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1

国外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

国外商贸流通业大致经历了六种盈利模式（见表1）：第一种是进销差价模式，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且在现在多有使用，盈利的根源来自进销之间的差价和简单的附加服务。第二种是连锁经营模式，基于规模经济规律的驱动而形成。该种模式对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第三种是通路费用模式，即利润主要来源于商品进场费、购货折扣、物流费、仓储费、新店赞助费、促销费等。第四种是类金融模式，即利润来自对供应商资金的占用，这种模式在我国诸多电商企业中都有体现。第五种是供应链模式，这种模式源自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出现，极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第六种是增值服务模式，如设备的运输、安装、维修和更新等。国外的盈利模式发展与国内的盈利模式发展历程大致相似，但国外的发展相对成熟且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传统盈利模式下进销差价为核心，现代盈利模式更加注重综合效应，由单一的、分散的产品服务走向集约化、系统化的产品服务供应体系。此外，现代盈利模式有一个很明显也很关键的特点是金融业务的渗透，传统模式下实体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两者基本维持的是相对独立的地位，而现代盈利模式下，企业的供应链的拉长使得金融业务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众多企业开始摆脱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具有自我“输血”的能力。盈利模式是一个企业建立和有效使用自己资源的方法（王祖强、陈新伟，2010），是商业模式的核心。从上述的国外盈利模式可以看出，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的转变路径形成了一种从单一经营向复合经营的转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营链条的扩展，由简单的供销演变为供应链系统；另一方面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极大提升，资金的体内循环逐渐取代体外循环。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对我国商贸流通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企业生产经营链条的扩展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行业发展规律，对商贸流通企业而言这种规律更加明显。随着产业链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供开展金融业务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广，创新盈利模式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多。那么，我国的商贸流通企业在盈利模式创新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后文将会具体分析。我国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分析随着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商贸流通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马强文、任保平，2011；黄炯华、孔燕群，2015），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重要反映。纵观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盈利模式，基本上与国外的演变路径保持一致，但在我国又有新的内涵。1992年我国流通改革后商贸流通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的缺失导致物流运输处在停滞状态。进销差价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众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占据主流，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盈利渠道单一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外资企业的不断挤压，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商贸流通业本身利润微薄，降低成本对商贸流通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上我国商贸流通业由于受技术、管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上述问题是对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的概括，随着盈利模式不断创新，我国商贸流通业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异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随着电商模式的崛起和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商贸流通业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特别是供应链模式开始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见表2）。广义上讲，供应链体现的是一种经营状态，即不同经济主体因某种业务联系而同处于一种经营环境当中，彼此之间产生业务上的往来；狭义上讲，需要将供应链的概念放在具体的产业或者行业内才具有现实意义。过往单纯考虑价格和成本的经营决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必需同时对价格和质量进行权衡，并在考虑竞争对手行为的基础上对所在供应链的成员决策进行协调以制定最优竞争策略（肖迪、袁敬霞，2013）。现有供应链管理强调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协同关系是供应链企业之间产生业务关联和实现供应链转型的基础。供应链转型本质上是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一种战略更新行为（肖静华、谢康，2015），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转型而言，供应链模式逐步成为主导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商贸流通业盈利模式的转型方向

以不变价格计算，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较为平稳，如表3所示。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商贸流通业逐步表现出明显的供应链经营趋势，出现了以京东、淘宝、苏宁等为代表性的电商企业。商贸流通实现了从线下到线上的经营，既有单纯的线下经营，也有单纯的线上经营，同时也有线上和线下的结合。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企业的经营已经不再是单店模式就可以生存发展的，企业规模的提升依赖经营范围的扩大，主要就是业务链条的延伸。（一）供应链经营。供应链经营模式下的盈利模式是多种传统盈利模式的组合，单一的盈利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企业上下游的业务关系是一种子供应链系统，将这些子系统组合起来就是供应链系统，子系统的组合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供应链，供应链系统创造的价值远远要大于子系统的价值。供应链模式下，电商企业如果依靠第三方物流提供配送服务（见图1），会增加物流成本，同时在效率上不具备优势。这种模式并非是一种完全闭合的盈利模式，中间诸多环节产生的收益由系统内的不同经济主体分享。基于第三方物流的供应链系统具有如下特点：从物流运输成本角度考虑，可以避免企业自建物流中心的成本投入，对经营规模不大的商贸流企业而言具有成本上的优势；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企业能够降低对物流中心的经营风险，可以集中企业内外资源发展自身核心业务，走专业化经营道路；第三方物流模式下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第三方物流的专业服务，避开业务陌生空间，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也能够实现合作效益。而对于自建物流中心的供应链系统而言（见图2），具备核心地位的电商平台通过打造闭合系统而将供应链上的企业纳入自身的经营体系当中。这种盈利模式对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具体而言，基于自建物流中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如下特点：能够将物流运输业务纳入企业的整体业务范围之中，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延伸了对产业链的控制范围，可以有效收集行业内信息；避免了与第三方合作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有助于维持企业市场定位和保持市场竞争力；自建物流中心的模式适用于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对产业链控制力强的企业。（二）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经营脱离金融的支持是无法运转的。供应链金融是指金融机构或企业基于综合性电子信息平台提供的一系列贸易融资服务（谢世清、何彬，2013）。供应链金融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是将供应链系统内的企业联系起来，实现有效管理，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是供应链金融本身作为一种融资模式，可以产生收益，扩大企业盈利范围。表4统计的是供应链金融融资规模的增量数据，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供应链金融融资规模增量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例较低，但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一直以来，供应链金融是一块蓝海，业务规模并没有呈现出爆发性趋势，传统融资模式下的供应链金融发展缓慢。由于传统金融制度下的大银行垄断了资金资源，对中小企业构成信贷歧视（卢峰、姚洋，2004），在传统融资模式下金融机构没有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因此基于传统金融制度下的供应链金融发展较为缓慢。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始充分发掘传统金融机构所忽略的市场空间，并不断侵蚀传统的市场份额，这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开始主动求变，但原有的盈利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得到有效改变，这就出现了传统金融机构积重难返而互联网金融快速拓展市场的局面，同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保护也使得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新的发展难题。随着我国商贸流通业的不断发展，该领域的供应链金融将会呈现出新的格局，供应链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供应链金融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体外资金循环，即资金来自供应链系统的外部，通常以商业银行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另一种是体内资金循环，即资金来自供应链系统内的核心企业，由核心企业主导资金周转，形成内部的资金循环系统，如图3所示。这种模式以京东、阿里巴巴等知名电商为代表，它们通过搭建自身的金融服务平台为供应链上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供应链金融一方面摆脱了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提高了融资效率，另一方面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构成了循环系统。供应链金融可以将商贸流通产业链内的企业有效联系起来，从原材料生产到物流运输，再到产成、半成品生产以及最后的消费环节都能够得到供应链金融的服务，获得企业生存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效率。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2

关键词：出口信用保险；农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融资担保

一、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点

出口信用保险是各国政府支持出口、防范收汇风险的国际通行做法，是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贸易促进措施，具有风险保障、出口促进、政策导向等重要作用。出口信用保险自产生以来，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额的12％至15％都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出口信用保险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各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按照承保政策性业务的主体性质不同，出口信用保险可以划分为政府直接办理、政府全资公司经营、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委托私营机构经营和进出口银行兼营五种模式。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均由政府作为后盾，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最终的责任都由政府承担，也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区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最重要的特征。

(二)不以盈利为目的

出口信用保险是为贯彻政府促进出口和对外投资政策的金融形式，这种政策导向(policy—oriented)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以盈利或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且政策性金融业务常常与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业务相矛盾，也就是说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是非盈利的或低盈利的。

(三)确定的业务领域和对象

出口信用保险的本质决定了它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特定的服务领域。首先，它主要支持的企业或项目一般在国际上的竞争都比较激烈，属于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持的行业，或者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其次，投资额较大、投资周期长的大型设备输出，资本性项目输出以及海外投资等中长期项目出口也是出口信用保险重点开展业务的领域。

(四)特殊的融资原则

除了担保融资外，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和银行合作提供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不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抵押、质押和担保贷款，而是引入了“信用贷款”的新概念。它以出口应收账款的权益作为贷款的基础，通过对出口商应收账款的全面分析，在出口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并将赔款权益转让给融资银行的前提下，银行针对出口企业的真实出口业绩和确定的国外应收账款提供信用贷款。这种全新的贷款模式使出口企业摆脱了因为抵押、担保能力不足，无法获得银行融资的尴尬局面，为其扩大出口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独立的法律依据

在世界各国的金融法规体系中，从央行到商业银行，从保险到证券都有针对行业的立法，但是这些法律一般都不适用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作为其行为的基本规范，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宗旨、经营目标、业务领域和业务方式等作出规定。如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保险法》、韩国的《出口保险法》、英国的《出口和投资担保法》等。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独立的立法，只是在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五十三条加入如下内容：“国家通过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及其他促进对外贸易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这是第一次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提到出口信用保险。

二、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及重点扶持行业出口情况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包括出口商品结构和进口商品结构，由于本文讨论的范围限制，因此将就出口贸易商品结构进行分析。

按照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划分，从1980年到2005年，前者占比分别从50．3％降至6．44％，后者从49．7％升至93．56％，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正在逐渐得到优化改善。按照农产品、机电、高新产品重点扶持行业划分，2005年出口占比分别为2．60％、56％和28．60％。

数据表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正在得到优化改善，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下面将对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三种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出口情况分别展开讨论。

(一)农产品出口

长期以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顺差是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已经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由于竞争力弱势而受到的冲击已开始显露，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壁垒、反倾销、“特保”条款是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农产品扩大出口的主要障碍。如因农产品技术标准不能达到出口国官方或行业协会最低标准，特别是最近日本政府出台的“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影响较大。2．出口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缺乏后劲，容易引起发达国家采取反倾销等保护主义措施。3．农产品出口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缺乏国际竞争力，抵抗出口市场风险和突破技术壁垒的能力不强，农产品行业组织发展滞后。4．农产品出口管理体制不顺，出口支持政策与服务滞后。

(二)机电产品出口

200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4267．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达到56％，拉动外贸增长17．4个百分点。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机电产品出口为全国外贸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在机电产品出口中存在的问题包括：1．机电出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仍然较低，低价竞争依然很激烈。2．随着机电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发生。2005年全年我国机电产品共受到¨项国际上发起的反倾销、特保调查和保障措施等摩擦，涉案金额3．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出口企业利益。例如欧盟环保指令(即《关于废弃电气、电子设备的指令》及《关于限制在电气、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分别于2005年8月生效和2006年7月1日生效。两项指令涉及十大类机电产品及其20万种规格。3．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品牌少，知识产权观念薄弱。大部分企业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引进、仿制，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现在已开始遭遇到国外企业越来越多地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的阻击，成为机电产品扩大出口的一大障碍。4．人民币升值对机电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出口自主品牌占比较大的 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因出口时间跨度长、资金占有量大和收汇周期长而受到很大影响，大量未收汇资金受到损失。

  　(三)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在“科技兴贸”战略的推动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拉动全国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进一步优化了外贸出口结构，贸易规模和结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开始迈入“科技兴贸”向“科技强贸”转变的关键时期。

目前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存在的不利因素有：1．世界经济发展存在风险。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日本等较易出现经济波动的国家，因而使得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存在一定风险。2．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首先，近年来国际市场涌现出了印度、马来西亚等一批新的竞争对手，它们以其特有的优势承接了国际高新技术产业中高端环节的转移，加剧了高新技术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其次，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竞争的重点正从价格、单一产品出口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如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多样化、复合型贸易方式转化。3．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多集中于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的附加值偏低。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相应提高。此外，由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受外商投资影响极大，人民币升值将会直接影响外商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势头。4．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增强。由于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大力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开始抬头，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很大障碍。

三、出口信用保险在促进重点行业出口中的政策性作用

针对重点行业出口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从各个方面为国内企业的出口创造便利条件。

(一)丰富的资信渠道为出口商提供信息以及风险预警

一是商业渠道。中国信保对海外买家的资信情况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商业渠道：资信报告渠道、美国海运进口数据、船舶数据库、香港法院信息资料库、全球银行信息库、全欧企业数据库、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其中资信报告渠道有27家，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万余家主要银行及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分析；各买家公司业务介绍、通讯方式、行业分类码、雇员人数，详细股东及附属机构信息；公司财务指标、财务分析比值、上市公司股票信息等。二是政府渠道。作为一家政策性信用保险机构，中国信保同我国驻海外使领馆、商务部等相关政府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在商业渠道无法或不能全面获取买家资信情况时，这将成为中国信保获取信息的重要补充渠道。全面的征信渠道保证了中国信保对海外买家资信的准确把握，定期更新的数据保证了国内出口商及时了解买家动态，在签订合同或执行合同过程中根据情况适时调整交易方式，确保风险及时化解．同时，针对进口国的各种技术、关税壁垒等限制进口政策进行实时监控，为出口企业做好防御措施起到了预警作用。

(二)根据不同行业出口特点制定特殊的承保政策

农产品方面：农业问题关系国计民生，近年来我国已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由于竞争力弱势而受到的冲击已开始显露。针对农产品出口中遇到的种种问题，2004年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文《关于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指导性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健全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增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在意见的指导下，2005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支持了500余家农产品生产企业14．4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并且为其提供了约36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农产品赔付率超过90％。2006年初，商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把风险保障范围从原来的报关出运后覆盖到出运前，取消中小企业的投保门槛，完善保单项下的融资功能等。

机电产品方面：建立机电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降低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费率，对国家风险分类和国家限额进行调整。建立全面的国家风险预警网，及时向企业提供风险信息。

近年来，中国信保同中国重点家电企业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为家电企业出口提供海外应收账款债权保障、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以及融资便利等全方位服务，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帮助企业完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从而更有效地整合其产品、制造、客户等内外资源；并与现代金融工具结合，在获得融资便利的同时有效规避人民币升值给企业造成的汇率风险，形成“产品力”与“资本力”相融合的特殊优势，在国际化发展中实现规模和效益双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2004年7月出台的商技发[2004]368号中将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2003年版)的产品以及信息通信、生物医药、软件、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业务重点，予以全面支持。在承保程序方面，对列入《目录》产品的承保给予“绿色通道”支持，对符合承保条件的客户，争取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保单；在限额审批方面，同等条件下，限额优先保证列入《目录》产品的投保。在理赔速度方面，对符合理赔条件的案件，在收到索赔单证后，3个月内完成理赔工作。

(三)信用贷款与担保贷款相结合的融资方式

在现行的银行信贷体制下，中小出口企业往往因不具备银行融资所需的抵押和担保条件，难以从银行获得所需融资，常因周转资金不足限制其正常发展，严重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信保自成立以来，已与30多家银行开展合作，推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贸易融资途径。由于保单融资使得企业提前从银行获取大部分应收账款，因此在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损失，成为出口企业解决外汇压力的方式之一。

除了保单融资方式外，中国信保通过传统的担保融资包括打包放款担保、出口押汇保险、卖方信贷担保、项目融资担保等产品为大型项目出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等海外项目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四、结论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农改超 农贸市场 生鲜超市 生鲜食品 菜篮子

生鲜超市是指专门从事生鲜食品经营并结合现代超市经营理念的专卖店和连锁店。农产品由生鲜超市经营，不仅能改善经营环境、保证商品质量、提高食品安全性和进行生鲜食品深加工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对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城市品位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中城市纷纷启动了“农贸市场改为生鲜超市”的活动（简称“农改超”）。

但是，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我国的“农改超”活动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有些城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少城市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是为什么呢？应如何解决？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我国大中城市“农改超”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数量少，规模小

我国大中城市的“农改超”大多数是在近几年启动的，由于时间短，缺乏经验和风险大等原因，大多数企业参与“农改超”中，采用先试点，后扩大，逐步发展的经营战略，这就必然会造成生鲜超市在起步阶段数量少，规模小。

价格高，鲜度差

“农改超”最大的障碍应该说是价格。目前，不少生鲜超市的蔬菜水果等价格要比农贸市场高。据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生鲜超市商品价格有点过高消费者的占44.62%，很不合理占16.54%，二者合计为61.16%。因此，如何降低生鲜超市商品的价格是“农改超”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选择余地小，付款不方便

在生鲜超市中，同种商品往往只有一个或二个货位出售；而农贸市场的同种农产品可能有十余个甚至更多的摊位经营。因此，与农贸市场相比，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小，且不能讨价还价。对于质量标准很难统一的蔬菜水果等商品，不少消费者比较喜欢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就是部分消费者不愿到生鲜购买蔬菜水果等商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消费者进入生鲜超市购买商品大多要先存包，再选货，最后到出口收银台付款。虽然，生鲜超市可以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的要求，但由于生鲜超市的客流量分布不均衡，难免会出现排队付款的现象，这对那些天天购买生鲜食品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

影响我国大中城市“农改超”运行的主要因素

政府引导不足，政策不到位

“农改超”是大中城市的“菜篮子”工程，涉及面广，操作复杂，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才能获得成功，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应该说，大多数城市的政府在推行“农改超”活动积极主动的。但也有一些城市政府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如在税收上，某些城市的农贸市场实行的是包税制，基数低、数量少；而生鲜超市不仅要交营业税，而且还要上交增值税等，税收负担要比农贸市场高得多。又如，少数城市尽管“农改超”启动已有时日，但事先承诺的支持政策却迟迟得不到兑现，这就严重挫伤企业进行“农改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观念不适应

从收入水平看，我国不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较低，而生鲜食品天天消费，日积月累会在消费总支出中占较大比重。但在“农改超”初期，生鲜超市的商品价格又往往较高，这就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在省钱和环境二者之间，他们往往选择省钱，这就是现阶段中低收入者到农贸市场购买生鲜食品的主要理由。

从消费观念来看，不少消费者认为，生鲜食品的消费主要是讲求价格和新鲜度，而不是购买环境、服务和品种。本课题的调查资料表明：在生鲜商品的购买者中主要关心价格和鲜度分别为23.55%和25%，主要关心环境、服务和品种分别为10.76%、12.5%和6.69%。而价格和鲜度恰恰是目前大多数生鲜超市经营中的主要弱点。

企业目标市场定位不正确、选址不当

任何企业都应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即企业为之服务的顾客群体。不少人认为“农改超”的目标顾客群就是原农贸市场的顾客。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我国大中城市中的不少居民，因为其收入低、观念旧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会把到农贸市场购买生鲜食品作为首选。在“农改超”的初期，若生鲜超市将这部分居民作为企业的主要目标市场，并在他们的集中居住区开设生鲜超市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企业缺乏长期规划，经营战略不当

一般来说，企业在创业初期受投入、规模、知名度、客源和管理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价格高、盈利少甚至亏损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实行连锁经营的生鲜超市，它是以规模效益取胜的，大多要在十四个连锁门店以上才能盈利。但在不少大中城市中，一些参与“农改超”的企业缺乏长期规划，往往是仓促上马、但又在一、二个门店试点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就裹足不前，有的甚至关门大吉。这就造成了一些城市“农改超”活动，开业轰轰烈烈，经营冷冷清清，停业无声无息。

经营方式不当，管理落后

据本课题组调查，在“农改超”过程中，一些企业在获得生鲜超市的经营权后，先对原农贸市场的硬件设施进行改造，然后采用联营方式吸收原农贸市场的部分经营户进场分散经营，实行生鲜超市提供经营场地和设施，收取租金和管理费；各经营户自我经营，赚取利润，交纳租金和管理费。这样做虽然改善经营环境，但因各经营户所交的费用比农贸市场高得多，为了保证利润不降低，他们就会提高价格。而生鲜超市却因体制等原因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结果造成商品和服务质量没提升多少，价格却上涨了不少，从而造成顾客大量流失，企业亏损严重的局面。

投资大，经营成本高

与农贸市场相比，生鲜超市的经营成本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营环境好了，经营设施多了，相应运行维护费用就会大幅度增加，就电费来说，由于增加了中央空调、电梯和冷柜等设施，生鲜超市要比农贸市场高出四-五倍。二是加强了对生鲜食品的安全检测，增加了检测费用。三是把农贸市场的原个体户调换为超市公司员工，工资成本也增加了不少。

配送落后，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生鲜商品的连锁经营是以强有力的配送中心为依托的，没有配送中心的大批量采购，生鲜食品的价格就会居高不下，很难在与农贸市场的竞争中取胜；没有配送中心的流通加工，生鲜超市的多品种经营就难以实现。但是在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农改超”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生鲜超市没有自己的配送中心，直接向供应商或个体户采购，规模小、数量少、品种单一。因此，没有现代配送中心，生鲜超市要以低价格、多品种和高质量来满足消费者需求是极其困难的。

进一步推动大中城市“农改超”发展的对策

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农改超”运行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社会、政府等宏观因素，也有企业、消费者等微观因素；既有政策因素，也有企业经营管理因素。因此，进一步推动“农改超”的对策也应多方配合，综合运用。

统一认识、明确条件

认识是行动的前奏，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果断的行动；条件是行动的前提，不具备基本条件，就无法运作。“农改超”也是如此。要使“农改超”顺利运作。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本城市是否具备“农改超”的基本条件。一般来说，实施“农改超”的城市应具备规模较大、开放性强、居民收入高和商贸业比较发达等基本条件；二是要明确“农改超”的重要意义，要认识到“农改超”是造福于民的“民心”工程，它对保证食品安全、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农业发展等有着重大作用。只有统一认识，明确条件，才能坚定信心，才能保证“农改超”活动顺利开展。

加强宣传、转变观念

在“农改超”中，一些消费者片面地认为农贸市场要比生鲜超市购买方便、价格低和品种多。应该承认，在“农改超”投入期，一些大中城市的生鲜超市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这是可以通过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管理的改善来解决。如福州生鲜超市的商品价格要比农贸市场平均低10%左右。又如品种，杭州家友文苑超市的生鲜经营品种曾高达2698个。这些情况应不断地向消费者宣传教育，使消费者能够正确认识“农改超”和生鲜超市，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积极引导、政策到位

在“农改超”活动的投入期，政府除了应做好整体规划、舆论宣传和政策支持外。最重要的是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给予生鲜超市“菜篮子”工程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加大补贴力度和税收优惠，为“农改超”的开展奠定基础。二是找准“农改超”的主要实施者。福州经验告诉我们，在“农改超”的起步阶段，没有若干个实力强大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作为主要实施者，就会大大增加“农改超”的难度。因此，政府应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措施，引导若干实力强大的大型企业积极参与，以保证“农改超”的顺利进行。

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农改超”是一项系统工程，“农改超”的稳定运行，不仅涉及到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硬件改造，而且，还涉及到经营管理。因此，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是进一步推动“农改超”发展的基本要求。

制定合理的长期规划和经营战略。“农改超”是一项长期投资，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因一时亏损而放弃。

准确确定生鲜超市的目标市场和店址。在“农改超”投入期，农贸市场、生鲜便利店和生鲜超市往往三者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生鲜超市应先选择高收入群体或预期收入较高的消费群体作为近期目标顾客。并根据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购买习惯来确定经营品种和方式。因此，生鲜超市的店址也应设置在这一群体的密集居住区附近。

建立和完善配送中心，搞活配送。这是“农改超”的关键环节。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可以有效调控大宗农副产品物流和各生鲜连锁超市之间的物流联系。

改变经营方式，加强经营管理。在“农改超”中，生鲜超市应改变联营方式，坚持走自营道路，把经营权控制自己手中，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生鲜食品的规格品种，提高服务质量，而且，也有利于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大中城市“农改超”是一项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 是农产品流通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但改革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一些城市在“农改超”活动出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措施，从政府的政策支持、消费者的观念转变和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等方面来促进“农改超”的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1.曹进堂，《谁在妨碍“农改超”?》[J]，商业时代，2003（22）

2.周应恒等，生鲜食品购买渠道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中国流通经济，2003（4）

3.赵滟等，影响我国无公害蔬菜销售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3（4）

4.范梅华等，“农改超”农产品新型营销业态[J]，中国禽业导刊，2003（9）

5.肖文金，生鲜超市：农贸市场终结者？[J]，经贸导刊，2002（10）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4

1.抓龙头、创品牌、建市场，大力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

松原市有农产品加工企业680户，绿色、有机、无公害品牌235个，农产品注册商标270个。由于企业小、品牌多、影响弱，无法引领松原优势农产品进入高端消费市场。为了整合地方资源，打造著名商标，提升品牌效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012年6月，市政府注资5000万元，吸收格力电器、吉林油田、北显粮贸等国企和民企注资2亿元，组建了松原粮食集团。根据各地资源优势，集团公司成立了核心企业——查干湖米业有限公司和扶余花生有限公司、乾安黄小米有限公司、长岭三青山薯业有限公司、宁江果蔬分公司四个子公司，全力打造和开发“查干湖”地域性品牌。到今年6月末，共开发“查干湖” 牌农产品12个系列360个单品，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润1200万元。集团公司计划用两年时间把“查干湖”商标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三年发展成上市公司，切实提高松原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秉承“好基地，产好粮”的经营理念，松粮集团利用政府推力，在四县一区组建了520个规范运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模式，全力打造水稻、花生、马铃薯、谷子、蔬菜等生产基地，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户50266户，核心基地面积达到150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达到60万吨。集团通过资本链接和服务链接的方式，加大了对基地建设的掌控力度。产前提供信息、培训、生资、金融4项前置服务，产中推进科技咨询、典型示范2项跟踪服务，产后完善仓储物流、精深加工、市场营销、组织保证4项延伸服务，实现了规模经营、一体化发展。

为了解决产品销售问题，松粮集团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建立了销售网点。协调地方政府对扶余三井子杂粮杂豆市场进行了增资改造，市场交易承载能力提高到180万吨/年。在长岭太平川、前郭吉拉吐、扶余三井子分别启动实施了玉米、水稻、花生“粮食银行”，重点解决新粮上市的价格风险和新粮保存可能出现的“地趴粮”问题。

2.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

全程机械化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在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目前，松原市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544户，其中很多属于企业创办、个人创办，没有建立个人账户，与农民利益脱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去冬今春，探索组建了长岭云天化农业专业合作社。

云天化合作社由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牵头组织，辐射长岭镇三合、马莲、大二号3个村，入社农民435户、 1208人，规模经营面积15000亩。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500强企业——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国有控股企业，主要从事化肥生产、种子经营和粮食收储、贸易等业务，经济实力雄厚。注资组建长岭云天化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方面方便了企业自身化肥、种子销售和粮食收储，一方面解决了农民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互利互惠的产供销链条。入社农民采取委托代耕的方式，签订15年土地流转合同，每公顷保底价8000元，年初支付给合作社成员，年终盈利与农民6∶4分红，合作社成员既可以优先到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又可以外出务工，从事其它多种经营。

云天化合作社成立后，投资3000万元，购置自走式喷药机、大型联合收割机、覆膜机、整地机52台（套），连片推广玉米高光效栽培技术150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集成应用现代农业“五项技术”，起到了大面积试验示范的作用。通过土地流转和盈利分红双层机制，建立起与农民的利益联结，特别是通过减少种肥供应和粮食销售等中间环节，有望大幅提高合作社收益，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收入。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坚持零准入、零门槛，积极发展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5

然而，对于美国衰退、中国崛起的赞颂也引发了怀疑性的回应。包括佩蒂斯在内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像中国这样长期保持贸易盈余的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要负的责任至少和美国这样的赤字国家一样大。经济危机的后果将造成盈余国家“经济奇迹”的终结，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日本式的“失去的数十年”。在他们看来，唯一摆脱困境的方式将是对盈余国家的经济进行深度“再平衡”。然而，在长期的、更加深化的危机和平稳的、协调的再平衡这两大可能的未来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的前景呢？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奇迹

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向的不平衡是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后果主要是由于盈余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和德国——采取的消费抑制型增长模式造成的。如果相对于生产而言，消费受到了抑制，结果就会是储蓄的增加；如果国内储蓄超出了国内投资，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中，过剩的储蓄将以资本净输出的形式流往海外其他国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以及德国向西班牙和希腊的借贷就是这类资本净输出的例子；类似的，对于从国外进口资本的国家而言，投资将超过储蓄。也就是说，资本的净流量将等同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也将等同于该国的贸易平衡状况。因此，经济体的贸易盈余/赤字将等同于其净资本的流出/流入，即储蓄减去投资的差额。

由于各个开放的经济体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某个国家消费不足引发的资本输出和贸易盈余一定会由另一个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的资本输入和贸易赤字平衡掉，换句话说就是：贸易伙伴国内的不平衡状况就如同镜子一般，将制造出全球的不平衡。

如果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国内的不平衡这一实例中去，就会发现，中国的消费抑制型增长模式并非全新的，而是日本模式的加强版。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和储蓄率的高低与其国民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根本没有关系，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高储蓄和低消费，完全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抑制工资、低估币值和遏制金融。

自1990年代起，大量农民工保障了劳动力的供给，而他们在工作地的权利和使用服务的机会都被户口制度扼杀了。加之政府组织的工会总是站在雇主而非工人的立场上，更加保证了工资增长要远慢于生产力的增长，由此抑制了工人收入和消费的相对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对汇率市场的干预防止了人民币升值，保证了贸易盈余的增长。币值被低估的货币使出口商获益，却令国内消费更加昂贵。因此，这一政策就如同向家庭消费者征收了隐形税，并将之转交给了出口商。国有银行维持的低利率对于家庭而言同样如同隐形税：普通储户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息，实际利率有时甚至为负，而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则能够以“白给”的利率获得借贷，从而满足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贪婪的胃口。这就等同于用对储户的剥夺来补贴国有部门。

这样的发展模式造就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快速改进的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然而矛盾的是，尽管高增长吸引了高额投资，但对金融的遏制也导致了储蓄额——这里主要是指公司和政府的储蓄，而不是家庭储蓄——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中国的过度储蓄必须出口到海外，以换取对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考虑到美国市场的广阔和美国资产（尤其是国债）的高流动性，美国就成为了中国过度储蓄流向的不二选择。购买美元资产就如同一项贸易政策，“旨在创造贸易盈余和更多的国内就业”。对美国经济而言，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通常是有害的”，因为美国“只能以高投资、高失业或高消费”来作出回应。随着资本流入使得美元增值、进口制造品减价，美国的制造商处于了不利的地位，“美国商界不再有动机在国内扩大生产了”，相反，大量的资本流入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和由负债拉动的消费狂欢。

经济危机的古今之辨

就欧元区的危机而言，德国这一盈余国家与西班牙及其他赤字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在1990年代两德统一之后，新德国的工会、商界和政府达成共识，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在于通过限制工资和消费、扩大生产，重新获得竞争力，并创造出就业岗位。这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成效卓著，但过度储蓄必须被出口，以“进口”外部需求。随着欧元的启动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德国资本以银行借贷的形式出口到了欧洲的边缘国家，其负面效果和中国以购买国债形式向美国进行的资本出口如出一辙：以西班牙为例，德国的反消费政策侵蚀了西班牙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令私人投资不再有兴趣进入可贸易的商品部门，结果就是西班牙巨型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低消费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剩余资本从而导致的全球不平衡并不新鲜。霍布森和列宁的思想能够启发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的低消费——由于财富和收入都集中在富人手中，工人需求被抑制了——促使这些国家将资本出口到正式或非正式的殖民地。于是殖民地的贸易开始出现赤字，并背上了宗主国的债务。古今之别主要在于，在1900年代初期，资本输出的宗主国掌控着殖民地的经济和税收制度，从而保证所有债务都得到偿还。因此，只要殖民地还拥有可以用于贸易的资产，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不平衡就能够维持下去。

在一个世纪之前，被殖民的资本进口地区都是不发达地区，不过进口的资本多数流入了采掘工业而非金融市场。这类投资不会导致今天的赤字国家面临的金融动荡。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对于领土的依赖也促使各个帝国主义强权之间为获得殖民地展开激烈的争夺，从而激化了帝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今日的资本输出国如中国和德国，不再享有对美国和西班牙等资本进口国的殖民控制力，此外，资本大多流入了金融和房地产部门。这些条件下的不平衡更加不可持续。一旦泡沫破灭，或是负债国家的借贷能力枯竭，那么消费也会随之崩溃。这正是2008年以来在美国、希腊和西班牙出现的情况。一旦这些场景发生，贸易赤字国家就不得不经历痛苦的“再平衡”，要达到这一点，要么需要对富人增税，要么需要限制消费、鼓励储蓄。然而，如果盈余国家继续抑制本国的消费，向赤字国家出口过剩的储蓄，维持贸易盈余，这些“再平衡”措施就将归于徒劳。

“再平衡”：理性的当务之急？

只有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同时执行对应的国内“再平衡”政策，全球经济才能真正达到平衡。美国、西班牙限制消费、鼓励储蓄的政策必须伴随着中国、德国鼓励消费、减少储蓄的政策。一旦德国不情愿“再平衡”，西班牙和希腊的调整将无比痛苦，甚至于被迫执行债务违约，或是通过离开欧元区来使货币贬值。类似的，如果美国的政策要取得效果，必须获得中国政策的配合，然而，由于中国的低消费主要是通过挤榨家庭收入来补贴出口商和国有部门，鼓励消费势必涉及对家庭部门有利的“分配斗争”。

佩蒂斯认为，中国的再平衡不仅仅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对于防止中国内部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尤为关键。中国奇迹的两大发动机——投资和出口——都已开始崩溃。相对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基础设施正在过剩；新建基础设施收益的下降更降低了国有部门的借贷能力，而这些部门早已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与此同时，美国的消费正在下滑，并且加大了要求北京减小贸易盈余的压力。一旦投资和出口这两大发动机同时熄火，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就变得愈发重要了。

危险的第三条道路

如果来自盈余国家的资本流入对赤字国家如此有害，助长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那赤字国家为何对此无动于衷？难道他们除了被动地接受外来资本之外就别无选择？

事实上，上述理论的预设前提是针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如果不是由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实现，镜像不平衡的分析就无法成立。全球市场一体化远远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而是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为了拯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的危机而启动的新自由主义计划造成的结果。1994年WTO的创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2002年欧元的启动，是这一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三大里程碑。全球统一市场的兴起使得商品和货币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流通。美国和欧洲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有助于这些国家做好吸收大量外国资本的准备，从而为投机行为增添动力。考虑到这些因素，尽管盈余国家的高储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对赤字国家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不平衡负上直接责任，但事实上是美国和欧洲在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为这类增长模式的粉墨登场搭建了舞台。

对于当前全球危机的潜在结果，佩蒂斯认为，要么是延长的停滞期和失去的“数十年”，要么是协调的“再平衡”政策。但存在着不能被排除的第三种可能性。

出于官僚-资本上层人士——他们是当前发展模式的最大受益者——的强硬抵制，在中国国内实行“再平衡”将极其困难。但目前仍不清楚的是，面临着增长极限的中国是否会选择更为“古典”的资本输出战略——也就是说，将资本输出到不发达国家，对当地的采掘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大幅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于南方国家的矿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资本——也包括其他新兴盈余国家如巴西和南非的资本——的接收国也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了迅速扩张的市场。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愈发主动的经济扩张，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例如，在2013年3月德班金砖国家峰会召开之际，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就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中国是非洲的又一个殖民强权。

当然，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20世纪初经典的殖民模式。迄今为止，对于施加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中国既缺乏意愿，也不具备能力。如果中国能够在全球南部的一些国家建立起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那么北京也许能够推迟“再平衡”，延续高储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将剩余资本和商品出口的目的地从美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6

按照加入WTO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1日起，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商业领域在股权、地域、店铺数量等方面的限制。这标志着中国零售业在经过三年过渡期后，正式对外资全面开放。事实上，早在2004年4月，商务部就出台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为全面开放作出政策性安排，明确规定对商业利用外资工作由试点转为正常开放。

在这一背景下，外资零售企业加快在中国零售市场的扩张步伐。截止2004年底，全球最具影响的沃尔玛和家乐福在华开出的店铺总数分别已经达到54家和43家。

二、“阜阳奶粉事件” 催生食品安全体系建设

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和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震惊与关注。2004年4月，商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也于10月份正式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超市经营环境卫生标准》等多部有关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案例流程法规的制订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构建销售终端安全体系迫在眉睫。

三、商业设施盲目投资列入宏观调控

2004年，全国兴起了一股购物中心、步行街、会展中心等大型商业设施建设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引起了中央重视并将其一并列入宏观调控范围，银监会、商务部、发改委、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清查其用地与融资等问题，并要求商务部着手起草《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管理条例》，将大型商业设施建设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四、深圳银商之争引发全国“刷卡风波”

2004年6月，由深圳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牵头，深圳35家商业企业因不满深银联刷卡手续费过高而集体借故“罢刷”，深圳商银“刷卡风波”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并得到重庆、广东、上海、南京等地商家的声援与响应。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先后向有关主管部门致函或发表声明，坚决维护行业权益。深圳银商之争凸显了不同行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协调相互利益关系的问题。而行业协会在此次“刷卡风波”中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组织协调、解决行业纠纷的作用。

五、中国商品市场规模取得标志性突破

2004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增长36.5%，全年对外贸易总额预计达到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国内市场总规模突破15万亿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到12月上旬已经突破5万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额前11个月达10.3万亿元，增长19.8%。以家用轿车、住房、通信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热点商品销售额稳定增长。此外，物价上涨带动销售增长。今年以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保持正增长。这充分表明国内市场空间巨大。

六、外贸经营权提前向自然人开放

长期以来，我国不允许自然人直接从事外贸经营业务，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为此，2004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草案，首次允许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并直接简化为登记制。这一政策已从2004年6月1日起实行，这比我国入世承诺开放自然人从事外贸经营活动的时间表提前了半年。

七、商务部确定一批重点扶持本土大型流通企业

2004年7月，商务部确定了我国流通领域重点培育的全国20家大型企业集团名单，上海百联、国美电器、浙江物产、北京华联等20家企业名列其中。政府承诺对入围企业予以政策扶持。此举表明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零售市场的同时，加快了培育本土零售航母的步伐。民营零售企业此次跻身重点扶持名单，显示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

八、外资零售企业首次以直接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2004年7月，Tesco公司以2.6亿美元的价格向顶新国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顶超控股”收购了乐购超市50%的股份。全球第三大连锁企业、英国最大的连锁商业机构Tesco以直接收购的方式，迈出了进军中国零售市场的第一步。

九、百联效应引发行政性重组热

2004年8月，百联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务院批准，通过股权行政划拨方式，收购第一百货、华联商厦、华联超市、友谊股份、物贸中心5家上市公司相关股权，并成为这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百联集团的重组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百联效应引发了北京、重庆等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进行行政性商业企业重组。

十、现代流通方式延伸农村市场

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年前3季度，农民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0多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创近8年来最高。农民收入的提高为现代流通方式延伸到农村奠定了市场基础，农资超市、连锁药店纷纷下乡，改善了农村的消费环境，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庄胜崇光杯2004中国商业度影响力人物

黄光裕，国美电器集团总裁。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今年财富增长最大的富豪。

1986年，17岁黄光裕随兄来到北京，用3万元的贷款开始了家用电器的经销。今天，国美电器已占据国内家电分销市场35%的份额，稳居家电连锁行业龙头。

国美改变了中国零售业的游戏规则。2004年6月7日，通过中国鹏润收购国美65%股权，黄光裕将子公司国美变成了孙子公司，“中国鹏润”易名“国美电器”，国美成功借壳上市。这场“左手倒右手”的收购游戏让人眼花缭乱，在收购过程中，国美被收购部分的净资产价格却高得离奇，市盈率为49.4倍，而目前香港资本市场上的平均市盈率仅为16倍左右，充分显示出了他高超的资本运作水平。

黄光裕是用传统手段创造现代奇迹的零售业新贵。与2003年的18亿资产相比，2004年黄光裕的财富一下子增加了87亿元。以105亿元的身份，黄光裕当之无愧地登上了胡润百富榜的榜首，成为中国首富，这也是零售业造就的第一个中国首富。

2004中国商业年度影响力人物提名

陈智，深圳市铜锣湾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38岁的年轻人。

农贸市场的盈利模式篇7

关键词：农业会展；现状分析；对策措施

会展是各种会议、展览、展销活动的简称。农业会展以农产品、农产品加工、花卉园艺、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业新成果新技术为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各种主题论坛、研讨会和各种类型的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等活动，具有各种要素空间分布的高聚集型、投入产出的高效益型、经济高关联性等特点，是促进消费者了解地方特色农产品和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现代化平台。农业会展经济源于农产品市场交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繁荣，是农业市场经济和会展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旅游、贸易等产业一起必将成为颇具前景的朝阳产业。

一、山东农业会展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一）展览项目持续增长，数量明显扩张

在整个会展业中农业会展业起步比较晚、起点比较低，但发展很快，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山东农业会展业正处于酝酿起步阶段，由于对农业会展业的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低，再加上展馆数量少、面积小、设施不配套等原因，主要是组团参加全国农业博览会、全国农业综合开发成就展等在北京举办的以展示成就为主的全国性展览，全国各地只是零星地举办一些小型展览，1997年山东的农业展览项目不足10个，其中国际性展览只有青岛国际渔业博览会一个，其他的均为区域性小型展览会。进入21世纪，山东农业会展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全国性展览的推动下，在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烟台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等展览的带动下，在山东举办的农业展览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据山东省农业展览馆初步统计，2009年在山东举办的农业展览数量达到31个，其中国际性展览3个、全国性展览6个、全省性展览7个、各地市区域性展览15个，展览会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观众人数持续增加，2009年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的观众达到了创纪录的171万人次。

（二）展览主办单一，政府主导色彩浓烈

农业会展作为最直接有效的农产品促销手段，由于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各级政府基本上都设立了农产品营销促销专项资金，多数的展览会、交易会等农产品促销活动几乎都可以得到政府的专项补贴，另外，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推介产品，提高当地名特优产品的知名度，加快发展，组织了大量招商引资、展览展示、交易等展会活动。总地来说，办展主体以政府（包括政府及部门、政府临时机构、贸促会等半官方贸易促进机构）为主，商协会为辅，展览公司只是参与其中的展台搭建、特装等，作为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的则很少。在山东举办的国际性和全国性农业展览办展主体基本上是农业部等国家部委和山东省政府，全省性的展览主办方基本上是省政府有关厅局，市地区域性的展览主办单位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展览会的组织筹备和展会期间的活动安排也是以政府及部门为主。

（三）展览举办地集中程度高，经济发达地区领先

现在山东各市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展馆，或多或少都有在本地举办的农业展览活动，并且，越来越多的市提出要大力发展会展业。但是，同整个会展业一样，山东的农业展览尤其是省级以上的大型展览举办地主要集中在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