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它记录了我们成长的点滴和收获。接下来，我们将阅读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若干历史问题心得体会笔记

历史问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历史问题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宝贵的体会和启示。本文将围绕若干历史问题展开探讨，探索其中的挑战和警示。

第一段：历史认知的复杂性。

历史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涵盖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了解历史需要深入研究，挖掘资料，分析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理解历史事件和现象。历史认知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学术坚持，不仅要了解表面的历史事实，更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认识。

第二段：历史的不同解读。

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观点，不同的历史学派和研究者可以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这给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客观对待不同的历史解读，理解其观点和立场，同时也要注重批评思维的发展，对不同解读进行比较和分析，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有通过多角度的分析和对比，我们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本质。

第三段：历史中的教训。

历史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警醒。历史中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改进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例如，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能够认识到种族歧视和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从而推动人权和和平的发展。历史中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和进步。

第四段：历史与现实的矛盾。

尽管历史教会了我们很多，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时常引发思考。有时候，历史中的美好时刻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改革。

历史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社会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结语：

历史问题是研究和思考的源泉，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探索未来的方向和目标。历史的复杂性，不同解读，历史中的教训，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对历史问题的持续研究，都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所需要思考和思考的方面。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历史问题，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认知和思维能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读书感悟【】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川广安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被派到西北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至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初，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战争。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7年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他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并向华东、中南、西南各省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1956年至1963年，曾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期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到公开批评和谴责。1969年至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的一个工厂从事体力劳动。1973年3月恢复副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病重以后，他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于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受到迫害，1976年4月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1978年以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领导全党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领导岗位。1992年春，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谈话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读书感悟【】

它叙述了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加掩饰地批评党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巨大错误。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书中介绍了当时党的领导人们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决策、措施，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这不仅加强了我们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正确认识，还了解到国家发展的历史，激发了我们为国奉献的精神，日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这个《决议》里面，对于“”的叙写是最长的。这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面。完完全全的一场灾难，一场由人民最信任的人一手发起的灾难，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他产生错误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之后，这场悲剧早已注定了。然后在这十年里，“_”、林彪集团搞风搞雨，迫害了无数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中间还夹着个“知识分子”阶层。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残酷的迫害，有些甚至死亡。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破坏，甚至停顿发展。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可以说，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是国家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之一。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从“”那十年来看，毫无置疑。但是，就党的本质来看，是代表人民的，保护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人民的子女，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江青、林彪等人在那时候拥有巨大的权力，号令全党，也改不了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本质的区别：江青、林彪等人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决议》里面有清楚地说明。当然，《决议》并没有文过饰非，在肯定了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们的清白之外，对“_”、林彪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点儿都没有掩盖“家丑”的意思。除此，更重要的是对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发起“”的严重错误，在“”中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要批评的。但是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他错估发展形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路线，所下的决策所造成的。悲剧的是他还认为这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虽然毛泽东在晚年犯下了如此巨大的错误，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但是他毕竟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在国家初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毛泽东这一伟大领袖，不能把他与“_”、林彪之流混为一谈。党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在长时间艰苦斗争的过程中，终于掌握了主动权，在1976年粉碎了“_”，拨乱返正，使党终于回到正确的思想的领导下，国家再一次焕发了发展的生机。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通过《决议》的叙写，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那一段黑暗时期的历史，那些在那段历史时期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的人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在《决议》都一一写了出来，该批判的批判，该赞扬的赞扬。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诚信的，不愧是经过长时间证明，符合民心的政党。

作为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我认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既有其伟大的一面，亦有其灰暗的一面。作为一个有执政基础的政党，有底气地承认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有知错能改的勇气，是能够赢得民心的。一个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以民为本、务实的政党来执行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记住“以民为本，以民为重”这八个大字，不然，哪怕制度再优良，民众也不需要这个政党。

若干历史问题心得体会笔记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镜子，是我们了解过去、认知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工具。然而往往在历史中有许多疑问和困惑，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究。本文将围绕若干重要历史问题，探讨其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历史的相对性。

历史是有限而又无穷尽的，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类社会环境进行绝对的评判。例如，历史上的某位领导者被人们口诛笔伐，却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判他。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尽量全面地考虑相关社会和经济因素，脱离主观偏见的影响。

第三段：历史的教训。

历史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提醒我们，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学习，并避免重蹈覆辙。例如，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并建立了联合国，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然而历史再次证明，仅仅依靠国际组织是不足以维护和平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审视当前的问题，尽早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第四段：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历史是流动的，不断地在变化和发展着。我们不能被历史的定论束缚住，而应该根据当下的情况和现实选择去判断。例如，曾经的强国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将自己固化在过去的观念中，灵活地思考和处理问题。

第五段：历史的启示与未来展望。

历史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困难和挑战，它的启示和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宝贵的。然而，历史也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和科学地面对问题。现在正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社会变革和创新。只有在不断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总结：

历史是一个宝库，其中蕴含着无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善于从历史中学习，同时也要对历史保持批判性思维。历史教会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在面临困难和选择时，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只有在认真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未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心得体会

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通过学习，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特殊的地理位置远离祖国内地，但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却播洒在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繁荣昌盛的新疆。

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新疆好地方，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好地方处处才能有好风光。学习新疆的历史，我们了解到：远在古代，我们新疆曾经是民族纷争的战场;到了近代，我们新疆又成了统治者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时光进入到新世纪，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又将分裂的眼光投向新疆。新疆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因此，我们感谢张骞，他架起了新疆与内地沟通的桥梁;我们感谢班超，守卫了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我们感谢唐王朝，把新疆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我们感谢左宗棠，是他力主收复了新疆。但新疆各族人民，只有在新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一步步走向富强。

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各族人民，历来都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力军。我国各民族坚持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因此，我们生活在新疆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营造平等和谐团结的民族氛围，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维护团结、维护稳定，始终坚持"三个离不开"的思想，用热情建设我们共有的家园，用信心守卫祖国边防的钢铁长城。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心得体会

新疆昌吉金剑保安有限公司组织学习，《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通过学习让大家更深刻的认识到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也让押运中心全体员工深刻体会到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和谐共处的美好大家庭。

通过学习让我们进一步深刻的了解到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很长的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最期时间，境内外敌对势力，扭曲事实，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故意掩埋事实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在单位领导组织学习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为祖国昌盛繁荣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史不能改变，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是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宗教融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

若干历史问题心得体会笔记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镜子，人们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历史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深刻认识到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难，同时也从历史问题中悟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方向。

历史问题往往会让人对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深刻的反思。历史上的战争、暴力事件等，都是人类违背伦理道德的表现。通过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追求和平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人类对于和平、公正、尊重的渴望是多么深入人心。历史的悲剧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伦理道德的指导下，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第三段：历史问题触发了对权利和平等的思考。

历史问题使人们对权利和平等产生思考。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权力的追逐和不满。历史问题提醒着我们，权力不应该滥用，应该为人民谋福祉。历史问题还能够让人们思考平等的重要性，反对歧视和压迫。历史上的差别对待和不公正让我们认识到，平等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第四段：历史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历史问题不仅可以让人反思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也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传承。历史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文化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和使命。通过了解自己的文化，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遗产。

第五段：历史问题唤起了对未来的思考。

历史问题不仅让人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唤起了对未来的思考。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进行预测和思考。同时，历史问题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个体在历史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的选择如何影响未来。历史让我们明白，只有通过努力和智慧，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总结：历史问题研究不仅能够让人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根本问题，还能够使人们关注到伦理道德观念、权利和平等问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且顺利走向更好的未来。因此，历史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和呼唤。我们应该重视历史问题的研究，并从中获取对人类社会的深入理解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合

历史，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