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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侵权起诉书范文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专利侵权纠纷。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的行为，停止制造、销售专利侵权产品;。

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万元人民币;。

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此致

*市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

侵权损害赔偿答辩状

答辩人：吴*******，男，xxx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xx桃江县人，个体，住xx楼区八字门村。

被答辩人：王***，女，xxx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xx市人，个体，住xx市********5-2房。

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缺乏依据，“显属无据乱判”。答辩人认为这是上诉人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一、为证明上诉人纠集人员打人砸店，答辩人提供了方******、刘*****的证词，一审法院还做有庭外调查。答辩人并不是直接租赁刘****的门面，而是使用刘*****租赁户分割出来的一门面经营。即使当时与刘*****是直接的出租方与租赁方的关系，但也并不能说明刘与答辩人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其它的利害关系。刘的门面在当地是旺铺，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事由要讨好答辩人而为答辩人出具伪证，本案与刘*****无任何利害关系。所以刘的证词应当采信。至于上诉人提出刘****证词的时间存在问题，答辩人认为，这是属于明显的笔误。方*****当时确实是答辩人的员工。但打人砸店的事出现后，答辩人并停止了营业，方*******也离开了店子。方*******是本地人，而答辩人是外地人。方*****没有理由要讨好答辩人，在大是大非上冒着风险为答辩人出具伪证。另外，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还特地去现场查看、调查。很多知情人畏惧上诉人在本地的势力，不敢出面作证，就连刘后来也不敢在法官的问话笔录上签字。

二、在上诉人纠集人员打人砸店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上，答辩人提供了包括砸坏的厨柜样品、传真机等物品的公证机关的公证书及其拍摄的图片;一审法院在庭审后也查看了现场;砸坏的手机也当庭出示。厨柜的发票确实是答辩人在事后向厂家索要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厨柜的出厂价格，但发货单却是事前就具有的。至于手机，应当说是由黄****使用的，并非是黄****所有。黄***是答辩人的员工，为了业务上的方便，由答辩人为黄****购买，黄****仅仅具有使用权。如果黄****享有手机的所有权，答辩人当然不会为手机的毁坏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正因为如此，答辩人没有向法庭出示黄***受伤的法医鉴定，就黄****受伤一事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手机是完全毁坏，在庭审时已出示过，上诉人当时对此并无异议。

三、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曾要求xx市公安局站前派出所调解处理未果，’却没提供公安机关曾受理调解此案的证明。”答辩人认为，未提供相应的证明，并不等于该派出所未曾调解。事实上，双方都去过该派出所接受调解，只是调解未果。答辩人及一审法院都去过该派出所索要调查笔录，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只是称参加主持调解已经离开的另一名实习生不知放在哪里为由而没能提供。

事实上，上诉人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打人砸店后，造成答辩人门面停业，由此产生的答辩人的误工费、租赁金、订购方的退单，一审法院一概未予认定。但是答辩人并未上诉，是不想造成讼累，以息事宁人。料不想侵害人反倒上诉，无理诡辩。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主持正义，维持原判。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环境侵权起诉书范文

原告：(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联系电话)。

被告：(基本情况：同上)。

诉讼请求。

书写自己要求达到的目的，包括：请求判决离婚，孩子的抚养、抚养费的承担，对方抚养时探望权的请求，财产的分割，本人生活困难时请求对方给予经济帮助的方式或数额，对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时请求损害赔偿的.数额等，如：

一、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二、婚生儿子/女儿某某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元。

事实和理由。

事实和理由：陈述结婚、子女出生的具体时间，写明诉讼请求的依据，包括离婚的理由、依据，孩子由谁抚养、抚养费承担、探望方式的理由和依据，财产情况、分割理由及依据。

为此，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你院依法裁决。

此致

某某区/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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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起诉书范文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专利侵权纠纷。

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的行为，停止制造、销售专利侵权产品;。

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万元人民币;。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此致

*市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

侵权损害赔偿答辩状

答辩人：李某，男，满族，19**年*月*日生，北京市******建材装饰市场***号经营者，住**大街**号楼***室。

答辩人因某公司诉我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答辩如下：

一、本案防爆管破裂的原因是人为外力破坏因素造成，与产品质量无关，理由是：

首先，假如没有人为外力破坏因素存在，那么导致防爆管爆裂的原因只能来自于防爆管内部水的压力，而水的压力只能是先作用于与水直接接触的防爆管里面的橡胶管，而后再作用于包在外面的钢丝网。如果防爆管爆裂破损，那么无论是从受力的先后顺序，还是从橡胶与钢丝承压性能哪个更强的角度来分析，只能是橡胶管破损在先，而且破损程度要比钢丝网严重的多。而绝不可能像本案的防爆管这样，里面的橡胶管只有一条裂缝，而包在它外面的强度高得多的钢丝网却大面积缺失，不见踪影，这是完全不符合力学原理和常理的。就拿多米诺骨牌来说，第一张牌不倒，在没有其它外力的情况下，第二张牌又怎么会倒下呢。如果把防爆管里面的橡胶管比喻成土房子，把外面的钢丝网比喻成土房子外面的钢筋水泥墙，把水压比喻成炸弹。假如炸弹爆炸了，只把里面的土房子炸出了一条缝的话，那又怎能把外面的钢筋水泥墙炸飞，把一部分钢筋水泥墙炸的不见踪影呢?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导致这种不符合常理现象出现的原因只能是本案防爆管受到了人为外力的破坏。

其次，假如防爆管里面的胶管爆裂，其裂纹也应和车胎爆裂的裂纹相似，横竖裂纹都有，不会像本案的防爆管里面的胶管这样具有跟裁纸刀切割出来的裂缝一样整齐的裂纹。

再次，答辩人销售此种防爆管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从没有出现过爆裂的情况。根据经验，即使防爆管超过了使用年限，里面的橡胶管老化爆裂，也从没有出现过钢丝网破损的情况。

综上，因为本案防爆管人为外力破坏的痕迹十分明显，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因而受害人应就产品存在缺陷、使用缺陷产品导致损害，以及产品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举证，产品生产者要想免责，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故请求法官明察秋毫，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将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指定由原告承担，如果原告拿不出证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七《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显示，装修竣工日期是xxxx年7月5日。这说明2008年7月3日发生跑水事件时，原告正处在装修期间，还不具备营业使用条件，原告不可能把贵重物品放在房间内的地上，这正好与原告提交的跑水当日的照片相互认证。在原告提供的跑水当日的照片中，只能看到当时原告处地面上有水，且大部分是瓷砖地面，看不到屋内摆放了任何贵重物品，也看不到有任何物品因跑水而受损，更看不到有任何营业的迹象。这一切都说明，跑水之时正处在顾宏伟装修施工期间。因为施工人员顾宏伟没有装修施工资质，且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安装明显不当，严重违反不能在锐角处弯下(尤其在接头附近)的安装大忌，且生产厂家在安装说明中明确说明：“若安装时，不按要求安装失败，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另外，答辩人成为本案被告后，多方了解顾宏伟，得知此人人品极差，已有多人受其讹诈。本案防爆管破裂与顾宏伟野蛮施工或者人为故意破坏，安装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原告若因跑水受到损失，应起诉顾宏伟，答辩人并不是适格的被告，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退一步讲，假如本案的防爆管是因产品质量原因导致了跑水。那么从原告提交的跑水当日的照片来看，这也只是一个被及时发现的轻微跑水事件。事实表明，原告将地面上的水清理干净后，无需进行修复就正常营业直至今日。

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包括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柳青项目部的证明，因项目部没有法人资格，而且原告当庭承认跑水并没有54吨这么多，所以该份证据属伪证，不具有真实性)皆不能有效证明其自身受到了损失，更不能证明其损失的具体数额。又因原告自认，发生跑水后，原告并没有进行维修，也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找专门的机构对其可能受到的损失进行评估，所以原告自身的损失还没有发生。

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三方损失问题，原告在没有损失评估鉴定结论证明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被告私自与第三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因原告已有如前所述让物业公司项目部出伪证的情况，所以可以推定原告与第三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也没有可信度，不具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真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失，因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原告还没有对第三方进行实际赔偿。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已经赔偿第三人的合理损失可由原告向被告追偿，原告未赔偿第三人的损失不能由原告代第三人向被告请求赔偿。

综上所述，原告在不具备诉的条件的情况下无理诉讼，扰乱了司法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浪费了答辩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对其予以谴责。

此致

北京市**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刘艳丽律师。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我国著作权侵权赔偿有三种计算方法：1、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为依据;2、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为依据;3、法定赔偿。

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些赔偿方式我们可以选择适用，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计算。下面分别介绍三种赔偿计算方式的运用计算和司法实践中的主要做法。

1、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依据以下方法计算：

1)侵权使权利人利润减少的数额;。

2)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可参照国家有关稿酬的规定;。

3)权利人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4)权利人复制品销量减少的数量乘以该复制品每件利润之积;。

5)侵权复制品数量乘以权利人每件复制品利润之积;。

6)因侵权导致权利人许可使用合同不能履行或难以正常履行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

7)因侵权导致权利人作品价值下降产生的损失;。

8)其他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方法。

另外，因提起诉讼而导致的费用也应列入赔偿范围。提起诉讼可能发生许多费用，包括：聘请律师的费用，调查取证费和制止侵权所支付差旅费，为查阅收集证据材料支付的费用，对是否构成侵权的鉴定费用等。对被侵权人因诉讼而支出的调查费、律师费等费用，应列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的范围，以使当事人得到充分、合理的补偿。这些费用都是被侵权人因为制止侵权而实际必须支出的费用，应该都是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

2、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为依据。

最高院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预期应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产品销售利润2)营业利润3)净利润。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被告营业利润作为赔偿数额。例如侵权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一部文字作品出版发行，总共发行五千册，那么侵权赔偿额是书的单价乘发行数量5000册减去合理的费用印刷、发行及给发行折扣就可以得出侵权所得了。

3、法定赔偿。

最高院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2款规定：“被侵权人损失额不能确定的，法院依被侵权人的请求，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以上的规定就是法定赔偿，在难以查明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害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获益时，由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性质、侵权情节等因素，在法定的赔偿幅度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的一种赔偿方法。按照《著作权法》四十八条的规定。法定赔偿的前提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难以计算的。赔偿数额是由法院来决定，一般由审判的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侵权所造成的影响等各方面来判决。数额最高是50万元，没有最低限。

4、精神损害损失。

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只能限定在对著作人身权的损害，即主要是对著作人身权的损害赔偿纠纷中涉及公民、法人姓名权、名称权等商誉的损害赔偿。超出此范围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

2)抄袭原告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并使被告因此获得较大名誉的。

3)严重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4)未经许可，将原告主要参加创作的合作作品以个人名义发表，并使被告获得较大名誉的。

5)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原告作品上署名的。

6)严重歪曲表演形象，给原告的社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的。

7)制作、出售假冒原告署名的作品，影响较大的。

8)其他应当支付权利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

对著作权精神损害应当根据损害的情况首先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非财产责任方式。仅对情节严重，使用非财产责任形式明显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时，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低于2000元，不高于5万元。。

1)以合理的转让费、使用费、许可费等收益报酬作为赔偿标准。

著作权的使用费、转让费等一般有关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标准，或者当事人之间存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标准，以及同行业、同等水平的其他单位的使用费标准。这些标准一般是客观的，不会受到当事人之间纠纷因素的影响。如著作权的稿酬、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费等。德国的法官在处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以被侵害的权利的使用费作为赔偿金进行赔偿，他们认为这是最简洁、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赔偿方法。

2)依稿酬标准进行赔偿。

实践中，法院计算被侵权的字数，再根据稿酬标准的二至五倍进行赔偿。按照有关部门颁布的稿酬标准，一千字最高为100元人民币，按二到五倍计算，赔偿也是非常有限的，最高赔偿只有每千字500元。目前在文化界，有的报纸、刊物邀请著名作家做专栏，稿酬已经千字超过千元，有的作家出一部畅销书，稿酬高达几百万元。如果按依稿酬标准进行赔偿，显然不能不足赔偿。同时，对侵权行为按稿酬标准进行赔偿，实际上是将非法行为合法化，不利于正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依版税率标准进行赔偿。

实践中依此标准进和处理的并不多，但有参考此标准进行处理的情况。如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的美国沃乐特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侵犯著作权案。法院在审理时考虑了版税率的因素，认为用其他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时，法院可以版税率为基础，再根据情况乘以双倍或数倍，以此数额作为赔偿额。以版税率与总码洋单价乘以印刷册数之积作为赔偿额，参考的不同情况版税率一般为6%-15%掌握。

4)依法官意志进行确定。

这在实践中是一种主要的操作方法。其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是执法的不统一性。由于审理案件的人员不同，或受主审人员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往往相类似的案件，在同一地区作出不同赔偿的判决，有时甚至出现严重侵权的赔偿额低于轻度侵权的赔偿额。二是表现为赔偿有时达不到当事人实际受损害的程度，使当事人难以服判。为克服以上弊端，有的法院提出了计算赔偿的五项原则，即一看侵权手段的恶劣程度二看被侵权人实际受损害的程度三看侵权人的非法获利情况四看被侵权人的社会知名度五看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种计算原则如同“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一样，很难掌握和操作。

侵权损害赔偿起诉状

被告：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费用名称如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补偿金等)损失__________元。

2、本案诉讼费由全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应写明侵害行为的事实和侵害后果的事实。若是人身伤害的.，应写明受侵害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就医情况等，作过法医鉴定的也应写明结论。若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应写明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

此致

__________省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环境侵权起诉书范文

摘要：环境侵权越来越成为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本文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侵权行为价值双重对立性潜伏性复合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在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不完善。环境侵权的特征乃是环境侵权迥异于传统侵权行为的内在根基。因此，对环境侵权特征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环境侵权的首要任务。关于此点，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环境学家金瑞林先生认为环境侵权具有主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及侵害程度和范围为严重的社会性权益侵害四个方面；陈泉生研究员把“环境侵害”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性、价值性、间接性、复杂性、多元参与性与缓慢性六个方面；曹明德博士认为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特征；王明远博士则表述为：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侵害状态的间接性、连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累积性，以及环境侵权兼具私害性和公害性四个方面。

其实，环境侵权作为一个集合性名词，是对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生权益侵害的总称。而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致人、物损害现象的发生原因、形成机理与结果状态等均有不同。因此，所谓环境侵权的特征，只能是从总体上而言，其相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环境侵权形态尚有一定的伸缩性与相对性。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并参酌前人研究之得失，笔者拟从环境侵权的主体、对象、原因行为、侵害过程及损害结果等方面对其一般特征作如下分析：

一、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与不特定性。

侵权行为主体分为加害人与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行为中，加害人与受害人大多具有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乃至不特定性。

[1][2][3][4][5]。

民事侵权起诉书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固定电话或者手机号。

被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工作单位、职业、

联系方式：电话或者手机号。

案由：(按专利法侵权案由规定”确定)。

请求事项：(写明向法院起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写明起诉或提出主张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专利权的性质的排他性、时间性、地域性三方面来举证侵权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原告人：(签名按手印)。

××××年×月×日。

附项：1.本诉状一式×份(按被告人数确定);。

2.证据××份;。

3.其他材料××份。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精神损害的事项范围，增设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项目，使得受害人获赔的权益内容更为丰富，对受害人权利保护更为全面。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历史尚短，立法规定较为笼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还不够丰富等原因，目前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诠释和条文解读尚不够深入和准确，针对焦点问题，理论界各种说法一直是众说纷纭，这直接导致办案部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差，执法标准不统一，没有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天，我们就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来进行一下探讨。一、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使被侵权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特定身份权利等遭受侵害时，被侵权人要求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来进行救济和保护的行为。二、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背景和相关理论在立法上，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内容，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法律从注重财产权及外部物质条件的保护，转而更加关注人身权和其他精神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平静的精神世界。”在修改过程中，理论界提出《国家赔偿法》应当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既要规定对物质性人格权侵害的赔偿，又要规定对精神性人格权侵害的赔偿。最终，立法机关根据理论界的建议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为最终通过的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所采纳，但是并没有采纳以民事赔偿标准来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建议。三、对“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的理解和认定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中“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对“致人精神损害”的理解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均为国家运用公权力对公民个人实施的侵犯其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的行为，按照社会一般常识，受害人在遭受上述行为时，或多或少的都会伴有精神痛苦。在赔偿请求人要求精神补救的情形下，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一方依据社会通晓事实提出的主张要求其举证的话，这显然不合理；而如果赔偿义务机关要想对这种主张进行有效的辩驳，也非常困难。基于此，我认为，“致人精神损害”可以理解为是对法定情形所包含结果的进一步明确和重申。这样的理解和认识，符合受害人实际受损的客观情形，也有利于在办案中减少分歧，节约成本，简便操作，提升效率。（二）如何界定“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判定是否属于严重后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对生命权的侵害，由于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能力，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所以对其的侵害必然属于严重后果；第二，对于人身健康的侵害，原则上要看是否达到了人体重伤或伤残标准。至于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可否判定为严重后果，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从严把握；第三，对于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在判定是否达到严重后果时，应综合考虑侵害人的主观状态、羁押时间长短、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精神状态及对其亲属的影响等具体情形加以判断。四、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比较复杂。作为事实问题，精神损害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作为法律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又缺乏明确的客观依据。我认为，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一下情况：（1）精神损害程度；（2）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方式、手段、具体场合、时间长短及侵权人事后采取弥补措施的有效程度；（3）受害人的自身感受及所受的精神痛苦程度；（4）其他赔偿项目情况以及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综上所述，因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非财产性等特点，精神损害赔偿难以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赔偿的数额也难以计算和定量。因此，精神损害的法律适用会面临许多困难，这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立法上逐步进行完善。（作者通讯地址：汝州市人民检察院，河南平顶山467500）。

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新审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规定，内部控制是被审计单位为了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对法律法规的遵守，由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人员设计和执行的政策和程序。其组成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过程、信息系统与沟通、控制活动、对控制的监督五个要素。其中控制环境包括治理职能和管理职能，以及治理层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态度、认识和措施。它又包括以下七个要素：（1）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2）对胜任能力的重视；（3）治理层的参与程度；（4）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5）组织结构；（6）职权与责任的分配；（7）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

与1997年1月1日实施的审计准则（以下简称旧准则）《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相比，内部控制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都有较大的变化。主要包括：

从定义上看，新准则明确指出了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者是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强调制定内部控制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对法律法规的遵守。

从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上看，新准则采用了coso（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ofthetreadwaycommission，美国企业咨询委员会）在1992年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该准则于1994年进行了增补）中的五要素。

从控制环境的构成要素上看，新准则在保留了经营管理的观念、方式和风格、组织结构、授权和分配责任的方法、人事政策和实务四个要素的基础上，删除了其它要素，增加了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对胜任能力的重视及对治理层的参与程度这三要素。

上述变化，体现了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即强调治理层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态度、认识和措施，强调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主要“受企业董事会、管理阶层及其他员工的影响，内部控制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制定并执行控制政策和程序的人的素质与观念，如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与经营理念、内部控制的意识等”，强调在评价控制环境的设计和实施情况时，应当了解管理层在治理层的监督下，是否营造并保持了诚实守信和合乎道德的文化，以及是否建立了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舞弊和错误的恰当控制，并要求管理层就业务规程和道德价值观念与员工进行沟通。而上述所有影响因素全部都属于内控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中，内控环境是其他要素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内部控制能否实施和实施的效果。

内部控制作为防范各种错误与舞弊的第一道防线，其设计是否合理与执行是否到位至关重要。新审计准则的这一变化，可谓抓住了内部控制的核心。

二、内控环境的现状及其成因。

为了规范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财政部自2001年起，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批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至今七年过去了，企业内部控制薄弱、不规范仍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并且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点财政部从2001年至2006年末以来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可以得到证实。

为什么企业如此漠视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内控环境，在于治理层和管理层对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态度和认识。如果治理层和管理层不重视内部控制，就不可能热衷于内部控制的设计，也不可能重视内部是否得到一贯而有效地执行。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事实上内部控制同法律一样，也是一柄双刃剑，它要求所有人，包括它的制定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并对所有违反者进行相应的处罚。而一旦这一法则遭到破坏，内部控制就形同虚设，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一纸空文。目前我国企业的内控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治理层和管理层不重视内部控制的设计；二是治理层和管理层（特别是管理层）不能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前者是果，后者是因。

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管理层都属于国家干部，由政府任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国有企业逐步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但其治理层和管理层仍然是由政府任命，许多上市公司都是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于一身，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普遍现象使得股东大会、审计委员会并不能切实履行治理层的职责，而国有股也没有真正的产权代表，正如美国学者哈罗德。德姆塞茨在《企业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主张以资源的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但全民所有制结构的分散性令人失望的是公民毫无权力，资产的管理就成为国家官僚的任务和特权。”企业由“大老板”（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现象十分普遍，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基本上形同虚设，小股东对公司治理更处于人微言轻的地位。表面上看这是我国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十分成熟的一个表现，而其根源却在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大于法。所谓的.制度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在信息传递不畅通的时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十分严重，只有制度的制定者才拥有有关制度的信息，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解释信息。这些解释可以根据利益大小、远近亲疏而异。在信息传递相对畅通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管理的透明、公开与民主，并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有关制度的信息。对制度的不合法解释变得越来越困难。为维护治理层与管理层的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制度粗放化、模糊化。因为制度一旦细化，并为所有员工和公众所熟知，就会对权力产生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治理层和管理层等权力拥有者不法利益的获得。

另一方面，治理层和管理层可能因为粗心大意、精力分散或者出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选择而无视控制甚至逾越控制等，那么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就决定了已有的制度会成为一纸空文。以虚假会计信息为例，1999年coso发布的《虚假财务报告：1987~1997美国上市公司的分析》显示，产生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与内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涉及了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在72％的会计报表舞弊中，涉嫌参与者为公司总裁”。中国上市公司的舞弊案件也无一不涉及公司的管理层。而舞弊的动力，无非是利益二字。

三、如何治理内控环境。

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应当从内控环境着手，才能起到治本的效果。这次新审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无疑是抓住了解决内部控制薄弱问题的根源。新审计准则在内控环境中提出了“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这一要素，并将其作为第一位的组成要素，体现了国家在治理内部控制薄弱这一问题上的高瞻远瞩性。毫无疑问，内部控制的制定与执行都取决于人的素质与观念，从强化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入手，才是从源头上治理内控环境的关键。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目前我国财政部门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2006年财政部发起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快创建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必须明确的是，制定和完善内部控制，应当注重一个“细”字。其中，“更清晰地限制和细化说明一把手的权限，实在是当务之急”.不仅如此，还应当清晰地说明各级管理者的职责权限，以促使其各司其职，避免因制度的不完善使之逃避责任。

其次，要加强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市场经济作为信用经济，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讲诚信、守道德的。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从治理层和管理层入手。因为在控制环境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管理当局的作风”，“在防范舞弊方面，管理当局的作风是控制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管理当局的不当行为成为他人无视控制程序的合理借口”.“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治理层和管理层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诚实和道德才会得到巩固和加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使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沟通与落实，使遵守制度的意识深入人心；治理层和管理层率先垂范，引导人们“循规蹈矩”。显然，治理企业内部控制薄弱必须从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等多方面综合着手，才能彻底改善内控环境。

许延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理论上将该条文定位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认为它是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但是就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在司法实务中一直存在困惑，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也表现出解释论上的无奈。

在具体审判实践中，我们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利的时候，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运用一般条款认定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当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利益的时候，则表现出混乱。一些案例是通过因果关系来判断利益是否需要保护:一些案例则是在解释论上借鉴德国模式来对利益进行保护:还有一些案例则存在说理上不充分的问题。

可见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将权利和利益置于一个条文中规定，从文义上试图将权利和利益一体保护，但是司法实务中却导致了混乱。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充分研究比较法，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够合理解决我国侵权案件纠纷。基于此笔者下文将从比较法考察、我国解释论的构造上展开，以求能完善我国民事司法。

二、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比较法模式分析。

比较法上有代表性的法系主要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而英美法系在侵权法上的规定采取了对具体的侵权形态进行规定，所以一般条款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考察后，我们发现大陆法系有两种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一)法国模式。

《法国民法典》在1382条和1383条对一般侵权做了统一规定，没有区分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是做了统一规定，只要造成损害，并符合其他要件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任何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权益并且造成损害，只要符合该一般条款的相关规定，就构成侵权行为，受害人就享受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国法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上采取了宽泛的方式:首先就涵盖的范围上，法国法的一般条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涵盖了所有的过错侵权责任:其次在保护范围上，法国法不区分损害的类型，给予了平等保护，试图将所有的过错侵权都包含在内，并且对于损害也不加区分。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只有法国法的一般条款才是真正的一般条款。

虽然法国开启了一般条款的先河，但是也存在着弊端。针对利益的保护问题，法国法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而是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扩大了侵权责任赔偿的案件范围，使行为自由受到限制。为了弥补这些问题，法国模式下采取了相关措施对赔偿进行限制。这大都是通过法官对具体理论的运用来加以限制因此法国模式是将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具体运用的权利交给了法官，让法官来决定对相关利益的保护。

(二)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在规定上有区别，该模式将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具体化为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其法典第823条、第826条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进行了类型化，首先在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绝对权和其他权利的，要承担赔偿义务:其次在第823条第2款规定了，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在第826条规定了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他人的也要承担赔偿义务。

德国模式在仍然坚持法国所开创的一般条款的模式下，对一般侵权行为的诉因类型化作出了规定，区分了违法性的三种类别，对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区分保护。一般认为德国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点是，采取了绝对权列举规定的方式，明确了保护范围:第二点是，对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具有层次性:第三点是，对权益的保护既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有所限制。

德国模式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在行为自由和他人的利益保护上，倾向于保护行为自由，值得肯定。但德国模式也存在着弊端，首先，德国模式对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严格限定，不利于对合理利益的保护:其次，德国法中的对利益的保护需要具有违法性以及故意背俗，一直存在争论。德国模式为了弥补不足，发展出一般人格权及营业权的理论，以希望对利益进行合理保护。同时德国法在解释论上对相关条款的适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无疑对司法实践起到了作用。

通过对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两种立法例的研究，我们发现各有利弊。法国模式采取的是大一般条款，适用的是不得损害他人的一般性禁止，而德国模式则是三个小的一般条款，适用的是不得侵害他人特定法益和权利的有限禁止。法国模式在保护上具有开放性，可以合理的发展保护的范围，而德国模式在保护上有所限制则更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运用。那么到底哪种模式适合我国呢?笔者认为必须在解释论上进行分析。

三、我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解释论选择。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文义分析，该条采用了法国模式下一般条款的规定。所谓“民事权益”不仅仅限于权利，而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概念，这与法国模式的“给他人造成损害”意思基本一样。然而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单纯的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的.解决纠纷，因此我们必须对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从法律的目的上来反思，对相关文义所涵盖的案件进行类型化，将不符合法律目的的部分予以排除。基于此，下文将对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进行反思。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文义解释的困境。

从我国《侵权责任法》进行文义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更类似于法国模式。采取的是从侵害民事权益出发，来构建侵权责任。这导致只要当事人证明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侵害人有过错，就构成侵权。这扩大了侵权的可能性，使人们的行为自由受到威胁。在今天，行为自由对于市场竞争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按照文义解释的结果，无疑是与社会发展相悖的。

除此之外，文义解释的角度实际上是从损害的角度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将相关类型化的问题交由法官处理。然而法官在具体处理案件之时，却因为相关利益保护范围过大，直接导致了侵权和合同适用的竞合，增加了裁判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纯粹经济损失、缔约过失，在适用上既可能被纳入到《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也有可能被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这增加了案件裁判的不确定性。

最后，文义解释与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范不符。第一点《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司法解释对人格利益的保护采取了类似德国的模式，这一点与《侵权责任法》的文义解释存在冲突。同时对审判实践中的案例进行整理，在具体判决中，论理部分也会提及“违反善良风俗”。第二点，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缔约过失制度，这与法国法不同。而法国法之所以没有缔约过失制度就是因为，其侵权法对于利益保护的特殊性。因此我国结合《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体系解释时，我们会发现对第6条第1款的文义解释有不妥。

(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解释的构造方向。

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对《侵权责任法》文义解释，采法国模式，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体系及民事司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一般条款进行重新解释。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德国模式的经验:第二种，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相关经验，通过对不法性的解释而推导出限缩方法;第三种，借鉴日本的经验用权益侵害要件取代损害要件，从而达到限缩的目的产解释论上通过上述方法，都能达到相关解释的目的，但是到底哪种解释比较适合我国，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法律资源，从法律规范出发，合理运用解释学方法。

我国关于一般侵权的一般条款只有《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因此一切的解释必须从该条文出发，并且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构造。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该条文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没有明确区分，因此可能导致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务中也带来了相关法律适用的交叉，所以我们应当借鉴上述三种解释方法对该条文进行目的性限缩。具体限缩的目的，应当定位于合理界定保护的范围，既限定相关利益的保护，有保持保护的开放性。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保护范围呢?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首先就绝对权及相关权利，应当采取只要侵害人有过错侵害了相关权利就给予保护，这样的规定在比较法上是一致赞同的，我国解释也应当如此。其次就利益的保护，则应当进行类型化，予以合理限制。比较法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将利益分为两方面进行保护:一是因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二是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的。这种观点对利益区分保护，既避免了权益保护宽泛性、不确定性的问题，也保持了利益保护的一定开放性，这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具体适用到我国，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区别对待。

(三)利益保护问题的解释论选择。

上文分析了德国利益保护的模式，保护上区分了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这两种限缩解释后的类型有没有达到对利益的合理保护，到底是否适合我国，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的相关民事司法经验进行衡量。

第一点，就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类型对利益的保护在比较法上受到了普遍的支持，代表性国家均采取了这样的规定。该类型实际上是给需要保护的利益以进入法律保护的空间，保持了《侵权责任法》的开放性，这也是将需要保护的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保护的最佳途径。该类型保持了公法及道德与私法对接的可能性，为相关利益的充分保护给予了保障，在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因此我国侵权法在解释上应当从之。

第二点，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价值的衡量上，笔者认为应当在解释论上稍做修正。利益可以分为人身的和财产的，一般认为人格利益要高于财产利益，所以我们应当给予人格利益更严格的保护。因此就主观要件上，笔者认为应当区别构造。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了侵害人格利益的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并没有要求故意。基于此笔者认为对该类型应当适当改造，解释为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财产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人身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结论。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争论由来己久，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一般条款的规定，在文义上采取了法国模式，但是在适用中却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借鉴德国模式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当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基于此在对我国侵权法一般条款的限缩解释下，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就权利的保护而言应当以过错侵害权利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就利益的保护上，要区分三点:第一点是就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点是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财产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点是过错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人身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环境民事侵权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可认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环境权益的损害。它虽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但民事责任承担亦遵循传统民法的同质赔偿原则，这导致了对受害人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得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被排除在赔偿的考虑之外。因此，应当在适用同质赔偿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使加害者的损害行为得到法律较彻底的纠正。

案例：甘肃连城铝厂赔偿污染损失案(注：参见《中国环境报》1989年5月18日。)(以下简称“连城案”)。

甘肃连城铝厂因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含氟烟尘，给芦花等3个乡方圆350平方公里的12.9万亩耕地和22.3万亩草山造成了严重污染，粮食和牧草中氟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4-7倍，致使芦花等3乡生态环境全面恶化、人口素质急剧下降。3个乡的儿童斑釉齿的发病率高达87.3%，被普查的30440人中，患有氟中毒(注：氟中毒会导致龋齿、氟斑牙，严重的则出现氟骨症。氟斑牙即牙齿出现斑釉，牙齿无光泽，粗糙似粉笔；有的牙面呈微黄、黄褐色或黑褐色，严重的则牙釉质损坏脱落，呈花斑样缺损。氟骨症轻度患者只有关节疼痛症状，中度患者除关节疼痛外，还出现骨骼变形，而重度患者出现关节畸形，造成残废。)症状的就有7529人，不少中青年农民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法院判决被告铝厂赔偿原告94万元的污染赔偿金。但被告于判决后仍然继续污染环境。这一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中，原告虽经艰难诉讼，(注：本案中，原告为解决该污染问题前后历经之久，经过两审，方获赔偿。)获得的赔偿仍远远不足以弥补其所遭受的损失。94万元的赔偿金对于诸多因被告的污染行为而致健康和财产受损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来说，无疑是太少了，并且被告对受害者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赔偿，在本案中则根本没有涉及。这暴露出我国对环境民事侵权救济的严重不足。由此，提出了一个在法律上值得讨论的问题：环境民事侵权的赔偿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赔偿原则，才能使得法律责任制度实现遏制与赔偿的功能，彰显社会正义。(注：侵权行为法无疑是基于公平正义的道德命题。例如，一个从他支配下的某物而获利益的人，应该承担该物致人损害的风险和后果，即所谓利之所得，损之所归。)本文目的就在于分析同质赔偿原则对环境民事侵权赔偿救济的严重不足，并指出在该领域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

二、环境民事侵权的特点。

环境民事侵权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而导致的对特定或可认定的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精神(注：精神损害的概念比较模糊。从立法层面上分析，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损害”的概念。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比较接近的是《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姓名(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侵害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权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直接的财产损失，因此第120条规定的“赔偿损失”多被理解为对精神损失的赔偿。司法层面上，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突破，使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就这项规定来看，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即使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民法学者一般没有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比如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以下类型的侵权案件：(1)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案件；(2)侵害姓名权、肖像权的案件；(3)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4)以极端无礼、粗暴、野蛮态度对待消费者致使其精神受到损害的案件；(5)侵害原告重大精神利益的案件(如侵害死者遗体、坟墓、侵害死者名誉等)；(6)民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参见张新宝、王增勤：《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9月23日。)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范围应该包括精神损害，比如湖南师范大学的邓建志和陈凌、井冈山师范学院的欧阳晓安等。(参见邓建志、陈凌：《环境侵权及其民事赔偿范围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第6期；欧阳晓安：《环境侵害损害确立的客观基础及事实分类》，《云南环境科学》20第6期。))及环境权益的损害。(注：对环境民事侵权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陈泉生教授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人为活动致使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生活权益或其他权益的事实，包括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参见陈泉生：《论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环境导报》年第2期)。曹明德认为：环境侵权是指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的环境侵权是法定的环境污染致害行为，即法律明文规定的环境侵权行为。(参见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版，第9-27页。)王明远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的原因，致生自然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或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的事实。(参见王明远：《环境侵权救。

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13页。)我们认为，环境民事侵权也包括对后代人相关权益的损害，关于该问题，将另文论述。)它有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是人类活动和文明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与传统的侵权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环境民事侵权的社会性。

所谓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属人类所共有。环境民事侵权的对象，往往是相当地区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或物，且往往涉及人类的后代。(注：环境民事侵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后代人的发展机会，使他们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后代人并非权利主体，他们的权利不可能得到保护，所以，在将后代人确立为法律主体之前，他们的权利只能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间接得到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后代人的权利。)其影响所涉及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其他侵权行为难以比拟的。

2.环境民事侵权的利益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往往是危害社会安全、对社会无益的行为，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其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但环境民事侵权则不然。由于环境民事侵权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注：排污也是生产者的一项权利。在科斯的理论中，排污就是作为一项权利对待的。科斯认为，要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就应该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理解，并且“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这样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就可以得到矫正。科斯还争辩说：“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作防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将它用作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参见[美]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胡庄君译，载陈昕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如果这种活动受到严格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侵害。它强调利益衡量，属于一种可容许的危害。

3.环境民事侵权的长期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当事人停止实施，侵害即停止。而环境民事侵权行为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累积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危害性，并且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而要在环境中持续作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这就影响对环境民事侵权的充分、及时的救济。

除此之外，环境民事侵权还具有复杂性和间接性的特点。

环境民事侵权的上述特征，表明对环境民事侵权的赔偿应该有别于对其他民事侵权的赔偿，因为环境民事侵权的范围不仅限于对人的生命、财产和精神的损害，也包括对环境权益的损害。然而，对环境民事侵权的赔偿并未发展出一套新的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赔偿的法律制度，而是直接纳入现有的侵权行为法中，(注：环境民事侵权在英美法系中，以“妨害行为”概括之，其实“妨害行为”的范围较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范围要广。环境问题出现后，英美侵权行为法并没有创设新类型，而将其纳入“妨害行为”之中。大陆法系中的德国以“干扰侵害”来概括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对他人的干扰、妨害。法国采用“近邻妨害”的概念，日本则用“公害”的概念。但是，不论采用什么概念，均纳入了侵权行为法的救济范围之内。)采用传统的同质赔偿原则。但从环境民事侵权的特性可知，同质赔偿原则难以满足环境民事侵权救济之要求。

特殊情况下运用。但不管采用何种原则，一般情况下，损害赔偿的数额则以受害人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