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1

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曾对失独群体作过这样的推断：目前，我国约有的2.18亿独生子女，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前离世，这样一来，在十几年内就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当然，易富贤先生的这一推断并不是凭空推测的，他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得出来的：每出生1万人就会有360人在10岁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前离世。以此数据不难看出，独生子女户是潜在一定的社会问题。并且，按照医学49岁生育极限年龄来看，失去孩子的女性一般很少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有那个意愿，也许很难再生育第二胎。在这里，我们需要普及一个概念：失独者，指的是那些失去独生子女，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第二胎的老人。

2012年9月28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载文称：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新增7.6万个。并且在2013年，全国空巢老人将突破1亿人大关。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在没有子女的温情关怀下孤独的度过余生，失独群体这个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教育专家朱克恒认为，放宽二胎政策，将有利于缓解这些矛盾。

二、放宽二胎政策对改善失独群体现状的意义

很多年前，当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到一定程度，社会老龄化苗头出现时，我们补充了与计划生育相适应的二胎政策。但是毕竟二胎政策只有满足规定的条件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允许生育第二胎，所以这种二胎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现象的缓解所起的作用不太大。随着我国失独老人群体的壮大，放宽二胎政策，由“双独”走向“单独”的呼声日益高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曾就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到今天的代价已经太大，比如养老负担、人口红利的丧失、家长被孩子‘胁迫’成为‘孩奴’等等。”他认为上世纪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本世纪失独家庭现象扩大的根源。就此，张教授认为时至今日不应该再“一刀切”，而应该适度放宽“二胎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胎政策，又称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放开二胎”或许能化解社保空帐危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经济层面上，社保险账户中资金流出迅速增加，资金流入增速减弱，甚至出现流入金额负增长，社保账户支付能力迅速下降，甚至出现空账危机。

另一方面，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中国养老金制度运行时间不长，目前正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个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基础，容易导致政策实施乏力。所以，在这种社保空帐危机下，社保基金难以为继，失独老人老何所依？由此可见，“放开二胎”不仅将使得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而且有利于化解社保空帐危机，完善养老金制度。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劳动人口增多，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较少失独群体的规模起到的缓解作用。加上如今科技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这样老人能够老有所依，安享晚年，不会发生社保空账甚至崩盘危机。

（二）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独生子女家庭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

我们暂且先不讨论“放开二胎”会为国民做出了什么很大的贡献，但起码在对失独群体的心理抚慰上，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在“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的。他们一方面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做个良好公民，另一方面也想多生一胎，养儿防老。然而，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很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百姓就会认为原有的生育政策对有钱人的约束力是非常小的，而如今的生育政策则更有可能让大家获得平等的生育机会，这不管是对于国家昭示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安抚来说，都是具备着重大意义的。换句话说，政策的放宽，让独生子女家庭有了保障，减少了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减缓公众的“养老焦虑症”现象，这对国家的稳定和谐是很重要的。

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失独老人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印证着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一旦失去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彻底崩溃，精神上会受到重创。虽然对国家来说，这仅仅是渺小的一个人，但是对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少了孩子，就等同于少了一个支撑他们世界的顶梁柱，他们就见不到未来。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对家庭的依赖则体现出老年人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家庭的完整性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精神赡养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孝经》曾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养其亲而致其乐，就是说不仅要在物质上使老年人温饱，而在精神上也应让他们感到快乐，安享晚年。从某种程度上看，“放开二胎”是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适当的放宽二胎的限制，对解决国家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问题和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心理要求都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三、对“放宽二胎”的建议

也许，“最伤心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对失独群体最大的写照。近年来，“失独家庭”、“计划生育”这些敏感的字眼慢慢地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并不断地牵动着我们的心弦和很自然地扯动着人们近乎脆弱的神经，勾起共同遭遇者伤心往事无重数。失独家庭的痛楚，成了社会心照不宣的暗伤，失独家庭往往失语，他们选择封闭心扉，埋葬“过去”，却时常因别人的一句无意的寒暄，感情崩溃，痛哭流涕。虽然针对失独家庭这种现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救济措施，让有些需要节衣缩食才能安度晚年的失独家庭不再为温饱问题焦头烂额，并不能从根源上根治他们感情上的创伤；或者说，福利机构志NGO的看望和交流，会给予失独家庭一时的精神慰藉，却难以成为他们长久的心灵依靠。处于失独家庭的他们，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响应者，也成了政策风险承担者，苦苦捱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与痛。然而，此时热论的“放宽二胎”无意给失独家庭打上一注强心针，让他们重新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但是，放宽二胎依然要考虑诸多的问题，例如：家庭养育成本的提高；盲目的二胎会导致人口激增，会对公共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独二胎”的放开还需要做好政策的配套等。

（一）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促进二胎政策的深入进行

生二胎，是满足了各位父母的心里多年的愿望了，可是在这个“养孩子比买房子贵”的时代下，盲目地生第二胎，无疑会雪上加霜。即使放宽了二胎政策，面对不少家庭也许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首先，孩子的生活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国家鼓励父母生育第二胎，就应出台相应的困难户补助措施，防止“二次啃老”。接着，孩子的教育费也是一个长久的支出，每个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可是成才前是一个长期的付出，父母在这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说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们在提高人口质量的时代下，国家加大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力度还是有利于人口“质”的提高。并且家庭在生第二胎可以相对节省没必要的支出，例如可以重复利用上一胎的物品，减少养育成本，普通家庭尽量选择公办学校，父母可以合理分配收入，稳健投资。

（二）完善公共措施，丰富公共资源

首先，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全面放开二胎，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完善相关的公共措施和丰富公共资源是个弹性过程，不会一下子就蹦的紧，而需要慢慢进行。政府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为放开二胎提供设施条件。

其次，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也会面临考验，二胎的放宽无疑将会给计生委的工作带来了挑战，管理能力的落后容易造成公众与政府的新一轮矛盾，由此可见，政府应加大对相关部门人员的技能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的服务和公仆意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最后，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更是要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完善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具有战略性意义，强化学校的责任意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所以，在考虑放宽二胎的前期，还是会有很多相关的措施需要政府完善。

（三）“单独二胎”的放开需做好政策的配套

虽然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在没有相关完善的措施就一味放开二胎，这无疑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说到底，人口问题的在本质上也是发展问题。所以，在处理人口问题时，我们应该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倘若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独生子女家庭抗压功能，从而使得家庭幸福和构建和谐社会。或者可以这么说，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二胎”新政，人口“质的”发展和飞跃才是“放开二胎”的根本目的，这对于我国在国际取得战略性地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新旧政策衔接执行时，要妥善处理当中的关系，不是说放开二胎就抛弃了计划生育，要时刻记住，计划生育政策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新配套政策的同时，也要及时跟进配套措施，不要形成“丢三落四”的习惯，阻碍了新政策的顺利实施。其实更基础的是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为放宽二胎提供相应的设施保障。再者，政府应引导有生二胎意愿的育龄夫妇合理安排生育计划，做好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备和培训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工作，尽量减轻在公共服务领域带来的压力。

四、结语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2

专家学者激辩“二胎”政策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行,然后再完全放开。她说:“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为此写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

易富贤说,在人口政策已执行30年这个重要节点上,来讨论“二胎”问题,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国家在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他强调,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易富贤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他认为,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说,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水平。(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田雪原还认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学者顾宝昌认为:“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说:“不论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他说“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如果老是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就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人口学界议论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教授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地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1、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当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进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因而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他说:“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梁中堂关于人口的算法和试点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因此,最终“花”落翼城。

2、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中堂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说,“在试点启动时,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在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地去进行“家访”,再到后来组织群众开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发展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3、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说。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的支持。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3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2003年8月第三版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4

“银色浪潮”袭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调整完善已成共识。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对生育政策的表态，再度引发社会热议。可以判断，放开二胎的政策走势已经确定，但是，出于对生育反弹引起“生育堆积”的担忧，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能分步推进，具有明显的求稳取向。

在执行严格的“一胎为主”的计生政策逾30年之后，当前走出关键性调整的第一步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决策层应尽早让公众看到政策完善的整体时间表，并承诺在实施中，依实际情况对政策加以动态调整。

现行计生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业已逐步显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平均数），不同政府部门的抽样统计结果有所不同，最低的仅为1.04，但即使取较高的统计值也仅为1.5左右，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2.1。根据联合国等机构预测，十多年后，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14.5亿左右），此后将较快下降。此前担忧的“人炸”已不足为虑。

中国的人口问题，已从单纯的数量庞大向结构失衡转移。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相叠加，彻底改变了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99年年底，中国已步合国所界定的老龄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未来老龄化的脚步将进一步加速，全社会沉重的养老负担必须承受。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迫于这些远虑与近忧，近年来，关于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越来越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生育政策耗费巨大社会资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以计生罚款和计划生育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粗暴执法，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严重侵蚀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这种情势下，适时放开二胎，解除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较快增长的人力资源瓶颈，缓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养老金风险、失独家庭累积，彻底减轻全国计生系统40多万人的行政压力和成本，杜绝“邵氏弃儿”等悲剧，可谓善莫大焉。

长期而言，放开二胎，其利多多：一则让生育真正成为家庭的计划，还权于民，彰显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应民心、尊重人权的执政理念；二则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宏观经济失速，缓解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和社会支付风险；三是改善伴随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别严重失调，消除一些县乡政府或计生部门的计生苛政，改善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单就其对经济影响而言，据德意志银行近日估算，在未来16年，放开二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2030年-2050年，有可能促进每年GDP增长0.2%左右，在2040年-2050年间，原发性养老金赤字可减少4%左右。

当然，放开二胎也并非没有代价。这些新增人口会消耗社会资源，不过，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在未来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将成为中国最可宝贵的社会财富。那种单纯把人口当作负担、把人口当作“分母”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毕竟，人是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要素，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最现实的担忧是所谓“生育堆积”，即放开二胎后，短期内新生人口会明显增加。倘这种堆积严重，可能导致公共设施的短缺和环境资源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婴儿潮与老龄化的叠加，抚养人口急剧增长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

国内外人口学界对中国未来可能的“生育堆积”多有研究，争议颇大。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目前总人口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使全部放开生育，此后数年每年新生人口可能增加四五百万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完全可以承受；也有一部分人认定，放开二胎后的生育反弹将很强烈，每年“生育堆积”可能突破1000万，会对经济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转型挑战艰巨。在此背景下调整生育政策，决策者很难无视可能的“生育堆积”风险。以目前态势看，可行的政策调整仍会采取分步走的方针，可能有的做法当包括：延宕数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将全面付诸实施；未来一两年内，在部分人口出现显著下降的大城市放开二胎；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仍需一段时间，或许选择在全面实现小康的2020年前后，等等。具体的时间表会较为明晰，分类政策可能更为细化，也更具弹性。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5

儿童的数量决定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自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数量逐渐增加，教育事业也由此受到了相应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研究二胎政策对学前教育行业的影响，并分析学前教育事业在二胎政策影响下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学前教育；影响；对策

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直接促进了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学前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初级阶段，面对儿童数量迅速增加的现象，在教育质量、教育市场、教育方式、教育发展规划等方面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学前教育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分析出了适合学前教育新发展的对策，并针对分析对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在教师管理方面，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学前教师的专业能力。在国家管理方面，政府将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扶持。在体质研究方面，教育本身应当探索出符合时展的新体制。

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影响

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学前儿童的数量

二十世纪中期，为了控制中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提倡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发展状况来讲，无疑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减少中国人民物质需求的同时，提高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增加了中国家庭的总体收入，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青年消失在了无情的岁月之中，用人生的阅历与美好的青春换来了逐渐苍老的身躯，在时光中走向了自己的老年时代。从而导致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象。面对这样的生存发展状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为青年父母们打开了拥有两个孩子的大门，使更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生育二胎，解决家里一个孩子过于孤单的状况，减少独生子女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过大的现象。二胎政策的开放促进了年轻父母生育观点的改变，在他们选择拥有第二个孩子的同时，不仅改善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提高了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数量，还导致了学前儿童的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现象，增加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数量。总而言之，“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在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同时，影响了中国学龄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加了学前儿童的数量。

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质量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来越好，人民拥有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并渴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拥有更加富足的生活。正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每一位家长的期盼。为了实现家长的期盼，学前教育作为孩子发展的初期阶段，将承担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为广大儿童的家长分担更加繁重的教育儿童的负担。学前教育机构不仅要在学前教师师资水平上提高教育质量，更要在教育环境上提高教育质量，摆脱单一的教学环境，为儿童提供更好地学习环境。自二十世纪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后，我国儿童的数量就呈现逐渐递减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的产生，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也呈现逐渐下滑的现象。导致学前教师的数量较少，拥有专业学前教师水平的专业化人才较少，教育环境质量较低。这一长期发展的教学模式，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实施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前教师在管理儿童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平均每名教师要管理24名学生，但是，按照国家的明文规定，每名学前教师要管理7名儿童。可见，现如今的幼儿园教师数量与国家规定的资源配置不符，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容易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例如，有这样一位现如今已经15岁的妙龄女孩，她在儿时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由于师资配备少而影响一生的事情，这位女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活泼好动，自己独自的走进了一个装满热水的大锅旁，当时其他的老师正在忙着管理儿童吃饭，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女孩的离开，可当老师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是这位女孩掉进热水中，发出求救的时刻。就这样，这位女孩的腿上一直留着一道深深的烫伤疤痕。由此可见，幼儿园教师的数量应该随着儿童数量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以使每一位学前教师可以全心全意的照顾到每一位学龄前儿童。并且，为了实现培养优质儿童的目标，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加强专业化教师的培养，使教师可以在生活能力、艺术培养、文学底蕴等方面影响正在茁壮成长中的儿童们。

3、“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

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龄前儿童所决定的，儿童的数量越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就越好，相反，儿童的数量越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就越慢。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提出，导致中国儿童的数量呈现持续下滑的现象，从而导致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受到了阻碍。但是，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后，中国儿童数量逐年递增，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逐年增加。根据相关人士的推测，在2016年至2020年间，幼儿园入园儿童将在原有儿童的基础上增加1000多万。这一明显的数字变化，呈现出了中国学前教育市场的发展状态。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极大程度的促进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儿童需要培养能力、掌握知识的生存发展状态下，学前教育的市场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儿童的数量，扩大了儿童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市场发展前景。

4、“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

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无疑是说明了在中国家庭中，有更多的父母可以幸福的拥有两个孩子，使更多的孩子可以拥有兄弟姐妹、拥有形影不离的陪伴，使更多的儿童远离孤单童年的阴影。虽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开放为不少中国家庭带来了欢乐，为更多儿童带来了陪伴。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它也为不少的中国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与精神压力。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这种期盼，不仅仅针对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孩子，而是针对自己所拥有的所有孩子。所以，综上所述，二孩的降临不仅不会减少中国父母对教育事业的忽视，反而还会增加父母们对学龄前儿童能力的培养。在生存环境的压力下，父母们为了拥有更多的时间走入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会选择将适龄儿童送进幼儿园，将培养儿童的重担传递给学前教育事业。从此，怎样培养儿童的综合能力、如何增强儿童的生存本领、如何影响儿童的思想与行为成为学前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独生子女时代，学前教育模式主要是以每个家庭中拥有一个孩子作为儿童成长环境的客观标准，在有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学前教育教学方式的特点主要是“填鸭式”教育、“不服输”教育。并且，在注重培养儿童智力、智育的同时，大多数教育机构缺失了对儿童的德育方面的培养，使部门儿童养成了独处的个性，不喜欢融入集体生活，也不懂得如何与其他同龄人相处、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适合现在的学前教育教学方式，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每个二胎家庭中都增添了一个与大孩年龄相仿的同龄人，这就使得每个家庭的生活压力变大，儿童应该被培养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应该被灌输团结合作、与他人和平共处的思想。所以，现在的学前教育应该从教育独生子女的教学方式走向教育多个子女的教学方式中。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培养儿童的独立生活能力，例如培养儿童自己吃饭，培养儿童自己午睡。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儿童传授知识，培养智育，还要向儿童讲授社会道德与优良品德，从小培养儿童的德育。在儿童玩耍的过程中，学前教师应该从细节之处培养儿童的团结协作能力，使儿童可以与家中的兄弟姐妹和平相处，以减轻父母教育子女的负担。总而言之，学前教育的教学方式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受到了影响，为了适应时展的潮流，学前教育单位机构应该改变教学方式，以培养更多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

5、“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出现生育高峰期，在出现儿童数量瞬间剧增的现象后，很多中国家长有了“入托难，难于上大学”的想法。可见，在儿童数量突然暴涨的年代里，儿童走进幼儿园也成为了一件艰难的事情。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初期，中国儿童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现象，在这一现象的趋势下，中国学前教育大多数为公立幼儿园，并且入园轻松。可是，现如今，中国儿童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幼儿园数量明显有限，在这特殊的发展空间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严重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规划，使中国出现民办幼儿园，并使民办幼儿园受到了广大家长的关注。这不仅是学前教育发展史上的机遇，也是学前教育事业的挑战。

二、学前教育事业面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发展对策分析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能力

学前教师，作为儿童成长路上的引路者，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与义务。现如今，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位家长都提升了儿童培养的重视度，试图全方位、多领域的培养自己的孩子。在家长重视儿童能力培养的同时，意味着学前教师也应该具备良好的综合能力，以符合儿童成长的需求。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由于儿童数量的增加，导致学前教师的数量比例减少，从而影响了学前教育水平。面对教师数量少、儿童需求高的现象，学前教育事业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能力，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不仅要增加学前教师的数量，更要提高学前教师的质量。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的重视度，开设学前教育专业，为社会学前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向社会输出更多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在学前教育人力管理中，应该扩招学前教师，缩小教师与儿童的比例，调整学前教师的管理压力，提高教师的管理质量。在学前教师入职前，应该加强对幼儿教师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制定出符合实际标准的教师准入制度，使每一位学前教师在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前就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在学前教师入职后，幼儿园应该定期进行教师培训，使他们在不断的培训学习中逐渐增强自己的教师能力。在提高学前教师能力方面，主要应该增强幼儿教师的综合能力，使他们可以对儿童言传身教。例如，在大学教育的学前教育专业中，培养学前专业学生琴、棋、书、画的能力。为学前专业学生开设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在音乐课上，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讲授乐理知识，并教授他们弹奏、演唱儿歌，增强幼儿教师培养儿童音乐天赋的能力。在美术课上，教授学生绘画儿童画以及绘画花草、动物。在舞蹈课上，教授学前专业学生儿童舞蹈，培养他们拥有童趣、带动儿童一起舞动心生的能力。在剪纸课上以及粘土课上，培养专业学前教师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以促进儿童在经过学前教师的培养后，可以从小拥有创新性与创造性。当然，对于学前教师能力的培养不仅仅要体现在大学教育课程中，也要体现在专科、研究生等多个教育领域中，以促进社会拥有更多专业化的学前教育人才。总而言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前教师的综合能力是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关键，对学前专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国家政府机构加强学前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首先，政府应该在资金上对学前教育机构加以扶持。通过资金的投入，扩大学前教育规模，增设学前教育班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学龄前儿童人数。其次，政府应该在学前教育环境上加以投资。目前，已经有部分幼儿园拥有独立的儿童厨房、独立的儿童娱乐室等一些促进儿童成长的优质环境。但是，这种拥有优质幼儿园的数量较少，只有满足部分富裕儿童的需求。为了让中国儿童普遍可以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对幼儿园环境的资金扶持，使普通幼儿园也可以改善一下学习环境，为儿童营造不一样的学习氛围。最后，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扶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从教育层面与管理层面出发，利用政策文件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政府的支持是学前教育得以良好发展的依靠，为了促进中国人民从小拥有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

3、学前教育加大教学宣传力度，树立符合时展的学前教育观

宣传，是指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从而影响受众的思想、引导受众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无论是在国企单位还是在私营经济单位，都会设有宣传部门，利用宣传部门，将企业的内在进行加工、提炼、宣传，使自己所属的行业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并理解其中的理念。例如广告传播，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通过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介，向广大受众传播产品信息，使广大消费者喜爱此广告所传播的产品，这就是宣传的效果。利用一定的方式、通过一定的理念，影响他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宣传效果是显著的，宣传的作用是明显的，宣传效果的实施是必要的。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许多家长、学前教师、学前教育管理者的观念还都停留在之前的独生子女教育观念中。为了改变影响学龄前儿童发展的关键性人物的观念，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加强教育宣传的力度，培养学龄前儿童的综合能力，使学龄前儿童懂得分享的意义。并通过宣传行为，影响人们的观念，为学前教育事业树立符合时展的学前教育观。在宣传手段的选择方面，首先，学前教育机构可以选择网络宣传，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传播信息的媒介向广大学前教育者与广大家长传递新的学前教育观。其次，学前教育机构可以选择通过广告播放进行宣传，如同公益广告的宣传形式一样，通过深入人心的广告，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最后，学前教育机构还可以采用面对面传播的宣传方式，通过口口相传，向身边的人传递新的学前教育观。当然，宣传的手段有很多，学前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宣传手段实现教育宣传的目的。总而言之，树立新的学前教育观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必要阶段，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达到树立新学前教育观的目的，学前教育机构必须大力实施宣传力度，促进新学前教育观以最快的速度被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所熟知。

4、努力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加强农村学前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呈现持续上涨的现象，国民的生产总值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国家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力度也明显加大。但是，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我国教育事业的总体水平呈现上涨的趋势，但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发展还是及其不平衡的。在城市，教育体制与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呈现一片大好的发展的前景。但是，在农村，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水平的投入明显不足，学前教育机构本身也并没有符合时展的潮流。在很多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水平仍然呈现落后的状态。面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现状，应该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水平，加强农村学前教育的管理，争取以最快的时间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农村学前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体现在农村学前教育的数量方面，还要体现在学前教育的质量方面。在努力开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同时，增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教学质量，改善农村儿童的学习状态。现如今，农村学前教育水平落后的现象有很多。例如，在部分农村地区，儿童没有正式的班车，上学的方式除了步行就是家长骑着自行车接送，这样的求学之路，足以反映出了农村教学质量的落后。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增加班车的数量，以保证儿童每天拥有顺畅的交通方式。在农村地区，教师的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农村儿童的成长，所以农村学前教师的师资水平必须要得到提高。农村儿童的家长与城市儿童的家长不同，大多数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据统计显示，将近50%的农村父母为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40%的父母为初中文化水平。这样明显的比例说明了农村父母无法正常的向儿童传递教育知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成为影响儿童学习知识、影响儿童成人成才的重要人物。在承担如此巨大压力的状况下，在农村地区担任学前教师的工作者们，更应该加强对教师能力的培养，从儿童本身出发，根据农村儿童的现状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按照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儿童们传授适合他们学习的艺术特长与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增强儿童的学习能力，培养他们拥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想法，以此来提高农村人民的总体文化水平。在农村学前教育管理方面，学前教育机构应该增强学前教师的师资待遇，避免教师受到外界利益干扰，出现人才外流的现象。并且，学前教育机构也应该制定出明确的管理体制，保证学前教师对每一位儿童负责。总而言之，我们应该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三、结语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于2016年初迎来了新的发展对策，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既是生育政策的一次调整，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二胎政策的实施下，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还增加了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可见，二胎政策的实施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改善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在二胎政策逐渐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数量的增加导致学前教育事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学前教育事业内部的教育质量与教育形式，还影响了教育事业外部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逐渐地得到了改善与发展。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学前教育将作为中国教育的起步者，在扩大发展空间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实现培养优质儿童的目标。

作者：魏玮 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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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益乐.“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影响及建议——兼论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现状与前景展望[J].教育科学,2016,(03)

[3]李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及措施[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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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媛,蔡建东.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二十年——基于《学前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4,(01)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篇6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