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1

【关键词】企业并购；长期绩效研究法；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

企业并购是指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Merger & Acquisition”（简称M&A）。企业并购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其对象是产权。企业并购的实质是在企业控制权运动过程中，各权力主体依据企业产权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进行的一种权力让渡行为，它是在一定的财产权力制度和企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某一或某一部分权利主体通过出让所拥有的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获得相应的收益，另一或另一部分权利主体则通过付出一定代价而获取这部分控制权。

伴随着并购理论的发展，并购绩效的经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丰富。并购绩效的检验一般以并购前后股东财富的变化来衡量。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证券市场的历史较短，与国外的并购绩效研究方法还不一致，国外有些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并不适用，因此，有关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二、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种：长期绩效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

（一）长期绩效研究法（Long―term Performance Study）

长期绩效研究法也被称为会计研究法(Accounting study，Accounting measurement) 是采用企业的相关财务信息，以反映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为评判标准，通过对比企业并购前后或企业在并购以后与同行业其它企业相比绩效的变化去判断并购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该方法所使用的财务指标主要有收入、利润、每股收益(EPS)、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销售收益率(ROS)等等。

（二）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Event-Study Methodology）由FFJR（Fama、Fisher、Jensen和Roll）于1969年提出，是并购绩效检验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主要是指运用金融市场的数据资料来测定某一特定经济事件对一公司价值的影响。该方法把企业并购看作单个事件，确定一个以并购宣告日为中心的“事件期”（如-1天，+1天），然后采用累计超常收益方法来检验该并购事件宣告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效应。“事件期”长短的选择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十分重要。一般而言，选用的“事件期”越长，有关事件的影响就越全面，但是就难以保证事件期的“清洁”，即不受其它因素干扰。虽然事件研究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该方法的完善和被广泛接受则得益于Ball和Brown对会计盈余报告的市场有用性的经验研究和Fama对股票分割市场反应的经验研究所起的示范作用。

三、有关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一）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不统一

总结国内外企业并购绩效研究，不同的学者对于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条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采用长期绩效法进行研究时，大多数学者都采用几个单独的财务指标来分析企业并购前后的绩效变化，缺乏统一性，财务指标的选择范围也不定，有的研究选用包括EPS、ROA、净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等多个财务指标组成综合指标进行分析，有的选取ROE进行前后期的比较，有的研究针对我国目前净利润容易受到操纵的现象，提出选择主营业务利润率及相应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由于目前在学术界对财务指标体系选择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也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对采用事件法进行研究时，样本选择的假设条件从几条到十几条不等，这样在数据上有质的差异，当然结论自然就不可能一致甚至还会相反。

（二）样本数量的选择不统一

国内外学者对于采用事件研究法，在样本量选择的差异中更明显。例如：国外学者中Ravenscraft和Scherer(1987)选取了1950-1977年间的47l家并购公司为研究对象；Healy，Palepu和Ruback(1992)以1979～1984年间美国的50起最大兼并活动为样本；而国内学者中李善民和陈玉罡(2002)选取1999～2000年间沪深两市的349起并购事件为考察样本；张新(2003)对1993～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1216个并购重组事件做了实证分析。这样样本数量选择的不同会导致最终结果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要对样本数量的选择上有一个范围的规定。

（三）企业属性、行业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许多学者在选择绩效对比基准时，没有把企业并购动机、行业特征，企业规模等自身特征与并购绩效联系起来，同时也未考虑企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一部分学者选择在研究样本相对应的指标中剔除行业内所研究指标的平均值，这种方法忽略了企业发展的非并购等因素对企业产生作用；另外部分学者选择同行业内与样本企业具有相似特点的企业作为绩效对比基准，这种方法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使用较少，且在选择对比样本时，应考虑绩效对比企业也有可能因非并购因素而产生与发生并购同样的结果，可见，绩效对比基准的选择是并购绩效研究是否有效的关键。

（四）国别因素的影响

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在选择并购方法与绩效研究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国的企业并购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被动行为，这种并购往往与企业的最初动机背离，从而制约了其进行资产并购、优化资源配置的广度和深度。这样促成的企业并购绩效往往不同于由市场因素促成的并购。尤其对于事件研究法，我国的学者研究较少，对于不得已采用此方法评并购绩效时应该在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加以研究。

四、结束语：我国的企业并购绩效研究方法――长期绩效研究法

综上可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运用长期绩效研究法，通过企业的财务报表，获知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这样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研究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但是关于并购绩效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并购类型与绩效的关系，目前研究还较少；治理机构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等问题还没有定论，对新问题的探索使得对并购绩效研究方法的创新仍在继续。历史证明，只是单一的采用某种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国在探索并购绩效的方法选择上还需加强。

参考文献

[1]Cording,Margaret,Petra Christmann,L.J.Bourgeois,III.A Focus on Resources in M ＆A Success:A Literature Renew and Research Agenda to Resolve Two Paradoxes[M].To Be Presented At Academy of Management,2002.

[2]冯福根,吴林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1(1):54-68.

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2

附图

资料来源：宋泓：《必将消失的特殊性—从投资与贸易角度探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国际贸易》，2003年第1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购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如2001年并购投资占世界总投资额的比例超过80%（达到80.79%）；反观我国，与世界主要潮流恰恰相反，并购投资在我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如2001年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不超过5%（仅仅只有4.9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的最高峰是2000年，2000年时全球并购交易创下了总额3.4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较1999年的3.293万亿美元的交易金额增长3.5%）。但2000年以后，并购浪潮的势头逐步减弱，并购交易连创新高的动力开始出现不足。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并购交易的锐减。2001年，全球并购交易总额仅为1.74万亿美元（降幅高达50%）。2002年，全球并购继续降温，全年全球并购数量约为1.7万宗（同比又减少24%），并购金额仅为1万亿美元左右（同比下降47%）。2003年3月开始的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以跨国并购为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有逐步走向终结的迹象。

二、跨国并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以跨国并购为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演进脉络，但跨国并购到底会为跨国公司带来什么呢？ATKear-ney(1999)和KPMC(1999)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重大跨国并购所做的管理层调查发现，在半数以上所考察的案例中，股东持有的股票价格下降了，在所有并购中只有少数并购的股票价格提高了。然而，有关并购之后企业的绩效问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议。本文将考察有关文献中的证据，以说明并购如何影响公司的绩效。在进行研究以前，需要说明四点：(1)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国内并购，并且是以美国和英国的数据为基础的（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并购在美国和英国就已经普遍存在，而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则缺乏这样的证据）；(2)除了最近所做的少数调查外，现有文献还未对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并购进行充分的考察；(3)不可能确定如果没有发生合并或收购，企业会发生什么变化；(4)重要的是将并购对企业的影响和对母国与东道国的影响区分开来（那些从严格的财务角度来看绩效不佳的并购，仍然有可能对被收购公司产生正面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对东道国产生正面的影响）。并购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经验研究众多，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可见于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由一些衡量企业绩效的成果组成，主要包括通过对并购交易前后企业利润率各种指标的比较来衡量企业绩效的研究，这类研究通常还要与相关控制组织的绩效进行比较，以评估成功率或失败率；第二类研究可见于一些财务文献，其包括所谓的“事件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利用股票价格的变化来衡量企业价值变化(UNCTAD,2000)。

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评价绩效的方法（即利用会计数据来衡量并购前后数年时间里利润率或市场份额的变动），在此领域的经验证据也是相当严谨的。Scherer(1988)认识到尽管产业组织研究所考虑的时间跨度通常比财务研究更长，但大多产业组织研究并未证实收购后的长期利润率得到明显改善。如Dickersonetal(1997)所做的一项对为期10～18年英国企业的研究表明：与收购前相比，利润率几乎没有改善；与依赖内部增长的企业相比，利润率却下降了。Bild(1998)所做的一项对9个国家22项会计数据研究的综述表明：收购企业的平均收益水平并不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Ravenscraft&Scherer(1987)所做的对并购后绩效最详尽的、涉及美国471家公司近6000起并购和900起业务剥离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并购的财务结果不佳。Bild(1998)认为对于收购双方经营活动的关联如何影响并购的绩效，产业组织研究并未提供明确的证据。实际上，Reid(1968)以及Mueller(1980b)的研究发现混合并购的结果比水平或垂直并购更有利。此外，Morosinietal(1998)就跨国并购而言，并购双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被认为与收购后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合并或收购以后企业的总体绩效，除此之外有些文献还研究了收购对目标公司，甚至对目标工厂的影响(UNCTAD,2000)。尽管各项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如Lichtenberg&Siegel(1987)以及Lichtenberg(1992)但都指出所有权变更对被收购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Baldwin(1995)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被收购的加拿大工厂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那些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的工厂。Caves(1995)通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生产率绩效可能与目标企业的规模有关。在Caves(1998)看来，收购可以提高生产率低的大企业的绩效，或是可以提供增强生产率高的小企业的实力所必需的资源。这些结论部分得到了Moden(1998)研究结果的支持，这项研究分析了1980～1994年期间瑞典企业的所有权变化（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项研究还区分了国内并购与跨国并购），该研究发现：不论进行收购的是国内收购者还是国外收购者，在收购以前目标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在收购后，相对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而言，被外国投资者收购企业的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被国内投资者收购的企业则原地踏步（甚至略有下降）；此外，不论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国内收购的被收购企业相比，外国收购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业和市场份额方面的发展都更为有利。

Chudnovsky&López(2000)对阿根廷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与未被收购的企业相比，被收购企业的销售额、劳动生产率、出口和雇员人数的增长都更加强劲；而且，被收购企业的组织与技术改进的幅度也较大；这个结论既适用于国内并购与非并购企业的比较，也适用于跨国并购与非并购企业的比较（不过，在外国收购的情况下，被收购企业销售额、雇员人数和出口的增长更明显，而在国内并购之后的组织与技术改进更引人注目）。

“事件研究”通常假定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剔除市场变动的总体与系统风险后，有关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化代表了事件本身的价值。通过比较并购前后企业股票价格相对于相关控制组的变化，便可以衡量企业并购的绩效。Jensen&Ruback(1983)、Mueller(1996)、Sirower(1997)、Bild(1998)等分析了企业合并消息公布股票价格的短期反应，这些研究表明：目标企业股东是受益者，而收购企业的股东通常会遭受损失或收支相低。只有大约1/3已发表的研究发现，并购对收购企业的股东有正面影响(Schenk,2000)，比如Asquithetal(1983)和Franks&Harris(1996)均得出并购对收购者的股票价格有积极的影响。Jensen&Ruback(1983)和Magenhein&Meller(1988)等人的研究指出：并购后一年或一年以后，普通股的收益率趋于降低。Sirower(1997)对以不同的时间段为对象的各项研究的综述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20世纪80年代收购者的收益降低了。对于影响并购结果的因素，各项事件研究的结论都是不确定的。Morcketal(1991)、Singh&Montgomery(1987)、Kitching(1967)、Kusewitt(1985)以及ATKearney(1999)等研究发现如果并购发生在相关行业之间，那么对绩效产生正面影响的机会就会增加；而Elgers&Clark(1980)、Lubatkin(1987)、Shelton(1988)、Huntetal(1987)以及Lahey&Conn(1990)等人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外，Markides&Ittner(1994)、Jensen&Korner(2000)、Morck&Yeung(1991,1999)等人的研究指出跨国并购对收购者的好处要大于国内并购。而Schenk(2000)、Cakicietal(1996)、Eun(1996)等人的研究却不支持这个结论。

通过上面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1)财务文献与产业组织文献中的研究支持了以下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与那些没有进行并购的企业相比，无论是以股票价格还是以利润率来衡量，许多参与并购的企业并未产生较好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并购是“失败的”。不过，如果仅从目标企业的绩效来看，并购的效果是比较积极的。这说明如果被收购企业的绩效得到改善，那么这种改善也经常被合并后新成立公司的消极影响所抵消。而且，有证据表明，尽管最近一些调查发现跨国并购交易的失败率也很高，但跨国并购的绩效还是要优于国内并购；(2)失败的程度关键取决于成功的标准。Hopkins(1999)研究总结为：“看来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并购常常是失败的。但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失败。如果失败是在极端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说是指企业的出售或清算，那失败率是相对较低的。如果是指没有达到管理部门的预期财务目标，那么失败率就很高”；(3)很难说明所观察到的失败率在何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由于所有的投资都有与之相联系的风险因素，因此，就像许多新的风险投资、产品开发项目或新建设投资项目那样，可以预期总有一定比例的并购不能达到并购者的期望。就给定的相关风险而言，所观察到的成功率是高还是低是不可能确定的。将两家独立的、具有不同的文化并且以前还可能是激烈竞争对手的企业合并成一家企业确实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任何合并都要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从并购交易前的计划，直到并购之后的整合。而挑战是通过并购交易使价值增加，即获得高于完成交易的成本与溢价支付的价值。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家企业员工队伍的成功整合，因为接管一家大企业就像立即聘用大批新雇员一样。这对目标企业的技能和能力是预期收益主要来源的并购来说是特别重要的；(4)在评价并购的成功程度时，还要考虑其它因素。在此方面，必须考虑正确的非事实假设，即如果一家公司未曾介入并购活动，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即使一项合并或收购在短期内不能带来预期的财务收益，但出于某些特定战略动机的考虑，如这项行动可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某种核心资产，仍可能会促进并购交易(UNCTAD,200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进并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并购在股票价格和利润方面的绩效不佳，但并购仍在不断增长。

三、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跨国公司就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虽然并购投资一直不是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主流方式，但仍然有很多案例发生。不过，有关外资在华并购的法律的完善程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有关外资在华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法律，随着《关于暂停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外商的请示的通知》（1995年9月23日由国务院转发证监会）的正式而走向停顿。随着加入WTO以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并购投资的主要作用。从2002年11月初开始后的不到10天内，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三个重要文件。2002年12月30日又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相关审批程序和出资缴付期限做出具体规定。党的十六大前后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我国已经取消了对外资在华并购所作出的种种限制，为外商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我国提供了政策的保障。原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由2003年1月2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第1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也于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原则、程序、审批作出了规定；为外商收购境内企业股权或认购增资或增发股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后购买并运营境内企业资产，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后以该资产作为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等投资形式，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

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3

【关键词】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绩效

在市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并购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政府并不直接的介入企业的并购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也不是很成熟，各种金融中介组织发育也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投资银行体制的不健全，这些都妨碍了企业并购的规范化发展路程。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和体制背景之下，政府在企业兼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在发挥正面促进作用的同时，会出于政府部门利益的考虑，往往用行政性的手段直接干预影响企业的兼并流程与效果。在政府有干预的前提下，企业并购的绩效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梳理有关企业并购绩效的概念、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方法及已得出的研究结论、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等等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最后得到自己的结论，并对我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外文献综述

作者梳理了国外的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描述性研究：首先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如政府干预理论中的公共利益理论的提出（Michael，1988；Utton，1986；Breyer，1990；Williamson，1975），自身利益理论的发展完善（Sitigler，1971；Posner，1974；Peltzman，1976），其次还有对并购绩效理论的综述（Jensen，Ruback，1983）。

2.探索性研究：在政府干预下，一些学者或者是利用20世纪70年代新发展起来的事件研究方法来建立一个股票价格波动的模型（Mandelker，1974），或者是利用超额收益率法来对企业并购的短期效益进行评估（Magenheim，1998；Jensen，1983），还有通过事件研究（Bradley.M，Desai.E，1988；Jafferson，1992；Agrawal，2000）来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发现企业并购后的绩效有所提高。而另一些人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并购确实能够使得企业的规模扩大，但绩效却并没有得到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也没有得到提高，但高层管理人员在并购后的实际收入却大幅翻高（Goldberg，1983）。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文献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主要原因是国外的市场机制相比我国来说先进许多，他们的研究具有广泛性，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导致了政府成为企业并购行为的内在构成因素。中国已然成为并购史上的特例，而中国出现的问题也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适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的相关文献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规范类研究：在研究并购分类方面，并购可分为敌意并购和善意并购（郭永清，2000）；相信政府在无偿划拨类企业的并购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故将其归类为“政府干预型并购”，而将股权有偿转让的并购归类为“市场化并购”（梁卫斌，2005）。在绩效概念界定方面，有人认为并购绩效就是对由并购所形成的实际经济效果的全面反映（于春晖，刘祥生，2002）；有人认为并购绩效是通过并购形成的企业财务和非财务价值（朱宝宪，朱朝华，2003）；并购绩效可从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两个方面来理解（石原峰，2006）。2.实证类研究：首先是采用会计研究方法：如通过比较企业重组前后的几个特定的会计指标（原红旗，吴星宇，1998；檀向球，1999）或对上市公司的重组动因或目标进行分析研究（彭志刚，1999），也有人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计算企业并购前后的绩效稳定性指标（李心丹，2003）。其次是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如采用上市公司并购通知公告前10天至之后20天内的累积超常收益作为事件指标（陈信元，张田余，1999）。还有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主成分综合评价法综合全面地研究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张文璋，顾慧慧，2002）及同时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分别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是否创造了价值进行全面完整的分析研究（张新，2003）。对于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尽管不多，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终极产权论”的提出（，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夏立军，方轶强，2005）。

通过对上述国内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可靠性与真实性有待加强。第二，有些研究没有直接的考查政府干预控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最终也没有追溯至终极控制人，属于典型的虎头蛇尾类。第三，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利用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的变化趋势来分析企业的并购绩效的，方法单一，没有创新点与闪光点。第四，样本的选择缺乏系统性，样本的处理缺乏科学性。不同的人对并购的界定不一样就使得样本的选择缺乏系统性，而许多学者由于对样本的数据采集处理缺乏具体严格的标准。

三、结论及建议

回顾了国内外有关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关系的文献，我们知道，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可以对企业并购得过程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对调整经济走向、优化产业结构及打造规模经济效应等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鼓励。但政府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干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如果政策允许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的并购行为，必将产生许多风险。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未来深层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府职责的限定及并购市场建设及等提出建议，并对全流通时代企业并购的新特点进行展望。首先，塑造真正的并购主体，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的干预，才能真正的保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进一步发展完善并购市场，弥补其功能缺位要发展完善我国的并购市场。在外部监督方面，要建立全面的监督管理机制；在企业制度方面，要全力构筑“防火墙”等。

参考文献

[1]Agrawal A,Jaff J F.The Post-merger Performance Puzzle.Advances in Mergersand Acquisition,2000:7-41.

[2]陈善朴.企业并购绩效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

[3]黄兴孪.政府干预,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绩效[J].工商管理,2009.

[4]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

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4

【关键词】 并购 纳税筹划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相关理论

莫迪利亚尼和米勒（1958）（Miller M.H.和Modigliani F）提出的MM 定理早期观点认为在没有所得税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不会因为债权资本增加而增加，1963年加入了企业所得税因素后发现：由于企业的负债利息可以免税，负债增加，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就会降低，因此负债会因利息的抵税作用而增加企业价值，对投资者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可分配经营收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amuel Scholes）（1976）等人提出了“显性税收”和“隐性税收”，并研究了“税后收益最大化”与“税收套利”问题。

艾克堡（Eckbo）（1983）提出了税收对并购的一些具体作用，税制中尤其是所得税是激励公司并购的主要因素，并购更加突出了税盾效应，税法中的企业资产价值重估增值使折旧增加、亏损递延等都能使企业合理避税，人们会调整交易方式，尽可能减少税负。

Shrieves和Pashley（1984）认为企业在控制了规模与产业的影响后，财务杠杆比率显著增加，并购后公司的举债能力大于并购前的负债能力之和，使公司税盾效应增加。

斯莫劳克、贝蒂和梅耶德（Beatty Smirlock和Majd）（1986）认为，并购中降低税负同时影响税收动机，有些并购活动如转移税负、延长纳税时间等可能是考虑了税收最小化的影响。

迈伦・斯科尔斯与马克・沃尔夫森认为，美国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颁布之前，企业在并购交易中可以利用目标企业净亏损结转和折旧挡板效应实现节税，1986年新法案取消了税收并购中的激励措施，潜在税收利益也就随之消失。

2、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

Wansley，Wicciam 和Ho C Yang（1983）研究认为，不同的并购类型和支付方式对并购公司支付费用有很大的影响，如现金支付经常伴随着较高的股东收益，并指出这主要归因于税收效应和对现金支付的偏好。

奥尔巴克和雷思胡斯（Alan J.Auerbach和David Reishus）分析1970―1980年间的318宗并购交易后发现，企业从并购中能获得一些所得税优惠收益，未使用过的税收抵免额与经营亏损在并购交易中至关重要，收购公司主要用来冲抵亏损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梅耶德和迈尔斯（Majd、Myers）（1984）认为，并购后某个公司的利润会因另一公司的亏损而降低，因此，并购企业会降低未来税款的现值。

Huang和Walking（1987）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支付方式、收购方式等的影响，认为影响并购双方利益的因素中支付方式是最主要的，现金支付具有更高的超常收益。

Carla Hayn（1989）研究了1970―1985年间的640宗并购交易，发现640 宗并购交易中免税占28%，Hayn指出，并购企业在选择并购目标时更看重税收因素，免税因素会增加并购完成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加速折旧可以获得税收收益，如果没有税收优惠，并购企业就会选择并购以外的发展途径。

Mark A.Wolfson（1990）分析了美国1980年以来的并购活动，研究表明，1986年的美国税制改革阻碍了税收在资产出售、并购方面的发展，也影响了美国公司之间的并购交易，但有利于对美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交易，税收制度的变化是影响美国并购活动的重要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1、企业并购中的纳税原则和基本方法

干春晖（2004）研究了企业并购中的税收问题，全方位地对并购活动的多环节，包括并购支付方式、并购会计处理方法、并购融资方式等方面都作了税收筹划分析。

李维萍（2007）探讨了税制中形成并购税收协同效应的因素和经济学家对这些因素的理论贡献。主要研究了税法非对称性、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受困权益三种税收协同效应，他认为基于税收利益目的而进行的公司并购可能通过消除税收方面的损失促进更有效率的企业行为。

解宏（2009）指出，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产权交易行为，涉及的税收问题处于多层面上，对于并购中的税收问题应从多角度考虑，如内外资企业税制不统一问题、融资费用可否税前扣除问题、员工持股计划的税收问题等。

赵晋琳（2010）分析了当前我国有关企业跨境并购重组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做法，立足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开征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实施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并购成本；严格免税并购重组的审查条款；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力度；加强国际间税收协调与合作，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建立规范的企业境外税收征管制度体系。

郭恒泰（2010）分析研究了企业并购行为中的所得税问题，他认为并购起因于财务方面的目的，财务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给企业带来的财务方面的效益是由于税法、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而产生的一种纯粹的效益。许多国家的税法使企业通过并购能合理避税，获取较大的利益。

计金标、王春成（2011）以法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及产权分析为理论工具，在借鉴世界公司并购税制，尤其是美、欧公司并购税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审视我国公司并购税制的有效性，并对其完善和改进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指出有必要从税法秩序的角度重构并购税制的基本原则。从并购融资、并购支付、并购交易法人组织结构三个方向上，细化并购税收法律条文结构，细化并购交易主体的税收待遇，从税收负担和待遇上实现差别化的税收调节，设置自主选择性适用条款已成为各国的一种普遍做法，以市场为基础增进税法的调节作用。

高寿松、戴家启（2012）通过分析所得税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指出，企业并购中的纳税筹划实质上是对不同纳税方案进行择优，通过安排和筹划并购过程中经营活动、投资、融资等事宜，达到节税的目的，在并购之前进行详细的税务调查、防范涉税风险是并购企业在进行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完成的重要一环，在支付方式中，现金购买是节税利益最小的一种，股票交换税负较轻，承担债务税负最轻，不同的支付方式各有利弊，并购后整合主要是业务整合和组织整合。

王清剑、张秋生（2013）分析税收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税收这一市场化、间接的工具（税收的杠杆作用）引导企业并购，研究指出亏损抵免与税收优惠政策下，企业并购的条件被放宽，更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并购行为实现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

盖地 （2013）在《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中分析了并购支付方式、并购税收优惠承继等内容，详细论述了并购活动中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筹划技巧。

2、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

陈海燕、李炎华（1999）以1997年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前资产负债率高低有关，若资产负债率偏高，易于选择股票支付、混合支付等；若偏低则选择现金支付。

黄凤羽（2003）提出了流转税对企业分立、合并和清算的影响，2003年又在德国学者sinn H.W.关于企业并购中税收效应的分析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收购方企业的收益率是资本利得税率的减函数，资本利得税负担的增加将直接导致投资者收益的同比例减少，但已分配股息的纳税比率对收益率的影响要看不允许扣除债务利息的比率，但并未将此模型应用于实践检验。

张妍（2009）利用Logit 模型对企业并购的税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在并购中具有获得潜在税收收益的动机，获得目标企业潜在亏损抵补的税收并购动机明显。

张叶文（2010）研究指出整体出售企业的两种重组方式，采用吸收合并比股权收购可以减少重组税收，税负从20.4%下降到2%，产生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股权清算有税收优惠，而股权收购没有；二是企业重组所得税规定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税收优惠不再延续。

解宏、花贵如、江敬文（2011）以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的X上市公司并购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完成了企业并购交易后，如何将利润放在最有利的免税环节对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至关重要。并购结束后，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税收安排，不仅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终极控制人获得利益，还客观上形成了税收转移。

李彦铮（2012）概括总结了2008―2012 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其税务处理，阐述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的区别，在重组形式中一般首选股权收购，在税务处理方式中更倾向于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75%的企业选择了特殊性税务处理，原因是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企业递延纳税，递延纳税可以给企业带来资金时间价值。

谭光荣、梁冠霞、尹宇（2012）通过比拟法人股权收购政策分析了自然人股东在不同的股权收购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满足特殊重组条件时，即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高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股权支付金额高于交易总额的85%时，可以递延所得税，全部用非股权支付、一般性税务处理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相同，公司与个人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尽量用股权支付方式，以获得所得税的递延，获得资金时间价值。

李绍萍、高玮茁（2013）采用SWOT方法，分析了上市公司并购中纳税筹划的优劣势，提出企业应从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差异、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等方面，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制定应对策略。

三、相关研究文献的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优惠对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方面，分析了税收对并购的一些具体影响，如折旧抵税、亏损递延等，他们认为参与并购的企业双方都会认真考虑税收的影响，并且利用税收的影响谋求经济利益，以减轻企业负担，在有些并购中免税或最大程度的节税甚至是并购发生的直接动机。学者或对并购交易实务进行实证研究，或从范式出发用案例的形式来分析论证纳税筹划在企业并购中的运用，但对于纳税筹划具体如何在企业并购中灵活运用，学者们还没有做出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对企业并购活动的研究较晚，目前在并购与纳税筹划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纳税筹划方面开始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从所得税、亏损弥补等方面考虑。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在企业并购和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多是用定性分析法分析问题，而针对我国企业并购纳税筹划现状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国内学者分析的依据多是基于自我假设的案例，得出的结论相对于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而言难以令人信服。随着企业间的并购活动越来越激烈，当前宏观经济形式下，学者们应结合会计准则及税法对并购中的纳税筹划进行系统研究。

四、研究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相关理论方面，在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方面研究较少，这就为并购中纳税筹划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平台，从企业的角度，研究如何在并购的各个环节中进行纳税筹划，在实务中对企业的纳税筹划进行指导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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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清剑、张秋生：税收调控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J].财政研究，2013（2）.

[18] 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第9版）[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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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凤羽：企业购并行为中的税收政策效应[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6）.

[21] 张妍：税收特征对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09（7）.

[22] 张叶文：整体出售企业不同重组方式的税负比较[J].财务与会计，2010（3）.

[23] 解宏、花贵如、江敬文：企业并购中的税收转移与对策[J].税务研究，2011（5）.

[24] 李彦铮：浅谈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税收筹划[J].时代金融，2012（9）.

[25] 谭光荣、梁冠霞、尹宇：自然人股权收购的纳税筹划举例[J].财会月刊，2012（10）.

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5

[关键词]人力资源因素　并购　海外并购

[中图分类号]F4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077－06

一、导言

兼并与收购是现代企业快速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并购不再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到全球的兼并与收购浪潮中去。加入WTO之后，我国企业在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来自全球挑战的同时，也加速进行“走出去”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并购中国企业为主的格局已经转变为双向互动式的并购浪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2007年。我国企业以海外并购的方式对外投资额分别为12、65、47、61亿美元，数额基本上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尽管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扩张的最为迅速、运用最为广泛的手段之一，但是与并购高发生率相伴随的是并购的高失败率。根据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Kearney)对全球116个并购案例的分析表明，有60％的并购被认为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并购3年后，新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降低了10％，在美国，50％的企业并购4年之后被认为是失败的。对于刚刚涉足海外并购的我国企业来说，这方面要付出学习代价在所难免。据统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低于30％。对于并购后的高失败率，学者们往往注重从战略和财务方面去寻找原因，对其他方面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因素却明显忽视，本文的目的就是从非经济因素的人力资源切入，探讨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人力资源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跨国并购成功与否的因素

(一)软件因素和硬件因素

企业为什么要选择并购?学者们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并购能够获得协同效应(synergy)，即获得一种1+1＞2的效果。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并购的高失败率并未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协同效应。对于这种并购高失败率的现象，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过去，大多数学者集中在并购战略、财务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如果只关注财务或者战略，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并购企业之间的整合。因此，已经有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组织行为，以及并购过程如何实现整合的角度来考察并购。比如，学者Berton－celi和Kova提出了成功并购的整合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硬件因素和软件因素，具体内容见表1。

从表1的内容来看，硬件方面主要涉及并购战略以及公司财务等方面的问题。而软件因素则更侧重于对于“人”的整合。今天多数企业并购失败，是因为企业没有很好地平衡“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跨国并购中，企业更多的是考虑硬件因素或所谓的经济资本。而对于人的因素的考察往往被忽视。这种情况在我国企业界显得尤为突出，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对全球420位企业家所做的调查表明，当被问及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时，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选择的是“正确的并购战略”。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家更为看重的是并购的硬件因素，这种偏颇是导致我国企业并购失败率更高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必须重视软件因素如人力资源对于并购成败的关键性影响。

(二)人力资源因素的理论基础

企业之间的并购，并不是两家或数家企业资产的简单整合，其中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和人员的整合。企业发生并购之后，对相关企业员工的冲击和影响尤为巨大，员工个体如果不能适应并购后的组织文化和管理，他们就会对并购进行反抗。出于人性的本能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人们往往对并购有焦虑反应。除了焦虑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种理论得到启示，从而说明为什么人力资源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并购成功与否。

1、焦虑理论。

并购通常意味着大型的人事变动，从而带来不确定性。员工可能会对职业前景作负面的预期。这样就加剧了员工的不安全感，这样并购可能成为员工焦虑的一个来源。过去的观察和经验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同的组织和个体特性会使得焦虑的程度不尽相同，而且在并购的不同阶段员工焦虑的表现也会不一样。由于出现焦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降低生产效率，并最终影响到并购的成效。

2、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组织之间的合并可能会使员工失去原有公司的身份和认同感，而对于新企业的认同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这样，员工就会产生迷失感，这种迷失会进而造成员工失落感增强。并且可能会出现愤怒或感伤，以致于拒绝接受企业并购后的变化。

3、同化理论。

由于并购前两个企业的文化和结构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并购后会要求员工完成转型，要求员工调整和适应一个可能完全不同于自己此前企业的文化。这样，有可能导致组织文化断层或缺失，从而使并购后员工面临同化压力，以致于抗拒或反抗新的组织文化，造成新组织里员工之间关系紧张。

4、角色冲突理论。

并购后的初期，人事关系往往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员工可能面临着职位不清和角色模糊甚至冲突的情况，这样会导致员工生产力和工作满意度的下降。

5、工作特性理论。

企业并购后，往往会带来员工职位和工作特质的变动，这些变化会影响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感知和满意度，从而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6、组织公平理论。

企业的并购发生之后，作为被并购的一方往往存在一种组织弱势的心理，担心自己被并购以后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很有可能会导致并购之后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而被并购方的人才优势往往是并购时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人力资源尤其是核心人力资源大量流失，对于并购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种人才流失可能导致并购后企业经营困难。

上述几种理论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分析并购中人力资源问题的分析框架。这些理论从个体和组织层面入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影响并购中人力资源因素的微观基础。

三、海外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

(一)并购的组织嫁接和整合

既然人力资源因素对并购成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必须处理好并购中的人力资源问题。在海外并购中，并购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或者管理方式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双方可能都会带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烙印。因此，并购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人力资源的整合。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指的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将相互矛盾或者是相异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目前关于人力资源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嫁接和文化整合。

有学者比较了历史上的几次并购潮后发现，早期的并购大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或者是国家内部发生，并购的同质性相对来说要强一些，这也是早期的研究更关注并购战略和公司财务的原因之一。

Cartwright和Cooper最先提出了在并购中文化兼容性和组织嫁接问题。在并购的案例中，尽管许多在财务上或者战略角度看起来十分完美的公司并购，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不兼容。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并购已经逐渐跨越地域和国家界限，由此企业并购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许多。跨国并购意味着不同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的组织结合在一起，如果两个企业之间的组织体系或者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不兼容性，那将会给新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在跨国并购中，必须重视对“文化契合”(cultural fit)而不仅仅是“战略契合”(strategic fit)的研究。

2、并购中人力资源过程的整合。

人力资源过程的整合重视将人力资源整合与具体的并购情景和步骤的结合，如果说组织和文化整合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宏观和模糊的概念，那么对于人力资源过程的整合则更为具体且更具可操作性。从过程整合的视角去看，并购中关注的应该是那些在并购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通过对企业并购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企业在并购中如果将人力资源过程的整合与具体的任务结合起来，那么并购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大，Bertonceli和Kova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企业的并购中，作为软件因素的人力资源，应该与作为硬件的因素结合起来，在并购后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重视有效地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和整合。从而使并购后的企业尽快形成与并购战略契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进行的研究还不多。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人力资源的整合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比如，并购中应努力保持一个团结的核心或者运用法律手段阻止员工流失；并购后要妥善处理员工的需求，帮助员工尽快适应新环境，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整合过程要重视员工的参与，制定出一套非对抗性的、鼓励员工参与的整合方案；并购中重视缓解员工心理压力，实现有效沟通，运用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手段留住人才，从而实现并购的平稳过渡。

(二)并购后人力资源模式的转移扩散和整合

跨国并购也意味着两个不同国家体系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碰撞，人力资源整合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模式的选择问题，这个新模式的选择要受到原来两个体系的共同影响，打下两个体系的烙印。因此，人力资源整合还涉及到人力资源模式的跨国转移和扩散问题。

在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人力资源模式的转移和扩散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是在跨国公司与国外子公司、跨国并购中人力资源管理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扩散，是指在跨国企业中或者在并购企业中，母公司(或并购公司)把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嫁接到子公司(或者被并购公司)，这种模式称为正向扩散或者叫做母国效应(Country-of-origin effects)。还有一种方式是子公司(或者被并购公司)以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反过来影响到母公司(或者并购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称为逆向扩散，或者叫东道国效应(Host-country effects)。此外，还存在一种双向的互动，即形成一种吸收了二者人力资源管理元素之后的新模式。

在跨国并购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移和扩散应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评估转移和扩散的可能性；(2)转移和扩散的方式。对于这两个问题，国外的例子提供了较多的经验，例如，日本的汽车和电力企业将其管理模式成功转移到美国的子公司，并取得了较大绩效，证明了日本模式的强大威力；此外，也有一些逆向扩散的例子，例如Edwards等人的研究发现，许多外资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受到美国人力资源模式的影响，反而改变了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Femer和Varul研究在英国的德国企业时发现，遭遇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德国公司也不得不改变其原来的德国模式，这些都是逆向扩散的例子。也有调查发现在华的日资企业试图转移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时，受到地方化的强烈影响，以致企业在日本化还是本土化的剧烈挣扎中选择了一条整合的道路。

以上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并购后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很有帮助，因为这些经验给我们的企业在做并购决策时带来有益的启示。比如，企业在作并购决策时，必须考虑哪些人力资源模式可以扩散，哪些不能。哪些被并购企业的管理模式可以嫁接到整个组织，哪些又不能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便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企业并购后的成功率。

四、中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差异与整合

到目前为止，跨国并购中非经济因素影响的研究大多是西方学者所做的。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海外并购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制度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西方企业并购中的经验和研究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企业的要求。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人力资源因素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由几个原因造成。(1)中国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区别，由此海外并购的整合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2)经验研究的缺乏。从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海外并购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也就是在最近三四年，才有西方跨国公司将目光转向中国国有企业，㈣而我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外国企业更是刚刚起步，目前只有联想、TCL等少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几个实际案例，而这少数几个样本结局如何还难有定论。(3)人力资源模式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虽然对中国人力资源模式的讨论不断，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其实也是千差万别。一方面，我们强调自己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试图找到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4)我国的企业也是千差万别，国企、民企之间的管理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它们走出去之后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面临着这样的困难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关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1)进行对比研究，首先比较中西方的国家和文化情景，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差异。(2)讨论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人力资源整合的可能性。

(一)中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差异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差异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这些研究以荷兰社会心理学家Hofstede的“文化五点论”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测量，可以发现中国与多数欧美国家在文化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见表2)。

从表2中我们不难看出欧美企业强调个体的力量，而在权力距离方面则不怎么看重，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管理方式则强烈地表现出一种集权化的领导方式和长期的目标导向，而对于个体并不重视。一些学者认为，这主要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集权的国家体制的影响。这些差异使得中西方企业在管理理念、领导方式和员工激励等人力资源层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国人强调关系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在企业里，人们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而在欧美

企业，更多的是对事不对人等等。这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差异，是由于企业嵌入(embedded)各自不同的国家文化情景有关。这些差异的存在势必给刚刚开始迈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并购后的人力资源整合带来巨大的挑战。前段时间TCL在海外市场的并购面临困境就是一个警醒。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人力资源整合的可能性

尽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差异带来挑战，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决心和信心很大，只要做好相关的研究和准备，人力资源的整合并非不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人力资源模式的剧烈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铁饭碗”被打破，原先的雇佣体系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逐渐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逐渐与西方国家接轨，而外资企业的涌入以及其带来的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在逐渐加速这一进程。

就目前而言。中国还远未形成带有自己国家标签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国企、民企、外企、三资企业等多种企业形态给不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供了各自的舞台。许多外资企业都试图把中国作为本国人力资源转移的一个试验平台，例如目前在国内出现的“日本化”或“美国化”就是一个反映。㈣这些现象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在努力吸收国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下，我国企业一方面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同时也积累了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从而减少并购时人力资源整合的阻碍。有研究发现，当中国企业在英国子公司的人力资源扩散与转移时，子公司吸收了当地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并且较好地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并且子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又通过逆向扩散到中国的母公司，使得母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面也做了较大的改变，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了较好的整合。这样的事实预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些正面因素。同时也说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要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是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在积极学习国外经验，但也不能期待我国的人力资源模式逐渐和国外发达国家趋同，因为中西方在许多方面还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现有的研究表明，很多在华的外资企业也同样面临着本土化的巨大挑战。比如，日资和韩资企业在复制母国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在寻求积极的和本土化管理方式整合的办法。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中西方企业交流的深入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日臻成熟，一个有着“中国特质”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很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五、小结

本文从并购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流变引出并购理论中人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分别从个体、组织心理的微观角度以及人力资源过程本身来探讨人力资源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的影响机制，这样一般性理论可以作为研究具体企业海外并购的基础和前提。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是人力资源整合问题，尤其是跨文化整合问题。相对来说，对于人力资源过程的整合目前还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方向。这两个方面其实代表了关于整合的宏观和微观的两个层次，后者应该是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并购中的人力资源转移与扩散问题，这个话题相对来说理论和经验研究要成熟些，这对于我们研究并购时人力资源模式的选择是很有裨益的。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人力资源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今后可以从文化情景对比分析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差异，以及讨论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人力资源的整合，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并购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和研究，积极了解和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以及嵌入文化烙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除了研究发达国家，也要研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不管是国外的并购例子和国内的并购例子都说明，在并购中仅仅重视财务以及战略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要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必须重视对文化和人力资源因素的研究。

国外对企业并购的研究篇6

【关键词】并购；重组；可持续增长

引言

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经济要重点掌控七大行业，煤炭行业即为其一，这为煤炭资源整合奠定了政策导向基础。通过整合重组可以促进山西煤炭经济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