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栏目：文库百科作者：文库宝发布：2023-10-27 11:26:23浏览：482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1

关键词:危机治理二次探底债务危机经济复苏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6-010-06

欧盟PIIGS五国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以及欧美失业率高企和市场信心不足是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可能出现二次探底的主要影响因素。世界各国必须及时提出针对性措施,应对潜在的危机因素。中国也需在各项政策领域及早预判并针对不同的情景制定相应对策。如在二次探底风险较大的情景下:货币政策领域紧缩流动性,时刻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率政策变动,继续执行“限流入、促流出”的国际游资管理政策;汇率政策领域应强调独立性,在我方主导下适时实施汇率机制改革,进行经济体可承受的逐步可控升值;经贸政策领域提升应对贸易争端能力,“促内需”的同时“保出口”。

一、世界经济局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增大

所谓“二次探底”是指由于前期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宏观经济复苏政策效应逐渐消退,而此时微观经济主体尚未完全复元,实体经济运行数据指标出现再度下调的状况。虽然世界各国次贷危机复苏状况不同,但均面临不同的二次探底风险因素。

(一)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历史规律解析

历数近现代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史可以发现,在经济危机复苏过程中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折。如1929年大萧条,虽然自1933年起在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下经济迎来大幅回升,1934年经济增速达到17%,但在1934年-1938年间经济增长出现二次探底,1938年GDP同比增速再次降至-6.3%。之后美国经济才正式转入到全面复苏阶段,二战期间1942年经济增速曾达到27.8%。

就此次次贷危机而言,国内外相关二次探底言论肇始于2009年下半年。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由于经济复苏是由政府投资强制推动起来,政府负债因此会大幅增长,各国政府为平衡财政赤字,必然会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增税,从而使宏观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此后,国际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相继提出警告: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异常脆弱,不排除再度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二)欧盟局部地区出现二次探底可能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的二次探底压力。对于欧盟来说,内部PIIGS五国与英国经济增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并且其内部财政债务危机已经给未来经济复苏造成了较大的隐患。如果欧盟内部不能就及时援助债务危机国达成一致,那么危机有可能通过欧元这一货币通道传导至整个欧盟;对于美国来说,虽然经济已经出现正增长,但是未来刺激政策退出、微观就业领域以及房地产、信用卡等市场复苏均可能对其复苏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复苏较快带来的通胀压力与外部贸易争端加剧是其未来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

首先,从欧美日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状况来看,目前主要是欧盟内部PIIGS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与西班牙)与英国经济复苏乏力,如爱尔兰在2007年底经济增长回复至6.56%之后,2009年再度下滑至-9.01%。从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来看,希腊为-2.56%、爱尔兰为-7.5%、意大利为-2.8%、葡萄牙为-2.716%、西班牙为-3.1%、英国为-3.275%,均低于欧盟-2.326%的平均水平。而法德两国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其中法国的经济恢复较快,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已经恢复至-0.3%,而德国的恢复速度基本与欧盟整体水平保持一致,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在-2.4%。但从整个欧盟的全局来看,如果任由PIIGS五国和英国的债务货币危机不断恶化,那么最终势必通过欧元这一共同货币通道冲击其他国家,从而引发波及整个欧盟的二次探底。

从美国经济复苏状况来看,2009年第四季度率先在发达国家中实现0.146%的正增长,二次探底的压力小于欧盟。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同步复苏,2009年底道琼斯指数收于10428点。目前美国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就业回升较慢、消费增长乏力,如果不能制订合适的刺激政策退出时间表,并在刺激就业、鼓励消费等领域有所动作的话,那么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相对欧美而言,虽然日本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超越欧盟为-0.851%,但此前经济增幅一直低于欧美。加上近期通货紧缩、产业外移,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与创新能力不足等基本面状况不佳,严重制约了前期危机救援措施的实际效果。

其次,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二次探底威胁来自于潜在的经济过热。印度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为5.9%,已接近正常时期水平。尤其是在前期危机治理期间注入大量流动性之后,通胀压力与资产泡沫正在日趋显现。印度今年以来的通胀率已达9.8%,离两位数的通胀仅一步之遥。2010年4月,受食品价格快速上涨9.56%的影响,越南通胀率同比上涨9.23%。考虑到原材料价格看涨,水电煤油价格上调以及加薪等因素,越南政府2010年将通胀控制在8%以内的目标很难实现。如果不能在抑制经济过热与通胀方面尽早采取果断措施,那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二次探底风险也同样存在。

二、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因素

赤字与债务危机、通胀风险以及微观就业不足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复苏步伐。对于希腊等PIIGS五国而言,赤字与债务危机是目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整个欧盟来说,赤字与债务危机仅仅是风险的一部分,货币做空投机压力与通胀压力加大、微观就业领域回升乏力等因素也需要引起足够的警觉;对于美国来说,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微观就业不足是其未来经济复苏出现反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小银行倒闭风潮、房地产市场复苏不足、个人消费以及信用卡市场有待复苏也是可能导致二次探底的风险因素;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胀风险是其经济重振的主要障碍,只要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实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未来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是可以期待的。

(一)赤字与债务危机阻碍经济复苏

欧盟内部PIIGS五国的赤字与债务负担均达到或超过欧盟警戒线以上,但是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不断下调、债务利率不断提升,从而导致偿债能力大大下降,必须借助欧盟与IMF外部援助。然而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自身经济恢复状况不佳,同时也背负巨大的赤字与债务,再加上外部对欧元的做空投机力量集聚,即便能为希腊等PIIGS五国提供援助,恐怕也将经历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波折。

首先,希腊等国债务赤字压力巨大。前期危机干预时期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与欧元的融资便利大大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财政负担。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两项指标均大幅提升,部分国家已经逼近或者超越欧盟规定的临界值。PIIGS五国与英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早已远超3%的上限,其中希腊超过13%,达临界值的4倍之多(见图1)。

PIIGS与英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数据方面,除西班牙为59.5%接近临界值之外,其他国家均超越欧盟60%的警戒线,其中意大利与希腊两国的比值分别为115.8%与113%,几乎是临界值的2倍(见图2)。

其次,自身融资偿债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融资能力处于下降通道。在以10年期中央政府债券利率衡量的债务融资能力方面,2010年2月希腊为6.46%、爱尔兰为4.73%、西班牙为3.98%、意大利为4.05%、葡萄牙为4.56%,均高于欧元区3.73%的平均水平。在以收敛标准MCBY(Maastricht criterion bond yields)年率衡量的政府融资能力方面,2006年来PIIGS五国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09年爱尔兰为5.23%、希腊为5.17%、西班牙为3.98%、意大利为4.31%、葡萄牙为4.21%,均高于欧元区3.81%的平均水平。

在外部信用评级方面,希腊等PIIGS五国的国家与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被不断下调。2009年12月,惠誉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BBB+,信用评级展望降至“负面”;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调降一个级距,从A-降至BBB+;穆迪则将希腊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由A1级降至A2级,2010年4月底穆迪再次下调对希腊长期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至Aa2(见表1、表2)。如果信用评级继续下降,那么这些欧盟债务危机国的公共与私人债务的融资成本将会进一步提高,并

可能超出其承受范围。

再次,欧盟内部援助能力有限。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成员国自身GDP增长率与CPI反映经济活力不足,2009年除法国GDP增速-0.3%接近零外,GDP增速最慢的英国为-3.275%,CPI德国最低为0.8%。

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与负债率的状况来看,截至2009年底,欧盟及英法德的赤字率与负债率均超越欧盟3%与60%的警戒线。其中负债率最高的法国达到77.6%,赤字率最高的英国达到12.6%。

最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外部投机。由于希腊等PIIGS国家与英国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投机力量对欧元与英镑的做空压力不断加大。截至2010年3月,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1:1.5左右;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1.36左右。

而国际投机力量对于英镑和欧元的做空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2009年底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到2010年3月,CME英镑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81411张,而CME欧元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107140张。

欧盟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危机扩大局面的出现,包括与IMF联合干预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考虑到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实际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以及内部政治斗争,援助希腊等国的过程恐将出现较多的波折、耗费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本身也增加了欧盟、尤其是希腊等债务危机国经济复苏过程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二)经济较快复苏积累通胀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较快带来了通胀风险的积聚,经济增速回升不仅带来需求扩张型的通胀压力,同时也推动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的上涨,进而推动下游成本推进型通胀。前期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应对次贷危机向市场大量注入的流动性推高了货币扩张型的通胀压力。

首先,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复苏推高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09年迎来了快速复苏,这一复苏导致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加大。在工业增长率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2.8%、印度为16.7%、巴西为15.98%、俄罗斯为7.8%;在CPI同比增幅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5%、印度为16.22%、巴西为4.59%、俄罗斯为8%。

此外,OECD经济领先指标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2010年1月,中国为24.85%、印度为13.55%、巴西为18.46%、俄罗斯为18.03%。

其次,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推高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实体经济的复苏推动对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长,2008年以来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与金砖四国的经济复苏过程基本一致。2010年1月CRB指数同比增幅为39.38%,金砖四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中国为12.8%、印度为16.7%、巴西为15.98%、俄罗斯为7.8%。

上游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推动PPI上行,而PPI的上行也会造成企业成本与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加大未来的通胀压力。金砖四国PPI与CRB指数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说明了这一点。1月CRB指数同比增幅为39.38%,金砖四国的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中国PPI为4.32%、印度WPI为8.56%、巴西IGP-DI为4.42%、俄罗斯PPI为7.8%,同期CPI也出现上行(见图3)。

此外,对欧盟与美国的数据研究也表明:经济复苏带来的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是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主要原因(见图4)。2010年1月欧美PPI分别为0.11%与5%,而同期CPI分别为0.9%与2.1%。

再次,流动性过剩推高货币型通胀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欧美日各国央行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政策方面,欧美日均采取超低的基准利率来扩大市场流动性。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为0.25%、欧盟为1%、日本为0.1%。

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自2007年底以来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在2010年4月初已达4.568万亿美元,其中总资产为2.311万亿、总负债为2.257万亿、净资产仅为540亿。美联储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主要采取购买机构证券、回购协议以及定期拍卖信贷等政策工具。截至2010年4月初,上述三项政策工具合计1.241万亿美元,回购协议近期数量猛增。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M1和M2同比增速是衡量央行货币政策宽松与否的主要观察指标。从欧美日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来看,M1同比增速持续位于高位表明欧美对于经济复苏的流动性供给仍然充沛,这可能对未来滞后的通胀走高产生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1同比增速为10.68%、美国为9.54%,而日本相对较低,仅为0.93%。

由于M2比M1更能反映企业对金融系统流动性增长的应对力,因而与CPI关系更为密切。次贷危机以来,欧美的M2与CPI的同比增速关联度很高。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2同比增速为1.43%、美国为2.34%,而日本为2.74%。

(三)宏微观领域的经济复苏未能同步

前期应对次贷危机实施的宏观调控虽然带来经济增长的回复,但是对微观领域就业、投资和信心却提升有限。此外,房地产、个人信用卡市场也有待复苏,中小银行的倒闭风潮也亟需遏制。

首先,就业领域失业率居高不下阻碍消费者信心复苏。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从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呈不断上涨趋势。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无就业增长型复苏”,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政府的经济干预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就业和消费重新启动,那么非但前期的努力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前期大量的政府流动性注入也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形成最为不利的“滞涨”格局。2010年3月,欧盟失业率达10%,美国失业率为9.7%,而日本为5%;同期欧盟27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13.9%、美国为52.3%、日本为40.7%(见图5)。

其次,企业领域投资信心不足影响经济回暖。投资者信心长期处于负数影响企业开工数量增加,而PMI指数也会因此而上行乏力,始终维持在50的临界值左右。而企业开工数量的不足也会阻碍就业,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2010年4月Sentix投资信心指数方面,欧元区为2.5,美国为5.4,日本为1.3;同期PMI数据方面,欧元区为57.6,美国为60.4,日本为53.5(见图6)。

其次,个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房地产、个人消费信用卡市场复苏。从商业银行信贷中房地产信贷与个人消费信用卡信贷的撇账率和违约率来看,上述两大市场的复苏活力不足,这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截至2009年年底,商业银行信贷撇账率为2.93%,而房地产信贷撇账率为2.7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高达9.5%(见图7)。商业银行信贷违约率为7.17%,而房地产信贷违约率高达9.3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为6.4%(见图8)。

再次,美国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阻碍金融经济体系复苏。中小银行同时兼具向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功能,如果中小银行持续倒闭,那么对中小企业投资增长、就业和消费者信心提升都将形成不利的冲击。从2007年初到2010年4月底,FDIC接受的倒闭银行数量已增至232家,其中2010年以来倒闭数量达到65家。

三、世界各国“二次探底”的应对措施与我国的对策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集聚的考虑,世界各国均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经济复苏二次探底的到来,如欧盟削减赤字公债,提升就业;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刺激就业;新兴市场紧缩货币,抑制通胀等等,这些政策在缓解各国二次探底压力的同时,也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及早针对不同二次探底风险情景制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对策。

(一)世界各国“二次探底”的应对措施研判

应对世界经济各国与地区二次探底风险的政策措施主要可归结为三类:一是继续扩大政策支持力度以应对新的危机,如欧盟扩大对PIIGS债务国的财政支持;二是前期经济政策的逐步退出以降低新的风险因素,如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退出以降低通胀压力;三是改变政策激励方向,以提升经济复苏的持续力,如欧盟提高就业水平和市场信心。这些政策方向将会对不同国家与地区产生具体的深远影响。

1.欧盟削减赤字公债、提升就业

英法德与欧盟的整体财政赤字负担与公共债务负担较高,虽然上述国家的信用等级较高、融资能力较强,但同样需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与公债。

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等PIIGS五国经济规模较小,财政负债与融资能力较弱。尤其是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信用评级下调,再融资成本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由欧盟中央银行制订,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实现增加出口和财政收入,所以需要欧盟外部援助。

从欧盟的角度出发,虽然其部分成员国权衡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不愿直接援助希腊等债务危机国,但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实质上源于欧盟体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决策分离。希腊等国受欧元融资便利的诱惑,外债规模迅速膨胀,而欧盟本身也未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并做出有效的预防措施。再加上维护欧盟一体化原则,防范部分国家债务危机通过欧元货币通道传导到其他成员国。欧盟应在保证危机国财政纪律的同时,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有效的援助,以防债务危机扩散阻碍次贷危机的复苏进程。

欧盟失业率与消费者信心长期低迷,这对未来经济持续复苏构成了较大威胁。欧盟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补贴企业、限制产业外移、提高贸易壁垒以增强本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以此提升消费者信心和内部需求。

2010年5月10日,欧盟与IMF达成了一项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援助机制,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500亿欧元。这项援助机制总额远超之前1100亿欧元的计划,消除了此前国际金融市场对欧盟是否有决心解决希腊等国债务危机的疑虑。但对欧盟与IMF是否真的有能力解决好债务危机,市场依然存疑。一是资金来源的持续可靠性。当然,由于欧洲元区作为整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欧元区出现问题而不管。因此,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救助下,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的风险相对较小。

2.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刺激就业

美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负担虽然较高,但市场评级和主权融资能力从未受到质疑,因此美国无需担忧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削减赤字与公债政策时,应将维护经济复苏与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对象,具体的削减政策可以等待经济完全复苏之后再重新制订,如奥巴马会继续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虽然美联储与政府依然对外宣称经济复苏是未来政策主要关注焦点,但事实上只要全球经济不出现大的波折,美国经济将会率先实现复苏,因此美联储的讲话更多的是调控社会公众的预期,在保证外部宽松环境下实现经济的复苏,同时收紧货币,实现低通胀下的稳健复苏。因此未来只要经济环境有所好转,逐步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将会出台,如加息等。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迟迟不能恢复,刺激就业、增加收入的政策急需得到制订。预计会进一步通过补贴企业的形式限制裁员;提高贸易壁垒、货币贬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同时在国内也会出台一些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传统中产阶级利益,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政策。

3.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紧缩抑制通胀

对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当前亟需解决的是前期超宽松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前期充沛的市场流动性、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以及上游大宗商品与原材料价格的持续飙升,都将推高通胀压力。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回收流动性、遏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同时有效的控制PPI与CPI剪刀差的扩大。

但同时也要防止过快退出带来的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尤其是针对中小型企业与个人的货币信贷,将会对微观经济复苏造成重要影响。

印度越南等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预计未来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与通胀压力的进一步显现,目前仍显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趋向稳中偏紧。

考虑到前期经济援助政策的后续跟进,短期内财政税收政策仍将延续2009年的既定方针。如果未来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那么财政政策也会在货币政策之后退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廉价劳动力充足、经济活力较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就业矛盾并不十分突出。

(二)我国的应对策略

针对全球各国不同政策制定与实施力度,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二次探底可能。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极端情况,一是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小的情景;二是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大的情景。在两种不同情况下中国需要在货币、利率、汇率、外贸、游资以及各大政策协调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

1.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小情景下我国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小的情景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此次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发挥明显作用,希腊等PIIGS五国债务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不会出现进一步扩散;而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压力得到较好控制,货币退出与财政紧缩政策未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消费者信心持续回升,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逐渐复苏,中小银行倒闭数量逐渐下降。

如果上述情景得以实现,那么次贷危机复苏将会顺利开展,中国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前期经济刺激政策将会加快退出,尽早实施正常化。

在货币政策方面,受欧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以及国内约束流动性的需要,货币信贷政策进一步正常化是其主要方向。具体的政策包括进一步降低货币信贷增速,提高存款准备金,甚至在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实施加息政策等等。

汇率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经贸环境的好转,发达国家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压力减轻,中国应能更有利的实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可以考虑启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外贸政策方面,同样由于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回升与国际经贸争端减少,危机时期的出口退税与产业扶植政策可能会逐渐取消。在游资政策方面,国际经济动能回复,新兴市场投资力度增长,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将会逐渐增加,因此“限流入、促流出”的政策将会得到强化。上述各大经济政策的协调将以正常化监管为主导方向。

2.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较大情景下我国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冲击较大的情景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援助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希腊等国内部对经济紧缩政策抵制力度较大,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扩散,从而导致欧元区经济复苏中断,甚至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而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过热较为严重,通胀压力进一步放大,或者货币政策退出速度过快导致经济重现紧缩;欧美发达国家就业状况迟迟不能得到好转,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复苏乏力,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难以消退。

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将会较现在有所恶化,经济政策需在防通胀的同时继续维护经济增长。

在货币政策方面,防通胀与资产价格泡沫仍然是中国货币当局的首要政策目标。如果欧美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不采取加息政策,那么中国仍可选择以公开市场操作与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为主进行调控;如果美国选择加息,那么中国也可以在利率政策方面有所跟进。

在汇率政策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增加出口,提升就业,加速经济复苏,必然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加大施压力度。实质上,这也是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变相达到本国货币贬值的目的。中国应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便是要升值,也必须在中方主导下逐步可控的实施实体经济可承受的升值。

在外贸政策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逐步转向内外需并重,但是内需尚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经济支撑,如果外部经济状况恶化、出口产业部门受阻,那么中国经济的复苏将会受到直接冲击。而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就业与出口经济复苏,必然会不断增加新的贸易壁垒,提高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因而中国有必要采取加大贸易磋商和谈判力度,甚至到WTO申诉等措施,在“促内需”的同时“保出口”,即维持出口对经济稳定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支持。此外,“限流入、促流出”,限制游资对中国经济冲击仍是政策的主导方向。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2

记者:一波接一波的大跌,让投资者叫苦不迭。您对这轮大跌怎么看?

张兆伟:从市场内在运行规律上讲是由于指数连续上涨,个股估值偏高,存在较大的泡沫,获利盘很丰厚,很多都有一至二倍的利润,一旦有风吹草动,获利盘变现离场愿望强,因而下跌是迟早的事,下跌也是必然的。

而直接导致下跌的诱因则是由于管理层政策导向的转变和经济复苏进程未如预期乐观。

管理层实际的政策导向已经发生变化,在货币政策上由上半年的过度宽松的政策变为真正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管理层虽然一再强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但是8月信贷4104亿元,7月是3559亿元,出乎市场预料,证明货币政策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开始收紧,管理层政策导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市场流动性泛滥的现象下半年不会再出现,而8月份之期的大幅上涨主要动力就是流动性充裕,现在动力减弱后,流动性相对收紧后,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以支持平均30倍的市盈率。同时,七月份管理层密集的发行新股,大盘股先后发行上市,停批指数基金等措施,也对流动性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以上各种流动性收紧的措施,使市场对流动性前景产生极度悲观的预期,是引发大跌的最重要原因。

同时市场预期7月份宏观经济复苏较为乐观,而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后,则较预期差了很多,各项指标普遍比预期差,CPI和PPI同比下降超出市场预期,说明需求仍然疲弱,宏观经济复苏进程出现波折,由此引发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的市场预期。而股市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在市场对宏观经济前景悲观的预期之下,出现下跌也是顺理成章。

这些因素在8月份一起出现,造成了市场的恐慌气氛,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形成非理性抛售造成大跌。但是,此次大跌对市场也有积极的意义,经过此次大跌之后,总体市盈率有21倍左右,估值趋于合理,市场风险充分释放,为以后震荡向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庆行情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记者:有人说大跌预示着“牛熊”转换。您认为呢?

张兆伟:市场并没有由牛转熊,只是强势市场的一个宽幅震荡。市场强弱最终是由宏观经济复苏的进程决定的,虽然7月份宏观经济在复苏过程中出现波折,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总体形式还是向好,7月份各项指标环比仍向好,表明经济仍在逐月向好,波折只是复苏进程不如预期的那么快,那么乐观,但是不能否定的经济向好的大形式。随着欧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过去,经济开始恢复,我国的出口也将开始好转,同时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逐渐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预期后几个月从数据上反映经济复苏形式将更为乐观,因而股市中期仍将向好,即使是二次探底时间也会很短。市场后期仍将维持相对强势,不会出现根本性的走熊局面。因而后市趋势仍是向上,经过此次大跌之后,上行将更加稳定健康。

记者:在大跌中,基金的表现也颇能代表大众的心理:一边又基金出货,但是一边又有基金大举建仓,且新基金频发。您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张兆伟: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基金也都是趋势投资者,并不是和他们标榜的那样进行价值投资,只是由于资金大,进出时间较长,从本质上和中小投资者并无不同。对中小投资者而言,投资上还是要分析个股的估值,少参与那些没有实际业绩支撑,单纯依靠概念题材炒作的个股,尽可能的去投资那些估值相对合理的个股,同时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止损止盈,到了止损位坚决止损。

记者:股市接下来的机会多吗?这些机会都将会体现在那些方面或板块?

张兆伟:经过8月份的下跌之后,个股普遍存在跌过头的现象,很多个股都有投资机会。这些机会主要体现在对跌过头的修正和业绩向好带来的股价上涨。多数个股都存在股价回升,修正跌过头,9月初的上涨主要是这种修正。业绩向好带来的股价上涨,主要体现在随经济向好,很多板块出现整体回暖,比如化工行业、电子通讯行业、出口行业等都有较好的机会。此外,由于通胀预期的存在,资源板块也可能有较好的机会。

临近国庆,预期管理层会推出各项维稳措施,国庆节前市场将会相对活跃,很多个股都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国庆题材个股也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比如航天军工板块、北京板块等。

记者:创业板快上市了,这之中有那些机会值得我们把握?您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比较合适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3

笔者认为，就一般物价而言，今年不会有通胀，有的只是通胀预期。当前各类市场正在通胀预期的主导下演绎。然而，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该未雨绸缪，收紧银根，平衡财政预算。历史经验显示，这将有可能葬送经济复苏。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1990年代日本衰退时期的政策教训，不应该被当前的讨论者抛在脑后。对于萧条时期而言，通胀预期的出现正是政策希望促成的结果，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走向复苏。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收紧机制了，包括经济依然赢弱的日本。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对舆论压力的一种姿态，在今年没有国家会真的转向紧缩。在全球范围内，今年经济都将在潜在水平以下运行，部分生产能力闲置。这意味着通胀不可能失去控制，大多数国家全年的平均物价涨幅将在O附近，很多国家，比如英国，物价仍在下跌。通胀预期的出现，对于打破通缩循环是及时而必要的。通胀预期能够刺激投资和消费，也会帮助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

有人相信，通胀预期一旦形成，现代金融系统，将会拾起完成自我实现。其机制可以描述为，金融市场会利用通胀预期将商品价格炒高，商品现货价格也将上涨，这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工会会要求增加工资，从而通胀机制启动。经济学理论的确说过，通胀预期会自我实现。但通常也认为，这一机制不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发生。经济衰退时期，意味着有些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物价上涨很难持续。

当然，在通胀预期的背后，确是堆积着大量的货币。钱多了，难道还不通胀吗?通胀最终还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缺少货币扩张的配合，仅有通胀预期还不足以制造通胀，因为既定的货币量无法支撑不断走高的物价。

现在市场担忧通胀降临，主要是看到了货币扩张或流动性充裕。在美国，基础货币增加为原来的10倍，增幅为过去50年之最，而银行准备金几乎增加了20倍。在中国，因顺差减少基础货币增速虽在下降，但信贷增速举世震惊。这是通胀预期的主要来源。

可是，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加，这意味着新增的货币，还有没有带来新增的购买力。

印钞机的开动并不会立即带来通胀。否则，按照现在全球基础货币增加的速度，通胀早已揭竿而起。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从美联储流出的钱，现在还躺在银行的账户里，并没有通过信贷扩张机制成倍地进入经济中。正如亚特兰大储备银行行长最近所说，基础货币变成的银行超额准备金，并不具备制造通胀的能力。即便在大萧条时期，商业银行里的超额准备金在很多时候都是充裕的。正因如此，美联储停止了购买国债，并对市场是否缺钱争论不休。

银行把钱留在金库里，是因为感觉到风险很大，需要准备应对不时之需。尽管美国基础货币成倍增加，但今年5月份，美国M2广义货币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只增加了大约9％。这是信贷市场收缩导致货币乘数下降的结果。

中国信贷放松的机制与美国大不相同。我们的基础货币增速甚至在下降，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却增加很快。统计显示，物价与广义货币量增速的联系要比基础货币增速更为紧密。从这点来看，中国的通胀应该会先于美国起来。

现在很多人担忧美国国债膨胀带来的全球通胀风险。但只要国债市场运转正常，美国财政部就不需要通过美联储大规模融资，美国的通胀很可能是长期而温和的。

未来全球的通胀路径可能是，宽松程度超过美国的中国政策将拉动经济率先复苏，同时物价也率先上涨，此外，中国需求的增加也会抬升基础商品价格，并带动全球物价上涨。

但这个通胀机制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才能上演。中国现在有通胀预期，也有货币供给高增速，但中国同时还有可观的过剩产能。严峻的就业形势会继续限制工资增长，我们也不存在强大的工会力量。来自中国的需求虽有所恢复，但其强度还不足够带动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与一般物价相比，更多的是对资产价格膨胀的担忧，认为房价股价的不断上扬是当前通胀的主要形式。不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复苏是主导半年来市场演绎的两大要素。有迹象表明，在将来一段时间里，这两大要素还在强化而不是有所弱化。这将为资产价格走高继续提供支持。

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仍在加剧。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投放将超过1949年以来任何一年的投放总量。数据还显示，储蓄向资产部门搬家的冲动再次抬头。货币流动速度的加快很可能会使资产价格膨胀得以持续。

就经济复苏而言，实体经济不断释放出复苏绿芽，并在部分领域开始抽枝发叶。总体而言，经济复苏还是相当缓慢的，而且是不全面性的。不过，我们还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好消息。最为醒目的是，房地产市场的超预期上涨。应该说，房地产爆发对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部分扭转了整个经济格局。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的房地产活跃态势不可持续。但房市的持续繁荣早已超越“小阳春”概念了。此外，实际消费也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车市火爆，家电耐用品市场也相当繁荣，居民消费信心有所增强。

这些现象意味着，u型复苏已经开始进入右边轨道，并显示出一定的可持续性。

尽管如此，资产价格上升是否已经过快?从静态角度来看，很可能是这样。当前的估值水平相对低点已经很高，股市市值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市场担心的是，当前的资产价格很可能已经透支了经济复苏的预期。如果经济复苏不能跟上，整个经济将会陷入所谓投资型滞涨。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没有起色，而资产价格居高不下。其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实业收益率缺乏吸引力，过剩的流动性只会选择进入资产部门。

这些担忧意味着，当前的资产价格上升缺乏实际基本面的支撑，不具有可持续性。

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推动市场上行的基本动力还在强化而不是弱化。这为理解当前市场上涨提供了乐观的理由。首先，资产价格上升是对流动性过剩的理性反应。流动性过剩背景下，通常会有资产价格上涨到一般物价上涨的市场逻辑。其次，资产价格率先上涨也是复苏的一个必然环节，是复苏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资产价格上涨还会帮助经济复苏，就像资产价格下跌会打击实体经济增长一样。

这些论点强调了资产价格上涨同经济复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相信不大可能出现所谓的投资性滞涨。显然，如果实体经济不好，流动性再多，相信也不会把不值钱的东西炒上天。人们会简单

地选择持有现金，就像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情况那样。

从政策面上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在全球范围内维持不变，这有助于避免出现因政策过早收紧所带来的风险。这种过早收紧在大萧条时期和日本1990年代都出现过。

最近我们经历的资产价格上涨其实是全球现象的一部分。上半年的中国股市是主要市场中表现最好的，但这是与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相一致的。房地产领域，亚洲许多大型城市，比如新加坡、曼谷的房价几乎都已回到了危机前的高位。

政策面的问题在于平衡短期与长期的冲突。低位的通胀形势和低迷的实体经济要求继续执行宽松政策，而未来的通胀压力又要求提前考虑政策收紧。笔者认为，保持当前宽松政策的连续性是必要的，但同时应正面回应通胀预期。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央行最近都强调了宽松政策的持续性，但对于安抚市场通胀预期还没有给出明确信号。随着实体经济复苏的展开、资产价格的走高以及通胀预期的强化，如何维护央行捍卫通胀的公信力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全球央行已进入未知世界。尽管格、林斯潘对策受到广泛批判，但这仍是央行应对此轮危机的必然选择。学者研究发现，格林斯潘时代，危机时利率下调幅度总是超过经济恢复充分就业所需的幅度。政策面及时的超调成功应对了多次危机冲击。政策对次贷危机的反应亦是如此。很难想象，没有货币政策过段放松，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会是怎样。同时，也正是因为格林斯潘泡沫的教训近在眼前，现在对货币政策放松的批评才如此强烈。问题是，我们不能拿2007年以来的泡沫破灭，来否定2000―2001年的救市政策，当时美国股市遭受了高科技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的打击。格林斯潘时代的主要教训不在于危机爆发时放松了银根，而是在危机过后没有及时的收回过多的流动性。回顾格林斯潘当时的决策过程，可以确信，当时的美联储有能力避免流动性泛滥充斥市场过长时间，只是因为格林斯潘认为新经济已经已经改变了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必要这样做。

相信这次央行也会有时间回收过多的流动性，但不是现在。研究大萧条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仍都在呼吁刺激政策还应该继续。虽然对央行的指摘十分容易，但现在还找不到一种更好的智慧思路来回应危机给全球经济所造成的伤害。伯南克和罗默等人正代表了我们认知的最高水平，他们在最近均捍卫了当前的政策，罗默甚至主张实施第二轮经济刺激措施。

市场还没有看到，政策层对通胀预期表明明确的强硬立场。这出乎一部分人的预料。央行们或许有意如此。笔者也相信，适度的通胀预期能够有助于经济更好地启动复苏之旅。在经济紧缩期，出现通胀预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这本身也很可能就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环节。无论如何，经济中毕竟存在着超量的货币，潜伏的通胀风险也有可能在经济复苏之前，就演变成真实的通胀。这将使得政策面陷入两难处境。过度纵容通胀预期和投机行为也是不明智的。

美联储进入伯南克时代以来，政策透明度有了明显提升，但这仍将是一个值得继续努力的方向。危机时期增加了美联储的未来政策的变数。当有未预期到的利好时，市场就会亢奋；当市场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又会转向失望。这种状况会加重市场的投机风气。

美联储可以继续放松政策，但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线。一个现实选择是，可以强化通胀目标制。通胀目标制可以大大改善政策的可预期性，因为通胀一旦接近或超过目标值，紧缩货币政策就将启动。通胀目标制一直被视为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够帮助市场稳定预期。如果美联储能够明确宣布，不会容忍2％以上的通货膨胀，那么依赖炒作通胀预期的投资者就将面临更小的投机空间，源于政策面的人为波动也将减弱。这些都是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也是避免重复刺激政策导致更大泡沫错误所需要的。

与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也坚持将经济复苏放在首位，认为形势有所好转，现处于经济复苏的关键阶段，政策面不能过早放松。相比之下，我国金融调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要明显大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当经济金融环境出现确定性转变之后，偏行政性的调控方式会更快见效。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财政金融政策放松的力度要大于美国，加上经济确定已先于全球经济复苏，未来我国的通胀压力会更大，并且，很可能会来得更早，客观上需要先于美国作出调整。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调整信号。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在年底之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应该不会改变：货币政策即将展开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回归“适度”宽松。这对当前的市场将产生微妙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这种变与不变，其实不难理解。自去年12月份以来，在适度宽松的基调下，银根其实是“极度”放松的，而不是“适度”放松的。2009年初，央行确定全年M2的增长目标是17％。但截至6月末，贷款同比增速将达到34％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速将接近30％。货币和信贷增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所谓流动性过剩的五年中，M2增速最高的2008年也不到18％。这种力度显然不是“适度”所能解释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央行和监管部门即将推动的微调，并不是对适度放松基调的否定，而只是真正回归适度放松。这决定了，适度放松的基调还没有必要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政策调整的力度不会太大。

微调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增发央票、加强正回购、窗口指导等措施，相关监管部门会增加信贷风险预警，并强调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这些措施会回收一定数量的流动性，但节奏和力度会得到合理的控制，从而避免对市场产生明显的震动。

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些措施还不会有力遏制信贷扩张，下半年的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速有望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上半年的狂增是不可复制的，但市场仍将处于总体宽松的货币环境之中。

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信贷冲动将难以自动衰竭。地方政府具备规模惊人的项目储备，银行信贷资金还会不断流出。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将促使各类项目层出不穷。这一机制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今年下半年的经济金融形势还不支持采取剧烈的收缩性政策。剧烈的政策选择包括从源头上降低项目审批速度，以及重新严格限定银行的放贷规模。这些政策一旦启动，会立即见效。显然，这些政策的指向是为经济降温。除非看到经济出现强劲复苏或通胀降临，就没有为经济降温的需要，也就没有采取这些政策的需要。

另外，从全球范围内看，中国货币政策的这次微调走在了其他央行前面。鉴于我国超尺度放松和经济率先复苏的现实，这一点十分必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初步达到目标。实体经济不差钱，资产价格有了较大幅度恢复，房价和很多股票价格已达到或接近历史高位，紧缩预期也荡然无存了。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4

第一,欧洲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虽然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7500亿欧元的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机制,但是,危机国家的财政紧缩计划对欧盟乃至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

第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还需时日。

第三,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今年以来,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主要国际货币间汇率大幅波动,这给国际贸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贸易持续复苏蒙上阴影。

第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

第五,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存在很大困难。

第六,各国刺激政策在退出时机选择和具体操作方面可能存在操作失误或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由于目前还无法预估上述因素对世界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影响,因此,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看,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风险是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以及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其结果很可能出现企业借贷成本上升,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资产增加,并最终导致全球信贷再度紧缩,从而危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从美国经济整体走势来看,自去年第三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非常强劲的补库存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制造业复苏明显,今年4月,反映美国制造业复苏情况的重要指数――芝加哥采购经理指数(PMI)曾一度创近5年来的新高(达到63.8)。同时,自去年3月以来,美国股票市场持续反弹和政府对汽车及住房消费的补贴使得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快速增长。

但是,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开始放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政策大多已经结束(如旧车换现金和购房退税),这使得消费增长趋缓;其次,制造业修复库存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但依然是正贡献),PMI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5月和6月)出现下滑,但依然在景气上限;第三,受股市下跌预期影响,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下滑;第四,期盼已久的房地产补库存活动似乎并未启动,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缺乏明确增长点的阶段。总之,在消费没有出现明确好转迹象、房地产库存回补没有全面启动的情况下,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将会放缓。

当前,欧债危机再度恶化的风险正逐步消退,触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较小。首先,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融资机制细节已经敲定,可以保证欧元区任何国家在出现债务问题时能及时得到贷款,并且规模足以覆盖南欧四国近3年的所有到期债务。此后更严重的冲击似乎已不会再出现。其次,欧债危机对美欧银行体系冲击力度不大,银行间市场未出现明显的流动性紧张现象。再者,欧债危机是在市场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全球各大投行没有大规模地将欧洲主权债务打包证券化,也没有以“杠杆销售”、“信用担保”等方式推销至全球,因此波及范围远小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尽管如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未来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也不应小觑。正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美欧在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的看法上出现了明显分歧:一方面,美国希望各国继续维持财政刺激,并确保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充裕;另一方面,欧元区及英国则大规模启动财政紧缩政策,目的就在于平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稳定国债市场。

虽然欧洲快速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可以达到尽早降低财政赤字的目的,但对欧洲经济的持续复苏却是非常大的损害。据统计,欧元区在未来3年中赤字总体削减规模将在3000亿欧元左右,其中德国为800亿欧元;英国在未来4年中削减赤字的总额约为2000亿欧元。分析普遍认为,只有当欧洲经济增长可以支撑2%以上的基准利率时,才是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安全时机。如果英、德等欧洲主要经济体下半年实施财政收缩政策,那么,必将对目前低迷的欧洲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制,动摇其脆弱的经济复苏基础。

如果欧元区在货币刺激政策上也提前退出(早于美国提前加息),那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一方面,欧元区出口对经济拉动的力度将大打折扣,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双重不振会使得经济二次衰退的风险明显加大。其次,美元的相对走弱会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促使全球通胀预期升温。在此前提下,如果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要保持稳定的持续增长,必须保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延续性。从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和欧洲央行的态度来看,提前退出货币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提前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可能性却很大。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5

秋尽江南草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转眼之间，始自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复苏，即将告别第四个春秋，进入第五个年头。回望2013年，全球经济现实运行留给市场最大的教训在于，既不可妄自菲薄，更不要盲目乐观。危机后的复苏，本身就是一系列矛盾的集合体，由于定语是危机后，所以这种复苏一方面体现出自然愈合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则呈现出深层受伤的脆弱性。正因为如此，危机后的复苏始终是一个缓慢、渐进和曲折的过程，2013年如此，2014年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危机后的复苏已经从前期阶段逐渐进入中间阶段，2014年全球经济也呈现出特征渐变的趋势，差异性和分化性的色彩进一步加重。从数据解析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三大趋势。

渐进性凸显

根据2013年10月IMF的最新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59%的增长，增速较2013年提升0.71个百分点，且近3年来首次超过1980～2013年间3.37%的历史平均水平。根据笔者的测算，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里，有135个国家2014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较2013年有所提升，这一数据明显高于此前3年，2011～2013年分别只有93、70和91个国家实现增长加速。从预估数据看，2014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既具有一定力度，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因此复苏基调可以确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IMF的预估数据自危机以来就表现出“过于乐观”的系统性偏差。以2013年经济增长为例，2012年10月，IMF的预期是3.62%，一年之后的估计值则下修为2.9%，一年之中累计调降了0.72个百分点。而2013年10月，IMF对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是3.6%，未来一年里只需略微下修0.21个百分点，2014年的复苏就会弱于趋势水平，如果和2013年一样下修0.72个百分点，2014年的复苏甚至会弱于2008～2013年的危机中水平。因此，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虽然有望持续，但依旧较为脆弱，复苏过程是渐进的。

此外，全球经济复苏现实运行弱于预期不仅是全局趋势，也是个体层面的普遍现象。根据笔者的测算，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的一年间，在188个有数据统计的经济体里，IMF调降了其中121个经济体2013年的增长预期，平均调降幅度为1.05个百分点。在这一年里，IMF还调降了121个经济体2014年的增长预期，平均调降幅度为0.026个百分点。从这一年预测数据的变化看， IMF对巴西、中国和印度2014年的增长状况最为担忧，三国2014年经济增速分别被下调了1.7、1.26和1.24个百分点，调降幅度分别排在第14、24和26位。排名靠前的，则大多是伊拉克、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黎巴嫩等规模较小的经济体。

差异性扩大

由于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具有波动性较大的本质属性，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逐年推进，波动性逐渐收敛，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提升。根据笔者的测算，2014年，全球187个可计算经济体经济增速较2013年变化值的标准差为2.77%，低于2013年的8.45%、2012年的12.67%、2011年的6.21%、2010年的4.72%、2009年的5.42%和2008年的3.86%。值得注意的是，复苏稳定性虽有所提升，但复苏的差异性不断扩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重要经济体呈现出不分阵营的个体差异性。在新兴市场阵营里，从绝对水平看，中国以7.25%的预估增速排名全球第19位，并位居金砖五国之首，印度经济增速也高达5.15%，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增速较慢，分别为2.5%、3%和2.93%。从相对水平看，2014年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经济预估增速不仅高于2013年，还高于1980～2013年的历史均速，而中国和巴西经济预估增速均同时低于2013年水平和历史均速。

在发达国家阵营里，美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周期性领跑”的态势，2014年经济预估增速为2.59%，已接近2.67%的历史均速。欧洲则可能成为2014年全球经济的最大惊喜，核心国表现稳健，德国和法国经济预估增速分别为1.4%和0.98%，较2013年提速0.91和0.8个百分点。

边缘国也表现抢眼，欧洲国家有望全面走出衰退。2014年，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预估增速分别为0.63%、0.71%和0.17%，分别较2013年提速4.83、2.49和1.44个百分点。双轮驱动下，欧元区经济2014年有望增长0.96%，结束此前两年连续衰退的弱势。唯有日本面临窘境，由于安倍经济学从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集中显现于2013年，在后续政策尚不明朗，且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的背景下，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从2013年的1.95%降至1.24%。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阵营差异已经趋向模糊，个体差异成为复苏分化的主导特征。

另一方面，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经济生态的本质差异。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全球通胀率为3.76%，与2013年水平大体相仿，但从结构看，发达经济体通胀预估值为1.8%，新兴市场通胀预估值为5.7%，结合增长趋势水平上两大阵营的鲜明对比，新兴市场面临着“增速回落和较高通胀”的挑战，而发达国家“增速回升和较低通胀”的经济生态则相对更加写意。

进一步看个体层面，2014年，全球188个有统计经济体中，实现增速提升的占比为71.8%，而通胀率上升的占比为48.26%，并不匹配的数据暗示了两点，一是个体经济增速有高估倾向，二是个体层面的经济局势具有极高的复杂性。

更进一步看，188个经济体中，2014年通胀预估值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阿根廷、埃及、印度、印尼和巴西通胀预估值分别为11.38%、10.31%、8.88%、7.54%和5.77%，分别排名第8、10、17、27和54位；排名靠后的多是发达经济体，德国、加拿大、瑞典、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通胀预估值均低于1.8%，排名位居最后20位内。

矛盾内生化

由于危机后的复苏力度整体偏弱，因此复苏过程中的利益争夺十分激烈，进而导致全球化推进受阻。但随着复苏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危机逆袭的可能降低，全球化再度小幅加速。

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有望实现4.94%的增长，增速较2013年提升2.02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有望增长4.75%和5.14%，增速分别较2013年提升1.94和2.1个百分点。值得强调的是，改善并不意味着深入推进，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依旧低于5.52%的历史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有所改善也不意味着冲突缓解和博弈改善。

2014年之前，冲突是外生的，在复苏“蛋糕”较小的背景下，每个经济体都主动以各种形式争夺复苏利益，冲突更多表现为贸易壁垒的增加。但2014年开始，冲突将由外生向内生转换，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态，而且两大阵营内部的形势分化也会加剧，这将导致单个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取向被动出现分化，甚至是南辕北辙，而阵营“整体概念”的淡化则使得政策协调更趋困难。冲突和矛盾将内生化，全球政策的自然趋同将变成历史，冲突将更多表现为政策目标、方向和效果的对立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对抗和地缘冲突。

总之，复苏不易，2014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注定将是和而不同、复杂分化。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6

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之强劲远远超出预期。IMF在2010年1月26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对2010年世界产出的预测大幅提高至3.9%,上调了0.75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1月20日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2.7%。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整体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标依然是稳定增长。通胀的压力虽然在增长,但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初期,并且此后可能维持低速温和增长态势,政策刺激仍然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一般而言,短期内通胀的压力仍然是潜在的。

同时,另一些因素促使我们对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物价状况保持高度关注。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看,2009年第四季度上升的速度明显超过以CPI衡量的物价水平。PPI的主要目的是衡量企业购买的一篮子物品和劳务的总费用。由于企业最终要把它们的费用以更高的消费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消费者,所以,通常认为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变动对预测消费物价指数变动是有用的。这样较快的PPI增速预示着未来较高的CPI数值。此外,大宗商品(尤其是食品与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都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未来物价上涨的重要驱动力。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突然逆转的威胁仍然存在。谨慎、及时、周密的退出安排必须在政府日程上占据显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