种资源的利用。该研究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职业配置的影响因素，即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

（一）个人资本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5个变量：个人受教育程度、性别、政治面貌、工作技能及专业资格证书；

（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对2个变量来分析，即求职者拥有的权威关系和信息获得。

三、数据的统计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知，调查对象中在职工作者占调查总体47.1%的比重，这为本文分析影响求职者的因素提供了良好的数据资料。在职者获得目前工作的关键渠道依次为国家分配/组织调动、托人介绍推荐、个人直接申请、自雇、其他、顶替父母/亲属、人才交流会和职业介绍所。本研究将影响职业配置的因素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资本对职业配置的影响，二是社会资本对职业配置的影响。

（一）个人资本对职业配置的响分析

个人资本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人受教育程度、性别、政治面貌、工作技能及专业资格证书等方面。分别对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与性别和政治面貌与其就业状况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三个结果的Sig

对受访者上月工资与其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性别之间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先对受访者教育程度做虚拟变量，以受到小学程度教育做为参照项，将未受到过正式教育，初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做独立的虚拟变量与工资之间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分析结论可见，未受到过正式教育对工资的影响。相对于受到小学教育与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但是，有初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受小学教育程度对工资的影响来说，其工资随着变量每增加一个层次而增加。对政治面貌做虚拟变量，将不是党员的受访者作为参照项，考察是否是党员对工资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Sig

Y=291.359+207.929X1+771.341X2+160.861X3+262.521X4.

对受访者在获得目前工作的过程中，本文分析了当时的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的几方面要求，主要从性别要求、专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工作技能的要求几方面来考察。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的获得与是否拥有专业资格证书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工作的技能要求的分析表明，当时的工作单位或雇主对求职者工作技能没有明确要求的比重为42.5%，有工作技能要求的占12.2%，即工作技能部分影响求职者的职业获得。

（二）社会资本对职业配置的响分析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对求职者拥有的权威关系和信息获得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中权威关系包括提供就业帮助的人员及他/她与招工主管的相熟程度。信息获得考察提供的就业信息与受访者就业状况的相关性。

分析求职者就业过程中有多少人提供帮助的结果显示，就业过程中没有借助他人的帮助而获得工作的占32.9%，有21.3%的求职者或多或少的接受到他人的帮助，这表明人际网络资源对职业获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通过分析信息获得考察提供的就业信息与受访者就业状况间的相关性结果可知，Sig=0.000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职业配置的影响因素，个人资本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人受教育程度、性别、政治面貌、工作技能及专业资格证书等方面。对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性别和政治面貌与其就业状况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三个结果的Sig

参考文献：

[1] 吴愈晓，吴晓刚.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J]. 社会学研究，2009（4）.

[2] 蒋永萍. 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中国妇女就业论坛”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2003（2）.

[3] 李军峰. 女性就业与发展困境的原因探析[J]. 人口学刊，2002（5）.

[4] 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2001（2）.

[5] 王水雄，杨颖琳. 人力信息传递与关系网络的变动――以职业流动的个案为例[J]. 社会，2006（1）.

[6] 任远，陈琰. 社区发展与社区就业：影响社区就业的因素及社会政策研究[J]. 复旦学报，2005（2）.

[7] 糜薇.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J]. 兰州学刊，2005（5）.

[8] 梁玉成. 求职过程的宏观分析――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J]. 社会，2012（3）.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6

【关键词】 干旱灾害；预防措施

干旱可能发生在水分循环的不同环节。根据发生环节的不同，可将干旱分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旱三个层次。气象干旱，又称为大气干旱，是指因自然界降水和蒸散发收支不平衡造成的异常十分短缺现象，常用降水量、气温、蒸散发量等指标反映；水文干旱是指因气象干旱造成的江河、湖泊径流和水利工程蓄水量减少以及地下水位下降的现象，常用径流量、蓄水量、河道水位、地下水位等指标反映；社会经济干旱是指因气象干旱、水文干旱或人类活动引起社会经济系统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异常水分短缺现象，包括对农村、城市和生态的影响，常用作物受旱面积、作物受灾面积、因旱饮水困难、城市日缺水量等指标反映。研究分析旱情、评估旱灾影响损失以及安排部署抗旱减灾工作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干旱范畴的问题。

1．干旱灾害影响

根据干旱灾害影响范畴来分，可以分为干旱灾害对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详见表。

根据干旱灾害影响方式来分，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直接影响表现为对实物形态的财产、资产、资源等的影响，包括对农林畜渔业以及工业等直接造成的影响、因旱减少水力发电、航运受阻等。间接影响，包括间接停减产影响、产业关联影响和旱灾关联影响。间接停减产影响，是指由于因旱导致灾区减产，使其他部门因原材料供应不足或中断停工停产，如农、牧业减产导致工业原料不足造成产值下降；再如因水力发电量下降，使煤、油等燃料供应压力增加等。产业关联影响是一个产业部门因旱受灾后，对未受灾地区相关产业部门间接造成的影响。旱灾关联影响，是指伴随旱灾而产生的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如农作物病虫害、草场虫鼠害、森林火灾、土地沙漠化、海水入侵以及地面沉降引发的地质灾害等。

2．干旱灾害预防与应对

干旱灾害是自然气象因素波动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自然气象要素的波动，人类尚无法左右，但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预防和减轻干旱灾害的影响和损失。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干旱灾害的影响和损失，我国始终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抗旱减灾方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年来的抗旱减灾实践充分表明主动预防旱灾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坚持预防为主，要求人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持不懈地抓好抗旱减灾能力建设。做好预防工作，就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抗旱减灾能力的建设和提高涉及方方面面，如加强旱情监测体系建设、根据气候变化情况等对干旱来临的时间和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制定操作性较强的抗旱应急预案、完善蓄引提调等工程、加强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加强抗旱信息管理、做好抗旱物资储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节水型社会建设等。

工业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篇7

关键词：工程量清单；投标；最低成本

1为什么要测算投标企业的合理最低成本

工程造价管理的目的在于要求工程价格要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既然如此，在招标过程中，招标方为什么要求投标方的报价不低于其自身成本，而不是越低越好呢?因为，虽然从业主角度出发希望工程价格越低越好，但没有一家承包商愿做赔本生意，表面的低价，往往导致偷工减料，也可能带来合同签订后大量的、频繁的索赔，甚至导致拖拉、停工等严重事件的发生。所以，保证承包商的合理利益，有利于工程的顺利进行，在实际上也间接地维护了业主的利益。从而避免了招投标工作中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控制风险的可测性和相对性。

2工程量清单报价下工程造价的组成特点

工程量清单是招标文件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工程招标时，工程量清单是由招标人或其委托具有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中介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价依据和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设计施工图纸及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编制的反映工程实体消耗和措施性消耗的明细清单。项目实施阶段包含很多分部分项工程，如土石方工程、桩与地基基础工程、砌筑工程、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基坑围护工程、钢管工程、模板工程等，这些分项工程与项目的关系不外乎两类，即构成项目的有形实体的工程和不构成项目的有形实体的工程。其中项目实体的各分项工程，其工程量是确定的、唯一的。不会因施工方案、施工主体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些构成工程的必要成本，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不构成项目的实体的分项工程，其工程量不仅与实体工程有关，而且与施工方案、施工主体相关，且不会对项目建成后的正常使用产生任何影响，其影响仅限于项目施工实施阶段。故施工措施性消耗量不构成工程的必要成本，是工程施工中较为活跃的部分。投标企业可根据自身优势自主确定其消耗量标准，预算定额仅反映工程的实体性消耗，并作为统一性标准推荐使用。对于费率的确定，应按照国际惯例，把一些属于生产经营成本、福利性质和工资性质等支出全部引入成本，再由税后利润开支，并实行竞争性费率，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参照造价主管部门的费用标准自行确定。因此，业主提供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应仅限于那些构成工程实体，对项目的正常使用或外观效果等产生影响的项目。同时，业主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应尽量减少或避免漏算、多算或误算的现象发生，对分项工程的工作内容应做详尽的描述。并按照设计要求注明所用材料、设备的规格、型号等。在招标文件中要明确施工地点的具置、地理环境、水文地质、三通情况等以供投标企业参考。

3投标企业对具体投标单位成本的测算

3.1计算投标项目的社会平均成本

投标项目的社会平均成本是指依据有关部门所的消耗量标准和价格信息，工程类别编制基准造价，对于一些档次、价位差距较大的主要建筑材料，应由业主确定一个基本标准在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由于有关部门所的人、材、机消耗量标准和价格信息基本上是反映社会平均水平的，再考虑到工程造价的构成，即：

工程造价=工程量清单项目费+项目措施费+税金+规费+管理费+利润。

工程量清单项目费中的量是确定的，其价可按有关部门所的消耗量标准和价格信息。其管理费及项目措施费计取也参照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有关标准，在此基础上加上规费和税金就是实体工程项目的基价。对于项目措施费用，由于其属于非实体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的工程量或投入量都与施工方案有关，在确定或测算其成本时也应以社会平均的消耗水平为准。由于规费和税金是按照国家或地方法规按一定的比率计取的，这部分费用没有争议。通常，在不增加风险的条件下，投标企业降低报价的方法通常是降低管理费和利润，投标企业可以放弃所有的利润，而不可能放弃所有管理费。综上所述：

社会平均成本=工程量清单项目费+项目措施费+税金+规费

3.2成本与质量的关系

投标项目的社会平均成本的确定是在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的前提下计算的。在施工管理、工艺、操作水平均正常发挥的前提下，要提高工程的质量等级，必须对上述的各项提出高要求、采取新举措，因此势必带来人力、时间、甚至材料投入量的增加，从而也就增大了工程施工成本。质量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由于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带来的施工成本的改变应该在工程造价中体现出来。因此，在确定工程造价及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