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1

【关键词】第二胎生育意愿；“全面二胎”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008-01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居民老有所养。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再依赖孩子解决养老问题。

2.农村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难以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少，经济拮据，无力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的各种费用，迫于经济压力而放弃生二胎；第二，社会性别比失衡，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而且结婚费用高昂，多生孩子尤其男孩，导致其家庭在子女的婚姻方面的经济负担重。

四、结论

“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原因如下：城市方面，一是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足以负担二胎费用。二是考虑到一胎子女的成长方面，为避免一胎子女作为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相对自私等的特有的成长问题，选择二胎有利于解决此方面问题。三是为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农村方面主要是受传统养儿防老等的传统观念影响。同时，也有不愿意生育二胎的，主要原因有：城市方面，一是养育二胎的经济成本太高，二是一胎子女的反对，三是主观上不想生育二胎；农村方面则是考虑到经济负担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丽萍.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06）.

[2]杨怡丽.杭州市庆和社区“单独二胎”意向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才智，2015（34）.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2

20世纪中叶，为了缓解人口增速过快，调节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环境有限的矛盾，我国全面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如今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计划生育政策在缓解了人口对环境资源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如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201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然而“全面二孩”的开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本文将从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育龄妇女作出生育决策的效用进行分析。

1育龄妇女生育现状、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此次研究数据来源于长春市计生委及小组设计发放的调查问卷。发放共计500余份问卷，收回的有效问卷一共469份。

11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水平

通过表1调查发现，不同特征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教育方面，可以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二胎意愿越低；初中及初中以下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高达513%；二是年龄方面，从问卷中可以得出，年龄越大，愿意生育二胎所占比例越小。调查可得45～49岁年龄组意愿生育二胎所占年龄组比例最小，比最高20～25岁年龄组低534%；三是不同收入人群意愿生育二胎水平的差异。可以基本得出，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生育二胎的意愿水平较高于收入水平较低的育龄人群。

12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对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在长春市，大部分育龄妇女理想子女人数为2人及以上，而影响生育子女因素中，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出于对工作事业的考虑以及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妇女生育子女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养儿防老与身体原因占少数。

2数据分析

根??对长春市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意愿生育的因素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总体来说，育龄女性群体中较为年轻且收入水平较高的这一部分生育二胎的意愿较为强烈。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家庭经济情况，对工作事业的影响和孩子未来的发展，具体分析如下。

21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水平是生育二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父母能否负担养育二孩的成本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人均收入并未有大幅度的增加，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居民消费水平居高不下，而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这也间接导致了居民生育并养育第二个子女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在考虑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未来住房等诸多问题。2013年瑞士信贷的发出过一份报告，其数据显示：在中国，一对父母平均每年要在孩子身上花费约225万元（约合3600美元），直到孩子成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2对工作事业的影响

现如今，在时间与精力有限的条件下，同时扮演好每个角色容易造成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在生育二胎与工作事业中，不少职业女性会更加倾向于工作。且根据数据，可以得到已育女性和未育女性在职业发展机会和发展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低于后者，这说明了女性生育孩子对女性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印证了育龄妇女为工作事业放弃生育二胎的原因。

23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孩子的教育一般从学前幼儿园开始，九年义务教育后，大多会选择继续深造，如上大学、上研究生、出国留学等。早在2004年，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物《青年研究》上发表调研报告显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父母的直接经济支出高达48万元”，而这只是十多年前的数据。现今孩子的教育成本如此之高，生育二胎后，对一般家庭来说，两个孩子的教育水平势必比不上独生子女的水平，从而可能影响两个孩子的发展，这是父母所不愿意的。

此外，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中，我们调查到，影响育龄女性生育二胎的因素中还有较为重要的是女性生育观念。妇女妊娠的痛苦是一部分育龄妇女不愿意再生育二胎的原因之一；而且受生理因素的制约，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多具有性别歧视，且生育二胎会对女性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如收入水平变化、职位。出于考虑，育龄妇女会慎重选择生育二胎；根据数据显示，受到较好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般首次生育年龄会推迟到30～33岁以后，如果继续生育二胎，则多在34～37岁，对于育龄女性来说这个年龄生育二胎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理想。

3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3

关键词：“单独二胎”政策 二胎生育 人口增长 思考

1.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生产技术落后，国家的建设与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人多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时期鼓励人口生育。1954-1959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人们意识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必要性。在党的“”会议上，在代表中共政府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名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但由于受到时期现实客观因数的影响，实施计划生育萌芽的思想被搁浅了。1960-1969年，国家的经济发展受挫，政府重新认识人口的快速增长严重影响了国家社会经济增长与人民正常生活，控制人口增长问题再次摆到了人们面前，划生育政策开始逐步试点阶段。1970-1984年，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失调问题持续恶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逐渐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中心的计划生育生育政策。1984-1999年，由于一孩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困难，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开小口，堵大口”的做法，逐步调整，在农村适当放宽二孩生育，实行“一孩半”政策。2000至今，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实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三中全会提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各省根据自身省情决定实施时间，并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新一轮起点。

1.2单独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1.2.1人口结构比例不合理。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当前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我国人口结构迅速向老龄化趋势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但全国人口总数比重从7.1%上升到9.7%（如图1），老年人口总数逐步增多，养老压力日益增大，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也逐渐下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减弱，人口红利消失，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将有助于改变我国当前人口结构比例失衡的现状，促使年轻人口迅速增长，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1.2.2生育水平低下。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效益来看，人口增长会有效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满足经济增长的所需的条件。[3]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多年实施的影响下，加之当前巨大的生活压力与经济负担，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也降至历史低位，更是低于更替水平。中国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生育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持续下降（如图2），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逐步减少，人口增长速度慢，长此以往将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生育率持续走低还会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1.2.3性别比例失调，单独家庭问题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养儿防老思想以及选择性生育问题的影响，我国的性别比例开始呈爬高趋势，截止至2013年，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已高达117.7，超出了正常值。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所导致的性别比失衡，有着诸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潜在危害，不仅影响到未来婚姻市场的平衡和家庭关系的稳定，严重干扰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秩序，而且势必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4]

2.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思考

2.1对人口自身发展的思考

2.1.1如何实现控制人口目标。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一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2013年，我国大陆人口总数超过了13.6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虽然人们的生育观念近年来有所改变，长期看来不会出现人口的剧增，但群众的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存在反弹的压力，扎堆生育现象肯定不可避免。据有关人口学家预测，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每年新生人口数将会增加100万左右，人口增加幅度上升，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成为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的一个实施难题。

2.1.2人口质量保证。国家一直提倡少生、优生，希望在人口质量上有所保证。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在人口质量上，人们不得不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当前的独生子女中，年龄大的已经超过了最佳生育期，甚至达到了高龄产妇年龄，二胎生育对她们来说存在一定风险，胎儿缺陷风险比例也比较高。其次，孩子的成长成本太高，无论是在奶粉、看病、幼托、择校上都需要大量金钱的投入，生活品质和教育质量达不到标准，无法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容易造成教而不善的后果。再次，迫于生存的压力，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忙碌与自己的工作，没有精力顾及到孩子的成长，原本生养一个孩子就已经筋疲力尽，二孩的生育后更会打破原来的生活节奏。基于此，部份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托儿机构，或让父母照看，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滋生心理问题。

2.2对资源环境影响的反思

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小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缓减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缓解环境资源的压力。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之人们不合理的过度开采，资源储存量逐渐减少，资源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资源储存量有大幅度减少。不仅如此，2013年底国家国土资源部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耕地质量下降，当前我国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如图3），截至2009年底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1.52亩，比1996年人均下降0.07亩，低于世界3.38亩的平均水平，并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有可能持续下降，这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保障。作为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地球的资源承载量是有限的，人口过多会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影响人类持续发展。单独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二胎生育后人口增长必然会对有限资源存量之间产生压力，无论是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还是耕地的使用，都需要人们的思考与关注。

图3 2009年-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除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环境的承载力度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数。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全国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生活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重较大（如表1）。基于此，不难看出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对周围环境影响大，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人口增长会进一步加大生活污染物的排放，导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紧张。

2.3对当前公共服务机制的挑战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会解决我国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但有专家认为，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这样一来，老年人比例将不会降低太多，二胎生育并不能及时地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婴儿成长成为劳动力人口至少需要15年时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短时间内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困境，人口红利消失问题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服务效能低下、定位模糊、责任迷失、资金与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后，新生婴儿数量将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在老龄化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就会迎来“婴儿潮”的到来。老龄化与婴儿潮的同时出现将会对国家的公共服务机制以及政府管理工作产生新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医疗保险、住房保障、人口管理、妇女就业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解决。

4.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系国家2001-2013年年度数据，主要来源有2001-2013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09-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7-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等。

5.结论及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单独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在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上，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口数量的增减及其变化频率会对相关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当前人口形势下的重要决策，在中国人口结构调整和持续发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的人口总量、教育、资源、服务机制的现实情况以及近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单独二胎生育势必会对以上各个方面带来新的挑战与压力，有效地解决好政策实施后带来各个问题，平衡好各方关系才能保证政策实施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在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保证上，各地根据自身的人口现状出台实施细则，明确二胎生育事的生育间隔期限，防止扎堆生育，避免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剧增。加强对育龄产妇的孕检工作，特别是一些高龄产妇，降低生育风险，保证新生儿质量。此外，增加幼儿教学实施，完善教学体制，提高教学质量，平等教育机会，保证每个孩子不仅上得起学，而且上得好学。

其次，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提高人们的资源的保护意识。合理开发资源，严厉杜绝资源的滥采滥用现象。加大资源开发技术投入，延生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拓宽产业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保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存。而在环境的保护上，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尽量减少生活排污量，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切实落实“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最后，二胎生育，配套先行。计划生育政策涉及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胎政策的放开，应出台和调整相关配套政策，对现行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生育保障、教育体制、就业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加大社保投入，降低生育成本，保障妇女的就业机会与生育权利，有效解决很多单独家庭能生却不敢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尹豪.人口学导论[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336.

[2]陈明华，郝国彩.中国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4）：136-141.

[3]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3）：33-34.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4

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2]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人口研究，2000 (4)．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5

【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唐钧.政府要求生二胎退独生子女费得不偿失[EB/OL].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6

关键词：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二胎，工作方向，任务

一、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待我们解决。现阶段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我们必须在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加强对我国人口总量大之一事实的深刻认识，必须认识到由于人口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及自然方面的较大压力问题。具体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三点：第一，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仍没有改变；第二，国家的行政手段是实现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但具有不平衡及不稳定特点；第三，由于不平衡的基层基础，使得低生育水平仍有反弹的潜在危险。所以，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仍坚持计划生育这一国策。

二、计划生育的工作任务

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发现计划生育问题能够直接的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好坏，其影响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同时也与民生大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央的相关报告也指明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工作任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会坚持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不动摇，但是随着人口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长远考虑未来的协调、稳妥的发展，不断完善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人口的均衡与持续发展问题。未来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高度城市化以及流动广泛化是人口的新常态，这样的人口形势会带来许多新的特点和问题，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因此，新形势下的计生工作，不再是单纯的重视人口数量的控制，而更加重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人口的均衡发展。可以说，均衡发展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计生政策的显著特征。通过人口结构的改进，让人口向着协调、持续的趋势发展，时刻警惕人口中少年人口、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以及老龄化人口的上升。

三、“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

3.1什么是“单独二胎”

所谓单独二胎/单独二孩指的是在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同时第一胎不是多胞胎的，这种情况的夫妻允许生育第二胎。

3.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际意义

随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当前我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单独二胎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同时也是一项满足人们需求的关键举措。因此，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施该项政策有利于在保持原有劳动力规模的基础上，减缓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让人口持续、健康的发展，优化我国人口环境。二是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是国家政策与人民意愿的统一，同时该政策还有利于家庭结构的稳定以及家庭养老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个人小家庭和社会大家庭的和谐发展。三是国家逐步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障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性，同时也利于人口的持续发展，是一种人口、社会资源以及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

3.3“单独二胎”政策产生的影响及所需继续协调的工作

（1）生育率

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能够使我国的生育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一个显著的回升，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之后，我国的生育率将会在1.6左右持续的波动。

（2）人口结构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做出单独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按照相关政策速度预计，我国在大约二十年后将增加2200万劳动力人口。

（3）公共资源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我国诸如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将会面临缺乏的问题，这势必会给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造成一定压力，这也是未来计生工作中一项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

（4）管理工作

针对相关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部门而言，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一系列的变化，诸如办事流程、孕产假的调整以及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采取逐步协调、稳步前进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工作的逐步完善，同时也绝不能放松不符合政策规定行为的监督力度。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我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发展史的简要介绍，不难发现单独二胎政策是一个计划生育中的进步政策，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如今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以及人口广泛流动化的现状考验，可以说它正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在经济新常态的今天，计划生育工作改革势在必行，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一方面缓解了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人口、经济以及资源等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如彦.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4（07）

2.左晶晶，王仙慧.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单独二胎”政策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07）

3.李红燕.探讨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J].中国职工教育.2013（16）

4.李德山，张淑英.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J].江汉学术.2014（06）

5.刘鸿雁，黄匡时.全国“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基于单独夫妇及其子女信息核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5（04）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篇7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对实行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翟振武指出：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变未来我国总人口的发展轨迹，延缓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的趋势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谢慧蓉从经济发展方面对全面二胎原因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全面二胎有利于再续中国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2]张晓青则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3]通过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全面放开二胎的原因及其影响，鲜有从社会性到政策性转变的视角来分析不同时期生育行为的研究。该研究以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为基础，对建国后生育政策的演进进行社会学解读，旨在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根源。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差异的分析，得出生育行为受生育政策限制，生育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全面二孩”政策并不意味着生育回到自然状态的结论。

二、生育政策演进的社会学解读―从生育制度到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是相对于生育制度而言的，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生育政策是由国家参与制定，是国家干预生育活动的手段，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指向作用。生育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是社会性而非政策性的，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规律及技术。为了便于研究，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建国后生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54-1957）、限制生育阶段（1958-1978）和计划生育阶段（1978年至今）。

1、鼓励生育阶段（1954-1957）

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的主要精力在于恢复经济生产，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处于缺位状态。1953年底，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圆满完成，国家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国家开始着手制定新时期的生育政策。“人多是好事”的思想在当时的人口政策制定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也成为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的思想基础。国家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之后，社会生产逐渐恢复，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开始关注生育，开始鼓励生育。这一政策主要通过救济、补助等来鼓励国民生育，对多子女户进行物质补助和救济，从物质方面保证了生下来的孩子可以通过社会性的抚育，学会在人群里谋生活，[4]以保障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5]只有人口稳定，社会才能维持完整和发展。然而，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急于解决眼前劳动力短缺问题，忽视了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激进的人口政策虽然短时期内提供了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急剧上升，闲置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威胁着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种种弊端的显现，迫使国家开始反思和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节制生育欲行又止阶段（1957-1978）

在政策缺失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激励下，我国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国家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国家开始调整过往的生育政策。费孝通指出，一个新分子的生存空间需要去旧世界里寻觅，他得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取他的地位，社会结构不再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6]而此时的中国，劳动力日渐充足，但是人口增速并未下降，迅速增多的人口给趋于完整的社会结构带来沉重压力，节制生育成了普遍的社会诉求，这成为节育政策出台和实施的社会基础。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十次（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至此，节育政策正式走向历史前台。

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活动破坏了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曾经提倡节育政策的学者多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更是使人口指导思想出现反复，节育政策遭到破坏，人口政策进入混乱时期。此时，节制生育工作停滞，生育出现自由化现象，人口恢复盲目增长状态。[7]混乱之后，人口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方面，问题都日益突出。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进入计划生育阶段。

3、计划生育阶段（1978-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逐步走上正轨，计划生育成为国家人口政策主流，作为基本国策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自1978年10月开始实施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其中以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限制二胎”时期，第二个时期为“放开二胎”时期。

（1）“限制二胎”时期（1978-2013）。1978年10月中央对“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作出明?_阐述：女性23周岁男性25周岁结婚为晚婚；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子女；最多生育两个且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同时，国家有计划的对实施节育手术的职工和农民进行补助，并且要求各地政府坚持以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展开的原则，来制定关于城市住房、自留地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至此，基本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在今后二三十年内采取坚决措施以解决人口问题，开始在全国推行“一孩政策”。

事实上，限制二胎政策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男孩偏好占据主要地位。受之前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土地已经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8]费孝通认为“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重要因素。[9]尽管儿童的劳动能对家庭经济做出贡献，[10]但是随着自留地按人口多次划分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并没有足够的劳动对象来利用这些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困难，引发了诸多城市问题。总的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国家试图通过限制二胎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以此来促进社会更好发展。

（2）“全面二孩”时期（2013年至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经过两年多的实行，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环境因素。经过几十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被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所取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只生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