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由普通高等学院按照新的机制与模式创办的独立院校，在高等教育中占据的地位也愈发凸显。独立学院有利于多渠道、多形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能够更好地调动各方面加大教育投入的积极性，更快、更好地扩大本科层次高等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其民办教育的形式必然导致学费远高于普通院校，高昂的学费给独立院校学生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也较为庞大。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助学金的投入比例，为高校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助学金等多渠道的资助方式；企业、慈善组织等民间形式也在高校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奖学金、帮扶结对活动，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支持。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的失衡，家庭独生子女教育，贫困大学生的自卑、封闭心理等，导致感恩意识的匮乏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无疑为高校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感恩意识，提出了现实要求。

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现状

目前，大部分高校主要的资助体系是以国家助学金为基础，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学起，进一步建立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新资助政策从完善制度入手，通过切实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力度、建立新的国家奖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和学校从事业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助学经费等措施，大幅度扩大受助学生比例，切实提高资助水平。同年6月，财政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又连续下发了8个配套实施办法，对促进新资助政策的健康实施提供了指导与保障，这对切实解决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资助政策和配套方法的落实，每年全国有20%的在校生会获得国家奖助学金的资助。

此外，部分企业、社会捐赠、校友资助等形式也为在校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特别是知名高校中，校友捐款成立的奖助学金比例也越来越高。然而，对于大多数独立院校，建校历史较短，校友比例较小，这方面的捐赠形式并不多见。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为例，现有的资助体系除了国家奖助学金外，几个学院还有部分企业资助的奖学金，校所在地的慈善组织也每年为经济困难学生安排帮扶计划，但惠及的范围比较小。

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

经济困难生认定体系不科学 现在大多数高校对于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主要依靠的是学生生源地所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调查表》。生源地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按照教育部、财政部于2007年6月联合下发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财政部门参照本行政区域内各地（市、州）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各地（市、州）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开具证明。但是，在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进行认定的时候缺乏准确的家庭财务状况、收入情况的调查，此项调查也没有可量化执行的标准机制，所以《家庭经济困难调查表》的开具并不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为例，现行的对于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中，对于新生仅依靠生源地开具的调查表作为经困生认定的唯一依据，凸显了在认定中体系存在很严重的薄弱环节；而在老生的经济困难认定工作除了依据生源地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调查表》外，还会对申请经济困难学生的日常消费情况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评。测评结果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也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人际关系的好坏等，所以客观可参考性较差。此外，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对于自己的贫困状况并不善于详实说明，导致从事认定工作的辅导员老师缺乏对其经济情况的真实了解，摸底工作难以开展。从以上两个角度考虑，现有的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和量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准确衡量学生真实的经济水平，致使部分真正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不能得到帮助，部分得到资助的学生缺乏感恩心。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中社会力量参与薄弱 目前，主要的资助体系以国家提供的励志奖学金和助学金为主，占学校总资助的90%以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问题，完全依赖国家和学校是不够的，助学资金只有建立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问题。目前国家对于社会各项资助引导不够，没有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社会各界对于资助学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在现行的经困生资助体系中，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严重不足。现有的以国家奖助学金为主的资助体系，虽能较广地覆盖到需要的同学，但在独立院校中，对于家庭经济贫困学生中的经济特困生并不能完全解除高昂学费的后顾之忧，国家奖助学金并不能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情况进行资助。如果加入更多的相对自由的社会力量，则更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贫困学生的受教育需求。

精神资助体系不完善 随着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在独立院校高昂的学费的压力下，这种差距体现得愈发明显。其中，有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窘迫而产生了思想、道德和心理上的“精神贫困”问题，如缺乏感恩之情、诚信之心、自卑心理严重、人际关系僵化、自我价值否定等。一部分受资助学生，认为国家的奖助学金是应该的，对国家、学校的资助缺乏感恩之情，极少数学生在申请经济困难生过程中有虚报材料的问题，不按时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缺乏诚信原则。经济困难生存在的问题不止于物质的匮乏，更严重的是精神世界的扭曲，缺乏自立自强、积极进取的精神。而现行的高校资助体系并没有把精神资助作为主要方面，缺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的引导、支持和帮助机制，因此，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虽然获得了物质上的资助，但却很难实现真正的精神脱贫。

将资助体系与感恩教育相结合

我国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虽存在较多不足，但对促进教育发展、弥补教育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将资助体系与感恩精神教育相结合，是建立合理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还是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都起到举足重轻的作用。笔者对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加强感恩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可操作、科学、客观的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资助体制 目前，经济困难生的认定以生源地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调查表为主要依据，缺乏一系列可操作、客观的量化认定体制。建议以生源地、家庭收入、教育支出、健康状况等因素为认定参数，制定一个量化的操作准则。各高校将量化准则与学生日常消费的民主评议相结合，建立以班主任为领导的认定小组，综合对申请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划分多档标准，同时为经济困难学生建档，每年对数据库进行认定更新，确保每一份助学金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议为学生资助建立相应的法律保护体系，确保资助程序在各级相关部门操作中有法可依。法律文件的制定，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如德国的联邦奖学法、日本的育英法、其他国家的学生资助法），确定资助目的和受资助对象、资助主体的行为规范，建立某种资助政策实施保障，以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多渠道、多方式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单纯的直接经济资助，不利于学生感恩心理的培养；而建立多渠道、多方式的资助体系，则更有利于学生自身的物质水平、精神水平的提高。第一，提供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资助。学校可以设置相应的经济困难学生服务机制，鼓励学生参加勤工助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劳动报酬。加强学生的服务意识，将感恩教育与资助并行发展，在为学生提供资助的同时，让学生在工作中增长社会经验和自身竞争力。第二，加强校企合作，引进校外资助。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很多企业、社会机构都是慈善捐助的主流力量。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社会对其关注程度较高，引进社会力量资助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回馈社会，更有利于培养、加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水平。

加强感恩教育，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并行发展 第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受到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影响，在心理健康方面更容易出现问题。其中，很多人有明显的自卑心理和人际交往困难情况，因此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还应包括心理资助。学校应系统地为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改变经济贫困的同时避免成为心理贫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心理健康讲座等方式，增强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调试能力。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自强教育。第二，深化感恩教育。“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校思政教育更应该注重感恩教育。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明确资助是手段，育人是根本。资助体系要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才能使资助工作不仅仅停留在物质资助的层面，做到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培育他们，在能力上锻炼他们，达到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经济上脱贫、精神上解困”的目标。在贫困生的日常教育中加大感恩教育的比例，教育广大受助学生常怀感激、传递关爱、知恩图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教师、学校、国家和社会，从而增强他们的感恩之心。

总之，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除了要注重经济的支持，解除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外，在独立院校中更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感恩教育，真正帮助学生在物质、精神两方面脱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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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2

关键词：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提高计量保证能力 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实施名牌战略

实施名牌战略是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是有效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要求之一。名牌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实力和形象，在市场经济下，拥有名牌就拥有市场，就拥有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实施开展好企业名牌创建工作，进一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是质监部门一项重要职能。

一、帮助企业进行科学质量管理，切实提高企业质量保证能力

实施名牌战略意义重大，据统计江苏省名牌产品的销售额约占全省工业经济总量的25%，成为我省工业的重要支柱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力量。因此，为了振兴地方经济，要大力帮助企业申报国家名牌、省名牌和市名牌，培育和发现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地方知名产品，切实做好“三级名牌”创建服务工作。采取“遇山凿路，遇河搭桥”的方法，深入有条件的企业开展ISO9000族标准贯标工作，加快我县企业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引导企业进行质量管理创新，组织企业深入开展QC小组、现场管理、质量改进、降废减损等活动，帮助企业总结推广工艺突破口、质量控制点、质量否决制等质量管理先进经验，切实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进一步做好质量建档工作，全面了解我县上规模企业的质量状况，为县委、县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严把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关，使一些生产能力强、仪器设备齐全的规范型企业脱颖而出。

二、帮助企业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切实加快企业技术进步

首先要坚决消灭无标生产，减少或控制低标准生产行为，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科学地建立以技术标准为核心，包括工作标准和管理标准的标准体系。要通过标准体系的有效运行，实现企业的最佳秩序和最佳效益，并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促进企业产品的优化升级。其次要大力推进采标工作，采标即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是廉价的技术引进，鼓励地方企业加快采标步伐。第三是要以加强服务企业，提高竞争能力，消除贸易技术壁垒为目标，加快我县标准资料库的建设，积极为我县企业提供查标、索标和创名牌服务，为我县企业实现与国际接轨提供技术、信息保障。

三、帮助企业提高计量保证能力，切实加强企业计量基础工作

计量保证能力是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的必务基础，我们要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帮助企业提高计量保证能力。对大、中型企业，要重点引导，帮助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参照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来完善企业计量检测体系、管理体系。对一般企业，要帮助企业提高计量保证能力，尤其是对计量工作有一定要求，管理有一定基础，争创优质、名牌产品的企业，要根据企业自身需要帮助采用科学的计量管理技术，鼓励企业增加投入，配备与生产、经营数适应的计量检测手段。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小型企业、私营个体企业，要以经济发展和企业实际需要出发，进行监督指导和服务帮助，重点是帮助他们培训技术力量和解决技术问题，加强计量器具的有效管理。

四、帮助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切实抓好打假治劣工作

要依法取缔制假、售假窝点，把重点放在那些直接影响人体健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上。在生产领域从许可证和安全认证产品入手，做好事先保证和事后监督工作，确保企业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积极开展打假保名优活动，实行打与帮、打与治相结合办法，扶优治劣，提高名牌产品的市场信誉和竞争力。通过抓打假治劣，堵源截流，从源头上净化市场，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3

一、发展性资助的内涵

发展性资助是一种以经济资助为基础，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能力和素质提升为目标，帮助困难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资助理念。与保障性资助理念相比，发展性资助更加注重“能力资助”、“精神资助”和“心理资助”。促进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始终是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能力提升以及品格塑造都应成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也应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从少数民族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培养少数民族困难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勇于创新精神。高校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在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性资助不是简单的给予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而是在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择业就业能力等方面予以指导，改变以往“输血式”的资助模式为“造血式”的资助模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培育心理资本、锤炼意志、锻炼能力，在心理、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所探讨的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指的是除汉族以外的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困难学生的成长特点，具有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共性，但是在心理特征、文化习俗以及社会认知等方面也具有少数民族学生特殊性。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少数民族困难学生大多来自西部边远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性，西部边远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长期的经济贫困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自卑和敏感，素质教育的举步维艰给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带来的是综合能力的欠缺。大学阶段，来自西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还有心理贫困和能力贫困。在参加社团活动、学生会组织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易融入新集体，不善于团队协作。在心理方面，少数民族学生进取心较强，但灵活性、协作性相对缺乏。在学习认知方面，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态度认真，但由于地区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基础知识相对较薄弱，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对新知识的理解、接受和运用能力还存在不足。

三、高校少数民族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重“经济资助”轻“心理资助”

经济贫困不足惧，精神贫困尤可怕。当前，在资助育人实践中，辅导员一般能够认识中西部少数民族学生的经济差异，在进行家庭经济情况困难认定时，注意从学生的家庭地址、户籍、民族、家庭收入等方面来综合判定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给予中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一定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资助育人工作的针对性。然而，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因长期物质贫困而带来的自卑情绪、因学业困难而造成的焦虑心理和因成长环境不同而引起的人际交往障碍对他们成长成才的影响更大。因此，心理帮扶和精神帮扶理应是高校少数民族?W生资助育人工作的必不可少的部分。高校资助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在保障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经济基础之上，应当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心理差异，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优良品格，增强少数民族学生承受挫折和战胜困难的能力。

（二）重“经费管理”轻“过程管理”

目前，对于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经费的使用、管理、监督和考核高校都有一定的量化指标，然而，对于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率还没有一套科学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资助育人工作的“过程管理”和发展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中，来自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心理层面、能力层面的困难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经济上的困难易造成心理上的自卑、不愿参加班集体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害怕与别人交流，长期的自卑与封闭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能力的提升和优良品质的形成，导致高校少数民族学生陷入经济困难和能力匮乏的双重困境，形成“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三）重“单向输入”轻“能力培养”

在资助育人工作实践中，国家和社会对于高校资助工作予以很大的重视，并进行了相当大的投入，大力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搭建了制度兜底。但是这种“单项输入”式的资助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滋生了“等、靠、要”等不良社会风气，不少大学生并没有形成回馈社会的感恩教育，挫伤了资助者的慈善热情。在利益驱使下，有些大学生制作假材料，上报假数据，假冒贫困生骗取补助金的行为，出现了受助学生缺乏诚信意识、社会责任感不足等问题，加剧了社会诚信危机。

四、发展性资助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资助策略

通过有效资助与帮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养成积极心理品质，实现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是发展性资助的工作重点。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现实因素，少数民族贫困生既有一般贫困生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因此，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应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将发展性资助理念引入到对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有效帮扶中，既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又帮助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养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和优良品格，在人际交往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上有较大的提高，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注重“心理资助”，培育心理资本

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还有经济贫困带来的心理贫困，诸如自卑、羞怯、抑郁等心理障碍。在现实生活中，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经济上的贫困往往能够被辅导员注意到，然而，恰恰是这些被长期忽略的心理贫困困扰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心理贫困和能力贫困又进一步加剧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经济贫困。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输血式的扶贫，而是包括心理扶贫、能力扶贫在内的造血式的帮扶。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西部边远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生的贡献，因此，对于西部边远地区学生的提供心理资助显得尤为迫切，高校应该关注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需求，更加关注“心理资助”，培育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资本。心理资本由自信、乐观、希望、坚韧、情绪智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构成，是个体积极心理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言，拥有较高心理资本的大学生，能够较好的处理学业、社团活动、人际交往、就业等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可以结合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帮助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自信心，提升心理资本。

（二）加强“过程管理”，完善激?畋＝?制

“过程管理”是使用一组实践方法和技术以实现控制和改进过程的效果、效率和适应性的管理方法。在高校的资助育人工作中引入“过程管理”就是要运用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提高和改进资助育人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在资助过程中，更加注重对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关爱、能力扶持和品格塑造，从而实现从“资助”到“育人”的飞跃。经济资助只是资助育人的方式而非目标。为了避免单一的经济资助带来的弊端，高校应加强对助学金的“过程管理”，完善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激励保健机制。首先，要制定细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客观公正地评定申请学生的家庭困难程度，加强对助学金的“动态管理”过程。高校在进行资助政策宣传时，还应该注重结合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互助等民族政策进行宣传。其次，根据量化指标体系加强对少数民族贫困生的动态管理和考核。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背景和成长过程具有特殊性，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在英语和计算机的学习和应用等方面与内地汉族学生有一定的差距，高校可以举办民族生英语四六级考试补习班、计算机等级考试补习班，指导少数民族学生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结合少数名族学生的兴趣爱好指导他们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逐步构建以“学业指导、心理辅导、能力提升、就业帮扶”为一体的民族生发展性资助模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少数民族学生心理档案和成长档案，阶段性的开展心理辅导和谈心谈话活动，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资本，塑造其优良品质。

（三）尊重少数民族学生个性，发展学生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也有独特的闪光点，教师应充分挖掘学生的优点并加以放大，有意识的增加其自信心，尊重少数民族学生个性，发展其特长，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展互助互学活动，鼓励学生自我教育与成长，进一步推动社团建设与发展。为此，高校可以搭建少数民族学生社团，发挥“朋辈互助”的作用，开展自助、互助、助人活动，帮助其成员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夯实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有效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需求搭建丰富多样的活动载体，助其成长成才，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团队合作意识、拼搏竞争意识等。针对边远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能力不强，学习方法欠佳的问题，高校可以组建学习互助小组或邀请专家学者作英语、计算机、社交礼仪等学业指导讲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鼓励他们将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高自身创新创业能力，鼓励他们毕业后回乡创业，带动家乡经济发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实现人生理想。

五、结语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4

关键词：广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019-03

一、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涵义

农民经济合作的本质是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帮助，是集体互助协作对于合作这个词的意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共同工作，即农民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二是为了共同目的共同完成某项任务，这是利用集体力量进行自助。也就是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自愿参加的，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加入组织的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方面的互助合作，按照一定的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的互经济合作组织。一般也可表述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

（二）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现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东省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近年来，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在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呈现出合作广泛、形式多样、机制灵活的发展态势。自从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截至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893户，出资总额8.96亿元，成员总数12 316名，其中农民成员11 381人。在发展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逐渐扩大。截至2008年上半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出资额达104.4万元，是2007年的4倍。截至2008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已经有12 316名。

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合作形式多样、机制逐渐规范、服务种类日趋增多的发展态势。随着各级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单位的发展壮大和规范化运作，参加成员生产经营困难逐渐减少，由于产品数量增加、质量提高、竞争力增强直接导致了成员收入的增加。目前，广东省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有加工、购销和提供其他服务的经济实体，把经济实体的部分利润分配给组织成员，让成员在获得农产品最初收益的同时，分享到加工、购销和其他环节的部分利润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凝聚力、吸引力所在。

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广东省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广东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化和非组织化问题。目前，广东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着法律“真空”；起步晚、规模小、带动力有限；合作内容层次低；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运作经费困难，影响范围窄；扶持政策和服务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各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偏小等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广东省经济外向度日趋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着越来越强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作用机制

借鉴发达地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成功经验，建立较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就是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安全体系。通过各种类型的专业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制定、执行以及传播农产品质量标准是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提高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作用机制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

根据农业踏轮理论，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农民使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所消耗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其他农民也会模仿使用该技术，当技术扩散到一定阶段，更多的农民被迫使用该技术，从而使新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消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从事同一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的联合，组织中的农民在学习过程中目的性增强，使科技推广更富有针对性，通过示范引导、办培训班等形式，可以让农民充分了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优点，其他农户完全可以搭便车获得相应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先进的农业科研成果很容易在成员中间扩散，从而有利于缩短技术创新到被引进和广泛使用的周期，具有较高的推广效率。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示范效应、教育功能等，能有效推动无公害和绿色农业技术在广大农户中的应用，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二）有利于规范农户的生产行为，推动农业标准化的实施

实践证明，介于市场和政府的中间组织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引导农户进行生产，同时通过约束与激励等机制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实施标准化。通过相关主体把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户联合起来，采用先进适用技术，统一质量标准，实现规模经营，从产地环境管理、农用生产资料的投入、生产技术的规范到加工包装、储存运输等环节的控制，全程采用标准化的流程，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等安全农产品生产的主要方式。中国颁布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明确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实记载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动物疫病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收获、屠宰或者捕捞的日期等。因此，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生产各个阶段的标准化管理，实现对农产品生产从种源、投入品统一供应和使用到采收销售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有利于规范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促进优质农产品的供给。

（三）有利于创立农产品品牌，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实现

通过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动，有利于帮助农户在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创立农产品品牌，积极推动各类产品的质量认证，从而通过产品质量的提高来促进农户的增收。只有当优质优价原则能够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得到体现时，农产品的逆向选择行为才不会发生，生产安全农产品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市场的激励和正向反馈会引导农户自觉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要素进一步根据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安全农产品生产技术的需求逐步增加，安全农产品的市场容量日益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四）有利于加快农超对接模式，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

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带动，有利于把农产品销售的超市农贸市场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系起来，形成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销售市场（超市或农贸市场）—消费者的链接模式，从而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进一步强化农业生产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从而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三、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政策建议

台湾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也曾面临与广东省相似的问题，台湾通过制定《农会法》确立了农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农会组织机构的分级建设，为协助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而更好地确立了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因此，广东省可参照台湾农会等农民团体的机构设置，完善本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文规定和组织机构设置，提升其分级监管管理作用。

广东省要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应该加强和完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等民间组织或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职能，发挥它们在食品供应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培养和加强农户与食品企业的自律意识和自觉性。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已有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或率先确立较高水平的行业及企业标准，并逐步与国际接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确保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作用还有助于食品召回制度的实施。美国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所采取的食品召回制度，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美国食品召回是企业的自觉、自愿行为，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下实施。食品召回制度建立在食品供应者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基础之上。广东省目前的食品生产，分散的规模狭小的农户、小企业的生产方式很难采取这种制度，而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或协会将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对已经流人市场的不安全食品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害，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四、小结

实践证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广东省的食品安全质量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可以参照国内外一些实践经验，通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广绿色农业技术，规范农户的生产行为，促进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实现，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等作用模式，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建立。因此，政府应该促进各个地方农村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发展该组织在促进食品安全方面的功能，才能更好地确保中国的食品安全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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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5

一、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价值追求

（一）首要价值追求：政府、学校助学资源效益最大化

根据《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07—2011年）》，2011年我国资助学生7874.08万人，资助金额达980.14亿。资助学生由比2006年增长2.12倍。到2016年，当年资助金额超过1600亿元，增幅8.24%；财政投入超过1100亿元，增幅5.45%；学校和社会投入近580亿元，增幅13.4%；我国受助学生超过9000万人次，增幅7.6%[2]。资助金额、资助覆盖面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助学资源在政府主导作用下充分发挥了济困助贫的作用，但实施过程中因资助项目金额高、审核过程简便造成学生甚至家长一起为个人经济利益比穷、不惜造假的现象，造成了资助资源的浪费，给资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应以财政助学资源效益最大化为首要的价值追求，尤其是把好入口关，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工作的审核以及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力度，保证资助资源能确实用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实现要求的精准资助。

（二）直接价值追求：高校资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高校资助工作在政府主导、学校为辅、社会为有益补充的框架下已经基本完成了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最初目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资助项目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如作为解决学生学费主要途径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15年开始取消对高校、生源地的贷款规模限制，实行按需申请，应贷则贷，但在苏北某高校，该政策实施前后，虽然贷款总金额显著增加，2015年比2014年增加14.05%，2016年在上一年基础上增加20.96%，但贷款人数占当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百分比上，2014—2016年分别为26.75%、26.9%、29.19%，增长并不显著，说明贷款金额的增加更多的是因为学费标准提高，生源地贷款申请上限的增加，作为保障型的资助政策，生源地贷款的作用也已基本发挥，无偿资助的各项助学金、困难补助更受贫困学子的青睐。高校资助工作作为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追求可持续发展，要从基本目标的完成过渡到长远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资助，只满足学生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面对新形势，广大资助工作者应立足学生成长与社会发展要求，主动探索资助工作本身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优化资助项目、加强制度建设、合理分配资助资金等，摆脱以经济帮扶为唯一手段的僵化思想，推动资助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使资助工作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

（三）根本价值追求：学生成长成才和身心全面发展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内部的缺失状态，即人的需要。经济资助满足贫困大学生的低层次物质性需要，而贫困大学生对自我有着积极的期望和成长的要求，获得他人的尊重，渴望被群体接纳和欣赏，追求自我实现。资助育人的价值不仅仅是满足个体直接的生存需求，而且要使个体生活得更有意义、更高尚[3]。

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目标，也是高校资助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以学生成长成才和身心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符合心理学中关于人的需要层次有关理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有对经济资助的需求，也有克服自卑、塑造健康心理、提升学习能力等方面的需求，高校要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价值追求，为困难学生提供心理、学业、就业、实践等多方面的帮助，以经济资助为基础，以心理资助、实践创业、学习能力提升为辅，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内涵

（一）以学生为主体

发展性资助体系是以物质性的经济基础为保障，通过观念、方法和制度的建设，帮助困难学生形成七种能力，确立自我认同感，彰显资助育人的精神性和价值性功能，最终达到育人模式的全面发展[4]。该内涵决定了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不能无视学生个体的需求差异，单纯地为了完成资助资源的使用而开展资助工作，而要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资助方式。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学习能力问题等方面具有易感性，他们对心理疏导、专项辅导、能力指导有迫切的需要，而对简单便捷的经济资助感到麻木，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在心理、技能等方面的需要无法通过经济资助手段满足，而要辅以心理疏导、专项辅导，甚至发动经济困难群体中优秀成员的力量给学习困难、心理亚健康的学生以经验传授、同伴支持。

（二）以资助方式的内容多样化为特点

传统的助学金、困难补助等无偿经济资助因为申请过程简便、覆盖面广，而在资助工作发展初期取得很好的经济资助效果，近年来却因资助金额高、审核简单而引来一些争议。发展型资助模式构建过程中应正视这一问题，通过设立多样化的资助方式，以及结构调整和方式方法创新使得高校资助工作涵盖常规资助工作、主题教育活动、专项培训、受助学生发展状况评价等多样化内容。国外也在此方面做了卓有成就的努力，如美国常青藤高校普林斯顿开展“优秀学生伙伴项目”，具体包括学术强化、职业发展、同辈指导、伙伴计划，由专业教师、高年级学长共同参与组织，定期开展专项活动，帮助学校的本科生，特别是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学生增强参与感、归属感，在校园获得良好发展[5]。国内虽有不少高校也在做类似的尝试，但因部门壁垒、专业教师精力有限等原因往往无法长期稳定实施，活动价值也缺乏自上至下普遍性的认同，活动层次、效果往往容易流于形式。

（三）以过程管理为依托

以发展型为导向的资助育人模式的构建以过程管理为依托，不再将资助工作等同于一时资金的发放和发放结果的考核，而应以经济资助为基础，通过教育、管理、服务、实践职能的强化，在资助工作中落实对学生学业、创业、就业、职业四业联运的培养机制，进而提升资助的育人效果，注重资助过程中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提升和资助效能的提高，如受助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及社会反响，创业创新活动的扶持。

三、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构建路径

（一）误区

1.将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实现等同于举办学生活

动。此误区容易导致高校资助部门为迎合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而频繁地举办学生活动，造成高校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甚至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学生在被动中重复参加性质类似的活动，背离了资助育人的价值追求。举办学生活动是构建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手段和载体，是实现培养学生感恩意识、实践能力等育人目标的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不能将二者画等号。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是一种资助目标、价值取向，包括以发展型为导向完善各项资助政策、创新资助手段、落实监管机制等内容，而举办学生活动只是践行育人理念的一个途径，践行育人理念应在避免低水平重复举办学生活动的同时，拓宽实现路径和形式。

2.将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意义等同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指导下的学生管理工作转型与发展，属于实践活动，前者只是借助后者的部分原理开展扶困助学和育人工作，同时资助育人模式的探究与构建也借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外的其他专业如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工作重点包括助学资源的有效使用以及受助学生的培养两个方面，两者共同点在于服务对象都是大学生，长远目标都是学生的成长成才，达成的目标有部分相同之处。

3.将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评价等同于受助学生个

体的多方面能力的简单罗列。此误区一是容易将对受助学生的培养方向局限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易于被高校作为宣传亮点、社会关注度高的少数几个方面，但受助学生个体的需要的差异性容易被忽略。二是容易将高校资助部门的工作职责范围扩大到团委、就业、心理健康中心等部门职能，造成受助学生被多个部门组织参加性质类似的活动，资助部门承载的事务性工作量过大，育人效果反而令人不是很满意，也容易使资助工作者放松对资助工作本身的制度建设、过程监管等基础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二）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构建措施

1.资助项目分类的精细化。将资助项目分为救济型资助项目与成长型资助项目两大类，在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保障型资助的同时，加大对成长型资助的资金投入与宣传力度，以营造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氛围，激发学生成长成才的动力。现有高校资助体系有争议的地方在于保障型资助的比例较大，影响了资助工作在校园和社会上的认可度。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要在救济型资助项目与成长型资助项目之间做好比例的权衡，在国家财政投入用于国家助学金的比例较大的现实情况下，高校可将自筹资金用于有条件的成长型资助项目，如增加勤工助学岗位数和薪酬，对校园内评选出的励志、自强之星等进行宣传和奖励，对学业、创业、就业起到引领和带头作用的受助学生进行专项表彰，开展相应的项目管理，围绕受助学生学业、创业、心理等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开展活动，提供活动经费支持。

2.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也是深化高校资助工作育人效果的重要载体，学生社团的良性运转有助于推动资助工作的转型与发展，通过组织学生社团参与资助育人活动，能够增强学生对资助的感受性、参与性，强化学生在资助育人活动中的主体自觉性。以苏北某高校为例，该校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开展勤工助学考核、编印学生期刊《结草缘》、家教培训、主题教育活动、资助工作调研等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带领下设的家教协会、民族文化交流协会、伯藜学社等社团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特色活动，其主要成员每年就业率、考研成绩显著。

3.强化资助的过程管理与监控。强化资助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公开性、育人性的管理，对受助学生的志愿服务情况、学习进步等个人成长情况建立跟踪机制，将育人融入资助常规工作中，提升资助的育人效能。传统的资助方式聚焦于入口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助关——组织学生申请，审核发放各类奖助学金，这样的资助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出资者和受助者双方的需要，这就要求构建以发展型为导向的资助育人模式，将资助工作延伸至受助学生能力培养教育的过程中，将学校的资助以项目的形式融入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同时加强资助实施中的风险防控。

4.整合校内外资源协同育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对贫困学子的关注，捐资助学的集体和个人逐渐增多，资助标准和资助总量也有增多的趋势。对这些校内外资源可以多角度整合进行协同育人工作。如让受助学生参与相应的捐赠者活动安排与管理工作中去，加强其参与性、服务性意识与能力培养，在活动过程中帮助受助学生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发挥学工系统的平台资源优势，关注受助学生的纵向成长过程。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篇6

關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32-05

质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關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而且还必须關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前景及其持续性。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關注增长质量成为千余位参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热议的论题。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进行价值判断；二是提出经济增长在数量提高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质量。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加有道德的经济增长，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经济主体不同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要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重视经济增长价值判断的建立。

一、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道德基础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影响。

1.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激励和约束，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道德基础在客观上也是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存在的。这种隐形的经济构成要素通过为经济活动提供理念支持、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活动效率受制于具体的经济制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建构总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支配下完成的，道德基础作为社会的主流伦理价值对经济制度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的道德基础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有效的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增长。道德基础通过激励为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开拓”、“进取”、“奋进”等伦理精神对经济主体的开拓性经济行为给予激励，在承担高风险的条件下依然勇于前进，即使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遭遇到经济上的失败，经济伦理也能够使他获得精神上的补偿，这种效应就能够引导更多的人进行理性的风险投入，从而为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实现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创新、经济发展。道德基础通过协调，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基础。只有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经济主体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法律以外规范竞争环境的主要因素即为道德基础，它以确认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充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虽然市场竞争的道德基础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竞争能力上的差别，并把竞争中的胜利与失败看成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它坚决反对把竞争优势上升为人格优势，并且反对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确立的竞争优势。在倡导正当竞争的同时，它提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致力于协调竞争關系的结果，从而使经济压力转化成为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2.道德基础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体现了经济主体的社会性，直接服务于社会功利目标，肯定道德基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肯定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的统一。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卡尔·霍曼认为，从道德上规范现代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于设计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履行其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个人良心才可抵消体制失灵，最终保证道德标准高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这表明，认同并开发道德基础的价值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特殊意义，强调经济主体向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延伸。虽然自利行为公益化有时候会使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却促进了其利益的增加。

自利行为过程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的利己的实现过程也是利他的实现过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取得只能在与他人的双边關系中实现。作为对等的经济主体，双方的利益在交换过程中的顺利表达，要求每一方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必须要有等价的付出，也就是说自利行为必须要以利他为前提，由于与特定经济主体发生交换關系的对象是多元化的，因此利他便形成了公益。如果一种经济行为过程只表现出利己性而无法达到公益化，则在经济上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在道义上也陷入利己主义，也就是道德基础所反对的。相应的，结果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利己行为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必须同时作为社会化公益而存在，体现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有用性。道德基础要求经济主体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利己行为的公益化：一方面，通过税收使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所有权发生改变，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所有转化为社会公有，以财政收入为形式，以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归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使税后的经济利益以新的形式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对于经济主体意味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税收，公益性得以实现，道德基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由此表现出来。

3.道德基础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使社会文化充斥了经济利益，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虽然也包含着文化的品味，但文化的深层内涵却被明显的物质化了，文化成为了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在揭示市场交换的文化危害时就指出：“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虽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冲突，但在道德基础的作用下，这种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道德基础能够帮助将物化的文化人性化，实现道德基础的文化价值。

合理健康的道德基础有助于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经济交往环境，有助于维护正当的财产权、契约關系和交换活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可以通过倡导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意识，淡化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增强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情怀，从而缩小物性文化与人性文化之间的差距。虽然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可以融入到现实的人文情境之中，使物性的经济文化以人性的文化特征来表现。道德基础可以控制经济文化中的唯利主义，阻止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过分膨胀，最终把经济文化定位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现代道德基础在肯定经济主体的自利权利时，特别将互利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凸现出来，对“互利”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利的确认，在人格意义上体现着对其他主体价值的肯定，尽管这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文化概念，其人性特征却很鲜明，由于有了人性作为纽带，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沟通就成为可能，人们将不会感到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巨大反差。这对于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对整体的社会风气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

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要追求有道德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同时还包括增长主体道德水准的提升。道德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质量呼唤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包括以下方面：

1.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求利

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经济增长质量鼓励经济主体理性求利，正当的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增长质量是在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要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下，社会合理运转，经济增长与道德优化合二为一。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道德约束，违背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就会出现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诚信缺失和享乐主义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财富的追逐偏离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理性求利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将个人或者团体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是一种积极的财富创造过程，主张自身利益的获取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2.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消费

正确而合理的生产、消费行为与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道德观可以为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提供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提倡理性消费，既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又提倡合理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适度消费、崇尚节俭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效益扩散，又使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消费的过分压抑，不仅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循环，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的增长，但是在实现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要以合理消费作为道德准则。经济增长质量要求与之适应的理性消费的道德准则，做好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促进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在经济增长中承担社会责任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导致个体对国家集体的社会责任缺失，人类的同情心正在逐渐泯灭，相互间的感情共鸣被物质利益替代，造成了无情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经济规律与道德基础共同引导着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