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1

【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

建构主义，或称社会建构论，是20世纪以来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理论。借由建构主义理论的启发性，科学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本身予以社会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进路发扬光大，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驻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的研究。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四、结语

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始于对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禁忌的打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关于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促成了STS研究在当代的显学地位。建构主义极具批判性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也为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掌握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是理解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新近理论主张的核心和关键。

参考文献

[1] Steven Shap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M].History of Science，1982.

[2] 曹天予，白彤东译，范岱年校.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判性的评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

[3] 古克礼.转变科学史的建构：对李约瑟生活和工作的若干思考[J].清华大学报告.北京：清华大学，2006（11）.

[4] 史蒂夫・夏平，赵万里等译.真理的社会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内蒙古师范大学引进人才科研专项课题项目”资助。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2

较早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学编史学问题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l.劳丹(larry laudan)。劳丹在其成名之作《进步及其问题》的第一部分中提出“研究传统”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科学进步的一种新模式。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劳丹对科学编史学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之前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劳丹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包括阿伽西(j.agassi)、库恩(t.s.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在内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史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学哲学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规范指导。然而，在对上述命题成立的分析论证中却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困难。这种逻辑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如果科学史的撰写预设了一种以其作为依据的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得依据它是否揭示出被认为是隐含于在它的指导下写成的科学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证实，那么二者互为因果。劳丹认为，摆脱上述理论困难的唯一途径是对科学史做出“一种虽属基本，但却极为重要的区别，即科学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陈述）之间的区别”[1]。他建议用hos[,1]指谓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发展本体），用hos[,2]指谓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述（写定的科学史）。劳丹进一步将hos[,2]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描述性科学史主要着眼于科学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对科学家曾经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记录、收集、整理和编纂。而说明性科学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则是科学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2]。基于上述划分，劳丹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思想史的性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性等重要的编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的是j.阿伽西和h.柯拉夫(h.kragh)[3][4]。其中，后者的工作更具代表性。柯拉夫在1987年出版了《科学编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of science)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章，他首先讨论了“历史”和“科学”的界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科学史的层次划分。柯拉夫认为，历史[,1](h[,1])是指过去发生的实际现象或事件，我们只能有，甚至也将只能有有限的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h[,1]的这部分不仅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而且还受到包括历史学家的选择、描述和假设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直接接近h[,1]，而只能接近由各种原始资料翻译过来的h[,1]的一部分。历史[,2](h[,2])是指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一样，h[,2]的研究对象是h[,1]。在柯拉夫看来，科学观是科学史观的基础。他认为，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对“科学”做出区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第一层次上，科学(s[,1])是指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公式的陈述的集合，这种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是已完成的思想成果；在第二层次上，科学(s[,2])是指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s[,1]是s[,2]的结果。在上述划分的基础上，柯拉夫对科学史做了两层次划分。他认为，hs[,1]是指通过对各种出版物内容的知识（技术）分析探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科学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hs[,2]是指那些把研究重点集中在科学活动同其它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研究，它不是以对以往科学的技术进展作为主要内容，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5]。

劳丹对科学史的两层次划分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将科学发展本体(hos[,1])仅仅理解为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即科学共同体的某种行为规范，容易产生科学史只是一部思想史的认识误导，从而使人们忽视对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思想演进与文化变迁的相关机制的研究；第二，对科学发展本体的狭隘理解使劳丹进一步认为，对科学发展动力机制的回答应从思想的层面展开，因而也就未对历史说明（说明性科学史）这一层次做进一步划分。柯拉夫坚持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统一性，并将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做了明确划分，这是对历史解释层次认识的深入。然而，由于柯拉夫对科学史研究进行层次划分时忽视了描述性科学史同解释性（说明性）科学史的区分，因此，在逻辑上缺乏应有的缜密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将科学史作以下三层次划分。在第一层次上，即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发展本体(hos[,1])和科学发展研究(hos[,2])两部分。科学发展本体是指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全部活动或行为（科学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史研究是指科学史家或自然科学家对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活动或行为的认识、思考及其成果。该层次划分所明确界定的是科学史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人们可以根据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探讨科学史认识活动与人类其它认识活动的区别与联系。在第二层次上，即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将科学史研究(hos[,2])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两部分。描述性科学史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按照编年的顺序描述在历史上“曾发生了什么”。解释性科学史是把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活动放在特定的问题环境中和社会背景下，揭示科学理论嬗替的规律，阐明科学发展的动因和机制。该层次划分为探讨不同史学方法的功能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研究成果不仅对科学史，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第三层次上，可将解释性科学史划分为科学思想史（内史）和科学社会史（外史）两部分。科学思想史重点研究科学概念、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科学思维的特点和规律。科学社会史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侧面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层次划分对于认识思想史与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　科学史层次划分的编史学意义

(1)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

受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人文史学中科学主义的共同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科学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深层次发掘和详细考证，就可以获得对以往科学发展历程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史观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实地述说过去”，应该“述而不作”。

> 上述思潮的认识论根源是对科学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史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去把握：首先，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上看，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hos[,1]是人类以往的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动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学史家无法直接面对这些科学活动，他们只能借助对历史遗物和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发掘、整理、分析而间接地推测和述说历史上曾发生了哪些科学活动，科学家又是如何思考的。与科学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家能够直接面对自然界（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借助科学仪器），而且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时间上的可反演性。它进一步保证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可重复性，从而使观察、实验既能为理论建构提供思想材料，又能为假说（或理论）的证实和证伪提供直接判据。其次，从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史学研究的区别上看，科学史以以往的科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科学活动是以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为主线而展开，其成果是科学概念的提出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由于科学思想不具可观察性，科学史家只能依据部分占有的历史资料，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科学家的思想活动，这就更有可能使这种重演一方面夹杂着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色彩，另一方面又可能打上科学史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某些印迹。与科学史的研究不同，其它史学学科或是从政治活动、或是从经济活动、或是从军事活动的角度研究历史，这些研究虽然也要分析人们的思想动机，但思想并不成为研究的主线。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科学史研究中主客体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由于科学思想发展是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统一，当代科学思想部分地包含以往科学思想的合理成份，这是科学史家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思想的基本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往科学家的思想”和作为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史家自己的思想在重演中必然要发生融合，因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科学史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表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与融合性。第二，由于史料的有限性以及科学史家重演结果的多样性，使史实对历史陈述或历史解释的检验具有更明显的相对性。

(2)“史”与“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渗透与融合

将科学史研究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并不是人为地将科学史这一有机整体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以及在具体史学实践中二者渗透与融合的必然性。

描述性科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并按照编年的顺序对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进行客观描述。史实的收集、考证、整理是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经事纬的顺序较为完整地向现代人述说以往科学家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描述性科学史又为解释性科学史对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没有丹麦文献学家海尔伯格(j.l.heiberg)对阿基米德手稿的发掘，当代人对古希腊数学就不会有现在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重大发现才改变了人们对中世纪科学的看法。在肯定史实的这种基础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人们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而对历史设问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对史料的选择范围和对历史进行陈述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同自然科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负荷规范”。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不受理论或规范影响的、完全中性的历史陈述是不存在的，而脱离史实的理论重建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释性科学史存在的必要性与科学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研究科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它要为人类现实的科学活动服务。为此，科学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表象，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现实的科学活动提供启迪和借鉴。描述性科学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嬗替的具体机制和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及方式，因此，必须在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重建，对科学与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以便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科学。

(3)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

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它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演化、发展。因此，对科学发展的“为什么”、“何以是”的解释和说明就应从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嬗替、思想演变的角度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便使当代科学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合理地选择理论、方法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二是以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科学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愈趋科学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性。

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时曾指出，“对于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现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6]因此，“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件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贯穿其间的这一思想线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7]如果说人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已完结（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的话，那么，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他所研究的思想在当代科学研究中仍在延续，科学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学家思想活动的“活化石”。因此，科学思想史研究是解释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史实而专论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据他的一系列科学实验的事实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描述性科学史是解释性科学史的基础，而解释性科学史是对描述性科学史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史家要从历史的残篇断片中再现以往思想的逻辑，就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同时，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对以往科学思想的认识总是要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结构，而每个科学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结果有可能（或必然）导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史。实际上，就象描述性科学史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述说以往一样，对科学思想的重演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印迹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史进行重建，这些不同的重建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

科学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解说仅仅局限在对思想逻辑的考察，而忽视科学思维结构、倾向同其它社会活动的作用与联系，那么，“科学史研究只能向人们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发展图景。”[8]因此，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说明还必须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外史学派试图以整个文明发生、发展以及文化的演进为背景，研究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在论的编史观不仅批判了近代以记事为主的编史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内史学派历史视野过于狭隘的缺欠。默顿(r.k.merton)则认为，按编年的框架，以纯经济、政治、文化要素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虽然能向人们展示出科学发展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却难以从微观层次和运行机理上阐明历史总体的深刻变动。他坚持科学发展的社会整体观，主张把科学史的探索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并将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也实现了科学编史方法的重大变革[9]。

将解释性科学史分为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并不是说科学发展就存在两种动因、两种机制，它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的必经阶段。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也必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的整体性决定了对科学发展解释的内在统一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史研究的整体进展。[10][11]

【参考文献】

[1][2]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67-223.

[3]　j agassi.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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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42.

[8]　刘凤朝.科学编史学的思想源流与现代走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31-35.

[9]　r k 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18.

[10]　刘凤朝.劳丹科学编史学思想析要[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5):4-10.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3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史；综合；多元路径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69-0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历史资料在规范性的哲学分析中的身份问题；科学哲学是否真的是一种规范性事业；如何很好地对待科学史以及哲学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何定义哲学分析的本质等等[1]。就此，学者们对HPS的相关主题展开了讨论和探索，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视为“权宜联姻”“亲密关系”或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婚姻”等。

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话题引起了热议，科学哲学协会（PSA）于1992年和1994年分别以题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彼此有什么要说的话”和“会话，实践，语境：从HPS到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展开讨论。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间，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一种势头。21世纪初，许多出版物和大事记见证了由此而兴起的“运动”，其中包括：2002年创办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专门刊物《科学展望》；2006年出版关于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之间差异的发展历史的卷集；2007年于匹兹堡大学召开第一届“综合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PS1）大会，正式提出了以“&HPS”（integrated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为名的研究命题；同年，赖因贝格尔出版了《历史化的认识论》；2008年，柏林普朗克研究所（MPI）就科学史这一学科召开了“何为历史的认识论”会议，爱西斯（Isis）刊载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的转向”一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题为“历史的认识论”会议；2009年，圣母大学召开第二届“综合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PS2）大会；2010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第三届“&HPS”会议，Domski和Dickson出版了《关于一种新方法的讨论：复兴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密切结合》专集；2012年，希腊雅典大学召开第四届“&HPS”会议，同年出版了《综合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问题与展望》文集。2014年，维也纳大学召开第五届“&HPS”会议。2015年，&HPS委员会正式成立，哈索克・张（Hasok Chang）担任主席。

上述内容表明了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综合的研究视角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将对&HPS研究现状、研究路径及其理论蕴意作进一步介绍。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HPS的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扬・戈林斯基，大卫・米勒，肯尼斯・卡内瓦，罗纳德・吉尔，彼得・迪尔，沃尔夫冈・皮奇，哈索克・张，西摩・茅斯科普夫，泰德・施马尔茨，以及希欧多尔・阿巴兹斯和尤塔・石克尔等。这些学者共同的观点是：基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不能在彼此领域中同时满足方法论标准，并且其主题与研究路径有明显分歧，但仍要面对这一问题努力寻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点，提出&HPS、“历史的认识论”等新术语。

针对&HPS虽然诸多学者对其共同目标达成一致，但就具体方法而言却是多元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及其代表人物的具体观点。

第一，从整体概念上主张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综合起来的观点。尤塔・石克尔在其题为“关于HPS的更多想法：另一个20年后”的文章中概述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备受热议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发展状况，以及到21世纪初所逐渐形成以“&HPS”为号召的学术活动[2]。他主张，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主义分析应当建立在精通当前科学哲学的基础之上，以确保我们的行为始于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概念分析。石克尔提出，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的反思应当进入两种历史图景之中，分别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和认识论概念的历史，以及将元科学分析的作为概念工具的历史。

其后，石克尔与希欧多尔・阿巴兹斯共同提出了结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两条主要途径：一种是将历史研究与哲学视角相结合，认为解决科学哲学中突出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其历史记录进行解释；另一种途径则是在强调概念、实践，或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信条的同时，要对这些概念、实践或者信条是如何而来的问题加以认识和理解[3]。

第二，“自然化”（自然主义）路径。罗纳德・吉尔对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的观点经历了从“权宜联姻”[4]到自然主义的转变，他否认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本身具有“亲密联系”，主张存在一种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的可能性，即从历史性的科学实践中得出规范性的结论，他认为自然化的科学哲学本质上是对过去科学和科学家本身的研究，这与科学史具有一致性。就此，吉尔提出了两条途径：认知科学进路和科学社会学进路，前者包含两个具体方面，即表达和判断，表达方面强调模型的使用，判断方面则强调科学的推理与决策[5]。他希望通过对科学哲学进行更为彻底的自然化而试图与科学史紧密联系起来。

第三，科学思想史路径。肯尼斯・卡内瓦的观点与大卫・米勒的观点相似，虽然强调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差异，但其采用的二分法是介于史学家的“时限的细节”和哲学家的抽象而普遍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真相”之间的。他在“事实上是什么将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分开？”一文中提出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各自解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时有一定的关联性，并试图在这一领域内寻求二者的结合。他批评了库恩之后试图将科学哲学从科学历史的具体细节中脱离出来的观点，主张在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应将自身与实际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消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中的历史无关联性，并借用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合适的语言、合适的概念工具与知识产生的背景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互补性”的效果。在具w层面，肯尼斯・卡内瓦提出了借用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在各自共同体所认可的术语的含义和意义所处的真实语境中进行有效互动。

第四，“补充科学”路径。哈索克・张提出了“补充科学”（complementary science）的观点，上述学者们都是将“科学”作为连接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桥梁，而他把目光从科学转向自然，关注对科学家活动的延续，从“辩护的逻辑”转向了“发现的语境”，从科学理论转向了科学发明的实践活动，主张用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语境的与时间中生成与突现的历史主义观点去重审科学实践，跨越了传统的历史、哲学与科学的学科界限，提出了与描述模式和规范模式相对的扩展自然知识的新方法，即补充科学。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对&HPS的研究主要是南京大学石诚和蔡仲的论文“补充科学：HPS的另一定位”与“复制科学实验，实践‘补充科学’”，前一篇比较详尽地介绍了&HPS中补充科学这种进路的定义与方法，而后一篇文章则转向了实践哲学，强调实验复制的方法。这与&HPS的整体理论有所不同，作者首先没有从总体的角度把握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二者综合的蕴意，而只是对其中一小部分进行了初步介绍，其次补充科学这一部分没有反映出综合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全部面貌，缺少其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进行综合的进路阐释，诸如自然主义路径、科学思想史、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方面，所以目前国内对于&HPS的研究相对不足。

三、&HPS的意义

关于“&HPS”这一议题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宣言来理解[6]：

&HPS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兼具了历史和哲学两个方面。

好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不仅仅是科学史进入某些科学哲学可以进入的领域，或科学哲学进入某些科学史可以进入的领域，而且是二者兼具历史性和哲学性的事业。HPS作为现代学科而创立的洞见在于历史与哲学具有一N特殊的关系，且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能够共同前进。

使HPS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个信念：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共同目标就是理解科学，这个共同目标能够通过两个学科相互依赖的方式得以实现……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做的所有工作最终都能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期望，有助于把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学术研究统一于HPS共同体之中。

好的科学史所陈述的内容在恰当的资源中有坚实的基础，并处于相关的语境内；好的科学哲学对现代科学哲学文献持审慎态度，它所陈述的内容简明扼要，且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做支撑。

上述宣言清楚表明了参与&HPS的学者们的立场，他们主张把科学哲学中的哲学分析与科学史所提供的历史解释相结合，立足于相关历史材料和当代科学哲学中所广泛讨论的问题，通过多元化的进路达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综合的目的。

&HPS是科学哲学沉寂近三十年来科学哲学界诸多核心人物共同关心的主题，代表了科学哲学的某种突破。对&HPS这一理论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明确这一理论的研究方法、目标与定位，对国外的研究现状加以梳理、分析与整合，而且也是对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空缺的弥补，有助于丰富国内科学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Jutta Schickore. （Ab）Using the Past for Present Purposes：Exposing Contextual and Trans-Contextual Features of Error[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02.

[2]Jutta Schickore. More Thoughts on HPS：Another 20Years Later

[J].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11.

[3]Arabatzis， T& J， Schickore. Introduction： Ways of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12.

[4]Ronald Gie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3.

[5]Ronald N.Gie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Thirty-Five Years Later[A]. Mauskopf， S&TSchmaltz.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C].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4

【关键词】库恩；范式；理论背景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旧科学哲学到新科学哲学的转变、演化与发展，即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演化与发展。库恩作为新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以其提出的著名的影响超越科学哲学本身的“范式”而享誉全球。时至今日，围绕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范式”理论的理解与争论并未停止，“范式”一词的使用也远远超出了科学哲学本身的使用范围，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社会各阶层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汇。

“范式”一词并非库恩首创，早在古希腊文中就已有这个词语，其原义是“范型”、“模特儿”等义。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范式”也逐渐被人们遗忘。库恩将“范式”从故纸堆中拾了出来，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专业的角度赋予其新的含义。在库恩的著作中，“范式”的含义比较含混，单就《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而言，其批评者马斯达曼就指出“范式”一共有21种不同的意思与用法，这迫使库恩在以后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一词语，而改用“专业母体”来代替。虽然库恩最终放弃使用“范式”，但这一词语并没有随着库恩的放弃而退出历史舞台，它不断地繁衍、传播，在人们的日常习语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就连最不适应社会变化的词典也对它进行了收录。

对于库恩科学哲学中所说的“范式”，我们虽无法从其含混的用法中给出精确的定义，但库恩所说的“范式”应该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从心理上说，它足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①，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其二，从理论和方法上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总的来说，库恩所说的“范式”应该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以及由此确定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共同的基本理论、共同的基本方法乃至共同的理论模型和共同的传统、共同的发展方向等。库恩“范式”理论的形成受到了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库恩早期的共产主义情怀的影响。库恩注重对科学变革作整体性分析，忽视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个体进行分析，这种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他强调用“格式塔转换”来对他的范式的转换进行说明和解释的做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理念的影响。

第二，专业物理学的学习和实践的影响。库恩在哈佛大学从本科到博士其专业都是物理学，物理学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他的思想也产生影响。19世纪，牛顿力学作为“古典物理世界观”的基石登上了认识自然王国的宝座，与之相适应，“科学决定论”和“科学进步主义”的思想统治了世界。但是20世纪初普朗克就提出了主张能量非连续性的量子假说。紧接着，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从根基上打碎了人们对古典物理学世界观的信赖，使以前任何人都不怀疑的科学遭到了严重的危机。物理学上的这一系列危机与变革无疑对物理学专业出身的库恩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库恩学习物理学期间，被称为“物理学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交战双方的大批科学家都被政府动员起来进行原子弹、雷达、激光等的研制与开发，库恩亲历了这场战争，他中断了学业，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当时美国的武器研究开发中心――合众国科学研究开发局的实验所工作。这场战争的亲身经历和深刻体念，进一步使库恩对科学进步主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对科学家自我价值的实现产生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从物理学领域转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并提出“范式”理论。

第三，科学史的研究经历的影响。库恩作为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范式理论可以说是他“充分倾听历史呼声”注重用历史的方法从科学发展的史实中去揭示科学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库恩本人也一再声明他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史家，他的范式理论也首先是作为科学史描述的方法而提出来的。而引导库恩从物理学研究转入科学史研究的人物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柯南特与他的同事化学教授伦纳德.南希决定编辑和出版发行题名为《根据实例的实验科学史》的两卷本教材，柯南特校长希望通过实验科学中的实例调查来进行科学史的教育，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邀请了当时还在研究生院学习的库恩参加合作。由此，库恩转入了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库恩在他的科学史领域中的处女作《哥白尼的革命》的序言中首先感谢的人便是柯南特，他说：“与他一起工作，使我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出对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功能的崭新的解释。如果没有由他引导的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也就不会有这本书和我的其他科学史方面的论文。”②库恩在其后来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也曾谈到：“首先是詹姆斯.B.柯南特……，是他导引我进入科学史并因此促发了我对科学进步本质的观念的转变”③。

在科学史领域对库恩产生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是被他称为“比其他任何史家都堪称我师的人物”――亚历山大.柯依列，正是这个柯依列在1943年发表的题为《加利略和柏拉图》的论文中，首先使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柯依列将古代和中世纪的宇宙观向近代的数学的自然观的转变称之为科学革命，认为科学革命即是世界观的转变。柯依列的这些观点无疑推动了库恩“范式”理论的产生，乃至后来库恩曾专门写过一篇题名为《亚历山大.柯依列和科学史》的短文来纪念这位引路人。

第四，当时流行的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20世纪中期，西方心理学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对库恩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大心理学流派，一是以发生认识论影响世界的起源于瑞士的皮亚杰学派，一是起源于德国兴盛于美国的格式塔心理学。

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科学思想史家皮亚杰所创立的“发生认识论”随着1955年在日内瓦大学建立的跨学科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而声名大噪，对诸多学科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于1958年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兼任特别研究员的库恩毫无疑问受到了皮亚杰思想的影响，乃至于这段时间他着谜于研究中心的工作疏远了他的科学史的教学工作。简要对比一下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库恩的“范式”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影响。皮亚杰给“发生认识论”所下的定义是：“发生认识论就是企图根据认识的历史，它的社会根源以及认识所依据的概念与运算的心理起源，借以解释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④简言之，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研究知识起源以及知识增长机制的学说，它注重历史史实的依据，这一点与史家出身的库恩如出一辙。发生认识论认为认识具有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具有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而且具有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转变与建构的过程，任何认识都是不断建构的产物。皮亚杰关于认识的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我们无疑可以从库恩的范式论中找到相应的影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中，库恩也明确指出他受到了皮亚杰的思想的影响。

而格式塔心理学对库恩“范式”形成的影响从时间和程度上来说，应该更早更深。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将科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明确地比为知觉上的格式塔转换，由此可以看出格式塔心理学对库恩范式论形成的影响。库恩涉足于格式塔心理学，在其影响下形成范式理论得益于两件事：一是1947年他研究亚里士多德力学的亲身体验，一是哈巴特.巴达费尔德思想的影响。在1947年研究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过程中，库恩惊奇地发现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在力学领域的观点他根本无法理解，甚至认为是错误百出，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观点与伽利略的力学观点也迥然不同，伽利略几乎是在一片空白之上建立起他的力学体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时，他接触到了巴达费尔德的著作，发现巴达费尔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将其表述为“更换思维的帽子”。对此，库恩产生了疑问，于是马上翻阅格式塔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书籍，通过对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库恩弄清楚了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着整体形象的转换，也就是从一个知觉世界整体转换到另一个知觉世界。故而，亚里士多德力学与伽利略力学有着如此的不同。这种体验与学习经历无疑对他后来范式理论的提出大有裨益。

出此之外，库恩范式理论的形成还受到了波普尔的反规纳法、W.V.O.奎因的整体主义科学观、汉森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等观点的影响。而直接催生范式产生的却是传统的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发轫于欧洲，二战由于受到纳粹的镇压而解体，其犹太血统成员纷纷逃离欧洲。其中许多重要成员逃到了美国，逐渐形成了以芝加哥大学的卡尔普纳为首的维也纳――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当时准备出版发行一套名为《统一科学基础》的系列从书，为此，丛书编辑之一、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找到了当时刚刚从物理学领域转向科学史研究领域不久的库恩。1962年，库恩一生的主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终于以这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的名义公开发行，“范式”理论从此产生，从而也拉开了激烈的范式争论的序幕。

注释：

①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②库恩.哥白尼革命[M].吴国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④杨鑫辉.心理学通史（第五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00.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5

[关键词]科学史;学科地位;精神价值

[作者简介]朱爱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讲师,浙江杭州311100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119-02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这部不朽之作,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国家都是一部比较流行的科学史。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为不朽的艺术之一,它具有非凡的魅力。科技工作者只有持一种欣赏的态度去观察身边经常发生的事物,才能获得许多属于我们的珍贵的东西,否则将一无所获。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科技不感兴趣,同时对各种艺术也一概不感兴趣,这是一种蒙昧状态。这种蒙昧状态往往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或不懂得客观对象的价值、意义。这好比不懂外语的人听用外语讲的笑话而笑不起来。如果一个人只是在某些方面处于蒙昧状态,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特别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能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对待,那是非常遗憾的。有美学家认为,美是一种通过感性方式实现出来的存在,对于相同的客观对象,对于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感性显现都存在很大差别。其实,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工作学习中,对相同的工作、相同的课程,人们经常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感受。一部分人从中得到的是愉快、趣味、激励、满足,另一些人却是烦躁、负担、顾虑、折磨,这当中虽然有个体因社会背景、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性格、文化修养的差异等因素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对于美的敏感性方面的差异。前者往往对事物表现出一种惊奇感,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较强的观察力去发现事物之间更多的联系与微妙之处,进而产生或提升创造力;后者往往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不肯对身边发生的美好事物投于一种赞赏的眼光,对许多事物的变化发展毫无热情,甚至视而不见,感觉麻木。人们曾经对自然科学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发明与发现赞叹不已,如电灯、电话、电影、电视、塑料、化肥、汽车、飞机、遗传工程、航天飞机、因特网等等。在读书学习时对一个又一个定理、定律的神奇构想、精辟描述钦佩有加,如牛顿定律、高斯定理、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公式、拉普拉斯变换、门捷列夫周期表、普朗克量子论、诺依曼结构等等。科学家更是通过自己废寝忘食的工作,攻克技术难关,有所创新,为取得进展而欢喜雀跃、兴奋激动。这就是科学技术除了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并具有其相应的应用价值之外,同时具备了艺术理念的特征与基本功能。作为科技工作者,若能时时站在欣赏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工作过程,那将是十分美好的事情。同样道理,如果人们能常常以一种好奇和欣赏的眼光去看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物,他们将不仅仅获得美的感觉,而且还能激发更多更宝贵的创造力,使世界充满魅力。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讲求“经济效益”的年代,也许有人会问: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研究科学史有无经济效益?对此,恐怕任何人也不能断然予以全盘否认。因为扎实而可靠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对制定科技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确定科研方向和课题、组织协调科学研究工作等都是有实际意义的。至于与科学史密切相关的技术史的研究,对各产业部门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切不可夸大科学史研究的物质价值,也不必为迎合某些团体的资助而吹嘘这种研究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科学史研究的物质价值(假如有的话)往往是间接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科学史的社会价值是什么?或者换一个说法,研究科学史的意义何在?

笔者认为,研究科学史的价值主要在于科学史的精神价值。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和传播有助于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科学史能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默顿所说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性、公有性、无功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论,从而使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科学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之一(另一个是民主),而在现代社会里有无科学精神,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现代人的重要标志。由此科学史研究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

科学精神集中地体现在杰出的科学家的伟大人格上。像居里夫人,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谦虚、她看准一条正确道路就毫不妥协地顽强地走到底的精神都使人们由衷地钦佩。通过研究科学史和学习科学史著作,会使更多的人广泛深入地了解这一切,从而使个人的思想情操得以陶冶,使社会的精神面貌得以改观。爱因斯坦说得好,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他还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本人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是科学史有助于人们获得思想启迪。一部科学史,也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的心智探险史。哪一项重大科学发现和实验进展,没有充满伟大的智力搏斗呢?研究科学史和学习科学史著作,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探索者的焦虑和喜悦,也可以感觉到科学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还可以理解科学家为什么有可能恰好选择这一条道路而不选择别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有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

三是科学史能发挥有效的教育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公众而言,科学史的教育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通过研究和学习西方科学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革命力量和人类理性的巨大威力;通过研究和学习中国科学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科学史在学校教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不少大学已把科学史作为正式或选修课程列入教学计划之中。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增强他们的创造热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对于在职的科技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掌握科学史对于搞好本职工作也是十分有益的。

四是科学史对其他理论研究工作有重大意义。科学家为了有助手了解自己的工作,为了处理面临的问题和预见科学未来的发展前景而研究科学史;哲学家为了使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或总结出某些普遍规律而研究科学史;心理学家为了探求人类精神的特性和能力,为了掌握创造性思维的机制而研究科学史;社会学家则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科学家所属社会集团之间的多种关系而研究科学史;等等。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时,深有体会地道出了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他说,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不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方法的标准哲学说明中所说明的。笔者他不胜惊讶地发觉,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

五是科学史的人道主义价值。科学史是人类历史的精华之一,是人类反对愚昧、反对迷信的历史。正如萨顿所说,科学史研究可以阐明科学的开化能力和解放能力,说明科学的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人道主义。此外,科学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成为联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

综上所述,科学史是一门充满着魅力与活力的艺术,而它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它的精神价值。

[参考文献]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篇6

关键词：柏林 科学技术史 研究 教学

50年代，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机构，它发展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80年代，在少数高等院校出现了科学史研究所或研究室。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创办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在这种科技史的建制化过程中，有必要了解国外类似机构的情况。本文旨在介绍德国柏林的两个从事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即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issnschaftsgeschichte）和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et berlin）的哲学、科学理论与科技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philosphie，wissenschaftstheorie，wissenschafts-und echmkgeschichte）。

一、马普科学史研究所

德国的马普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是联邦政府资助的部级科学研究机构，类似于中国科学院。它的前身是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1998年马普学会已有74个研究所，包括科学史研究所[1]。

根据马普学会评议会1993年3月的决议，学会在1994年3月组建成科学史研究所[2]。科学史和科学理论是马普学会1994年的研究重点之一[3]。按照马普学会的构想，研究室的负责人组成所长委员会，其中一人担任执行所长。所长委员会的成员轮流出任执行所长，任期三年。最初的所长委员会由jürgen renn教授、lorrance daston教授和lorenz krüger博士组成，每人负责筹建一个研究室，renn教授任首任执行所长。现任的执行所长是daston教授。每位所长有一两名秘书。

1. 学术目标与方法

研究所致力于理论视角的科学史研究，探讨历史发展中的科学思想与知识的获得，以及它们同科学的文化、技术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历史认识论所关心的问题仅（[4],pp.l-2）。

各研究室都瞄准“历史认识论”的构建。基于专门的学科史的细致研究，历史认识论调查研究诸如“数”、“力”、“运动”、“基因”、“有机体”、“场”等科学思想的基本概念的发生和进化，以及“描述”、“可能性”、“因果关系”。“实验”、“演绎”、“决定论”和“客观性”等范畴和实践。“。这些“球形的”概念研究，鼓励跨学科的比较分析和综合化，为超越学科史所得的结论打下了基础。这种研究的方法论根植于人文学科，特别是根植于对人类文化和认知的研究，涉及到文化史和认知科学的方法（[4],pp.l-2）。

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尚未被系统地与历史研究的结果对照。当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方法和结果，以及有关概念发展的哲学理论能够弥补狭义科学史的不足时，特别是当科学史能够达到解释思想过程时，科学史就为克服现有理论方法的限制作出了贡献。历史认识论不仅把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模型和方法补充到科学史的传统方法中，而且还探求那种超出案例研究的理论上的一致性。

为了扩展跨学科方法的基础，研究所发展了一种新的原始文献利用和处理方法，包括利用新的信息存储和恢复的媒体技术。现在，网络上的电子档案能够使学术界方便地得到珍贵的历史文献。

2．研究室与研究领域

研究所注重那些大学不易做到的研究，设立长期的研究部门和项目，聘请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参与项目。根据以上学术目标，研究所分为三个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

1994年3月，在jürgen benn教授领导下开始工作。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系统的结构变化（包括科学思想的认识结构）、基于经验和文化条件的结构独立性、个人思想与机构化的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的研究领域是（l）精密科学的发生：古代文明的数学思想的历史重构；（2）经验科学的发生：经典力学起源的重构；（3）科学中的学科结构和整体的理论基础的变化：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史的研究。

第二研究室

1994年9月，daston教授开始领导该室。主要研究认识论范畴的历史，如证明的变化形式和标准、科学事实的竞争形式和科学的客观性。目前的研究领域是（l）数学和科学证明的历史；（2）17世纪以来科学客观性的实践与思想，特别是形象化技术；（3）比较文化和历史视角下的自然的道德权威。

第三研究室

1996年9月，该室在hans-joerg rbeinberger教授领导下开始工作，主要研究科学创新的条件。目前的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的生物医学：（l）实验的历史与认识论；（2）认识的对象与空间的历史；（3）概念形成的历史的语言实用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的应用。

另有三个独立的研究组：ursula klein博士领导的化学和生物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组、h．otto sibum博士领导的科学的实验史研究组、马普学会史研究组。后者类似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史办公室。

3.研究项目

每个研究室通过精心设计的项目来实现研究所的学术目标。选择什么项目，主要由三位所长决定。他们注重那些大学不容易实施的项目，如长期的项目、跨文化和地域的综合研究项目。每个大项目被分解为若干子项目和阶段性的课题。研究所要向马普学会报告大的项目，申请经费。

1994年第一研究室的项目是：（l）经典力学发生中的实践经验与概念结构的关系；（2）牛顿《原理》的原始文献；（3）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生；（4）进化论生物学的概念形成；（5）经典科学的哲学综合。力学史的研究目标是探索经典力学发生中的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的作用与相互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分析伽利略时代的科学文献和工程师的论著中的概念，以便重构思想模型及其历史框架；重构经验的经典力学的演绎结构的发生（[4]，pp.13-21）。

1994年第二研究室的项目是：（l）科学经验的分类；（2）科学客观性的历史；（3）科学中的妇女：威廉皇帝学会的女性科学家（[4]，pp.23-26）。

大项目一般没有固定的期限，这有利于克服短期行为。研究室逐步深化对研究领域和项目的阐释，反映了项目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入，以及项目的灵活性。1996－1997年，三个研究室的项目被调整为如下内容（[5]，pp.33-152）：

第一研究室：（1）经典力学的科学－精神模式发生中的实践经验与概念结构的关系；（2）近代科学知识的综合与分化之研究；物理学和生物学；（3）科学发现的动态模型。电子研究工具和数据库的开发是项目实施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研究室：（l）科学经验的分类；（2）科学客观性的历史；（3）演示、证明和检验。1998年以后，补充了（4）科学的角色和（5）自然的道德权威。

第三研究室：（l）实验的历史和认识论；（2）知识的目标和空间的历史；（3）概念形成的语用学，理论在生活和医学中的应用。

目前，klein博士的研究组有两个项目：（l）19和20世纪化学和生物学的分子式、模型和影像；（2）18世纪化学的文化，涉及到花园、兵工厂、研究院的化学，车间和实验室的色彩。

马普学会主要靠联邦政府资助，部分经费来自州政府。马普科学史研究所90％以上的经费来自马普学会，每年大约有1200万马克。这些经费保证了全所的正常运转和项目的实施。

学术带头人的项目较多，工作头绪较多。但是，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项目的稳定性有利于研究人员持续地专心做工作。

项目的目标是不断解决学术问题。论文、调查研究报告、专著等反映了项目实施的具体成果，特别是阶段性成果。研究人员发表（出版）的论著在1994年为49篇（或部）（[4]，pp.57-63），1995年有201篇（或部）（[6]，pp.135-160），1996－1997年共有390篇（或部）（[5]，pp.277-324），1998年达到233篇（或部）([7]，pp.27-56）。少数研究人员一年发表的论文超过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