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创新方式篇1

关键词：非遗；数字化；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是对非遗“生命力”的明确与强调。”换而言之，非遗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传承，以代际性和活态性、情境性以及实践性的特点，依据自身独特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为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数字化技术的衍生，不仅是对非遗生态及观念的改变，更是以外在存储或宣传的方式，彰显非遗的可能性、合法性，这既是对非遗生命力的诠释，又是非遗保护的必经趋势。

一、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分析

1.含义

顾名思义，非遗数字化保护是指：利用数字采集和存储、处理、展示与传播等现代技术手段，经转换、再现以及复原等操作，将其演变为数字形态，并通过新视角的诠释和解读，以新方式的保存为基准，对其加以合理运用，用以从源头上达到非遗保护及传承的目的。

2.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6月）中，第13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护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该项法律的颁布，是在法律的角度上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强调。此外，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的启动，是依据数字化技术，将非遗予以全方位保护及传承。例如：陕西和西藏等地非遗数据库的创建，为其数字化保护及传承奠定有利基础。

3.保护技术

传统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虽可对非遗予以传承，但因对其的“伤害”，逐渐被现代技术所取缔。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主要采用非遗图像、音频与文字记录的方式，以“虚拟再现”的层面，构建非遗数据库，这是当前非遗保护的核心策略、关键手段。其中，非遗数字化技术包含保存与存档技术、虚拟再现技术、构建数字博物馆。

首先，保存与存档技术。信息获取作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存档的首要内容，是以高精度扫描仪、相机为辅助，经非遗信息采集和编辑工作的开展，将其演变为数字化格式，便于光盘和硬盘等介质的存储，以此达到非遗安全且长久保存的目的。其次，虚拟再现技术。通过数字摄影、虚拟现实以及三维模型等技术，将非遗于还原的前提下创建虚拟情境，尤其针对濒危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借助虚拟复原和多维度演示等层面，实现针对性保护、传播的目的。最后，构建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是对非遗信息的整理加工，以数字化系统的辅助，对信息加以分类编辑后，存储至数据库，便于用户选用链接、搜索等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料的快速查找。

二、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1.优化建档方式

数字化保存及记录工作的开展，是非遗保护的关键措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实现：其一，非遗文献和图片、影像与碑刻等资料的整理，以数字转化及存储的层面，构建非遗文献数据库；其二，非遗实践工具、场所及产品的记录，以文字、图像和音像等格式差异，将其分类储存；其三，结合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时刻关注非遗动态实践，依据动态立体、高清记录的层面，对其予以全面性存储。

对于传统非遗保护方式而言，数字化保护具有存储灵活、传播迅速、应用广泛的优势。其中存储灵活：鉴于数据存储载体、容量以及格式的逐步优化，非遗数字化存储俨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既是对非遗存储空间、成本以及管理等流程的缩减，又可为非遗盘活创造条件；传播迅速：经电子存储，非遗信息传播、复制、编辑等效率得以全方位提升；应用广泛：数据分析、统计和查询、检索、加工与应用等均对非遗资源予以多元化利用。

2.优化宣传模式

相较于非遗数字化存储，其宣传工作也以资料、器具和实践等层面获取相应的非遗记录信息，但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是以展示、展演与展览等为辅助，通过向外来者、拥有者、传承者间的非遗信息宣传，促使人们达到非遗保护警示的作用。由此可见，在进行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中，若要从根本上达至最佳宣传效果，则应对其数字化宣传的特性予以全方位明确，即是对传统非遗保护展示、展览等模式的突破，更是其跨族群和跨时空宣传的根本；打破非遗静态和平面展示的局限，如借助数字化技术，优选3D虚拟技术和高清扫描技术，将非遗予以立体化及动态化实物综合展示的背景下，落实跨时空传播的真正内涵；以单向展示和宣传为基准，结合人机互动、体感技术等技术，逐步强化非遗数字化宣传体效果。

3.优化传承措施

非遗教育和传承是其保护工作的核心宗旨，即主要利用传承者间的精神交流，如心授、言传身教等手段，配以文字或图像的传承手段，达到非遗传承的目的。但是，伴随数字化技术的系统化介入，非遗传承周期明显缩短，提升传承效果。再者，非遗传承在于对“术”、“道”的统一，如“术”代表非遗传承技术和工艺、仪式等；“道”则代表非遗传承的内容，常见传承技巧和技能、传承信仰与观念。对此，非遗数字化传承，应在“术”、“道”传承的基础上，对数据采集与分析等模式予以全面思考，用以达到传承者心理变化、创新特点揭示的目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非遗作为民族“记忆”，其非遗保护、开发工作则属于人们不容忽视、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字化非遗保护，是通过新保护路径的开辟，融合非遗保护、文化发展等活动，构建新型非遗传播、传承新趋势。总之，笔者建议人们应在非遗保护中，高度关注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结合对非遗保护内容的全面解析，将其数字化保护工作落实于实处。

参考文献：

[1]卓么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3，32（8）：225-227.

[2]姚顺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青年时代，2015（20）：59-59.

[3]宋丽华，李万社，董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知识整合平台建设[J].图书馆杂志，2015，34（1）：73-81.

非遗传承的创新方式篇2

（一）教育部门责任的旁落和无奈目前，各地都基本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心，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非遗保护和发展中心恰恰缺失了教育部门的责任，或者说他们的工作主方向里缺失了教育功能。从申遗开始再到建立保护和发展中心，教育部门一直是旁落在外。其实，教育部门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渠道和责任体。申遗由地方政府负责，保护和发展也由政府负责，其主要目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教育部门尤其是地方教育部门根本没有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研讨及利用阶段，从而导致非遗保护和发展成了这些中心的事，但没有纳入美术基础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部门责任的旁落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有效进入教育设计和教育改革，更谈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受教育主体的认识和了解。

（二）基础教育规划和改革的落后当下的美术基础教育一直还沿用着多年以前的规范。多年来国家对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利用一直在向前发展，非遗项目和非遗成果越来越多，但教育部门并没有适应这些变化和发展，其教育规划和改革严重滞后。教育内容和课程改革进展缓慢,非遗教育的教师培养基本处于“谁有兴趣谁自行研究”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更没有纳入教育内容和规划。没有对人的教育，尤其是对中小学生的非遗文化的美术基础教育，根本夯实不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从长远的角度也起不到核心的保护作用，更谈不上将来的发展和利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美术基础教育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更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这些遗产记载着一个民族智慧的过去，同时也对我们的未来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面临着很大的冲击，甚至有被淹没的可能。现在国家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保护，比如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编撰造册、历史记忆、传承人保护和培养、政府立法保护等，但绝不能忽略教育传承的极大作用。与美术这个类别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不能缺失美术基础教育对非遗保护和发展的作用。

（二）美术基础教育在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和作用首先，美术基础教育是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最好的方式。通过美术基础教育，把中国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与学的实践，不仅能让广大学生了解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得以延续。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意味着一种责任、继承和发展。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的美术基础教育，将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渠道。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成了保护和发展的阵地，教师担负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责任，那么非遗保护和发展将有专业科学的创新方式，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有持续稳定的科学规划，非遗保护和发展就有了根基。

三、如何让美术基础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起到特殊作用

（一）革新美术基础教育的内容和内涵首先，教育部门尤其是地方教育部门应组织人力及时梳理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把当地具有地域特色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美术）通过梳理，以不同的美术创作形式（如泥塑、面塑）探寻美术基础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契合点。其次，开发和形成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课程资源、教学案例、专业教材并加以推广。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新的美术教育内容走入课堂，逐步形成中小学、幼教不同阶段的教育内容。再次，创新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教学方法。要遵循以认识、了解、研究、实践这种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要以欣赏教学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个人课堂学习和小组学习相结合，传承人进学校和学生访问培训相结合。

（二）加强非遗师资力量建设和非遗教学基地建设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民间以技艺传授，基本上没有形成具有教学功能的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多是以个人或小家作坊的形式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工业化时代显得极其脆弱。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把非遗人才保护和大众教育培养相结合，把非遗封闭保护和非遗新基地建设相结合。应该建立起传承人授艺，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承接、规范、指导培养，中小学美术基础教育普及拓展的一体化系统。大学应该成为非遗师资力量建设的主阵地，首先应该在大学设置相应的非遗课程，进行课程建设和引导，逐步培养非遗师资力量。充实到中小学作为非遗传承和教育的火种。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划拨专门经费在校园建设非遗展示和教育基地，由学校申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相应的人力资源、课程设计、配套政策等。引导教育系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进行承接和创新。

四、后续及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保护的措施也是各种各样，不仅要从国家层面予以立法保护，各级政府倾力而为做到重视和支持，做到创新方式、执行有力，更重要的是要让这种保护能持续地系统地进行，建立长期的规划和制度保证，要彻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唯有从国家层面扩大共识，投入资源，从教育改革入手，真正解决对非遗的教育的缺失问题、非遗的教育创新问题、非遗传承人的专业培养问题、非遗精华的传播问题才能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民族瑰宝长久地影响大多数人类，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发挥教育部门的主导作用，发挥大学引导培养、夯实中小学非遗教育基础，对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将产生非常积极和核心的作用。

非遗传承的创新方式篇3

2016年5月16日~5月28日，我有幸参加由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组织的一竹一世界创意设计工作营。本次工作营将在莫干山青年艺术创客基地开展国际当代艺术家驻地计划、跨界设计师工作营计划、非遗手工艺创意作坊等系列活动。一竹一世界，传承与发展。以竹为媒介，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竹编、竹扇、竹刻”等手工艺，探索“竹创意”的生活美学与“竹文化”的公共艺术活动。国际竹创意设计营，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与乡村业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与城市生活美学之间的联系，提升竹文化的非遗传承发展与技艺创新水平。推动公共艺术创意力量进驻莫干山地区，同时促进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以“地方重塑”的理念为莫干山地区的旅游业态、文化生态、生活样态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模式。

关键词：

竹创意；跨界；手工艺

一、手艺人与艺术家跨界合作

为促进国内手工艺与国外手工艺文化的交流格局发展，推动手工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研修班从为各类与竹相关的传承人和从业者提供系统的理论教学，提高其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创新能力，引入荷兰设计师，推动跨界合作，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创新生态圈。我们知道荷兰是世界设计的风向标，荷兰设计的风格语言向来以创新、前卫、富现代感与别具幽默感，在全球设计界独树一帜。荷兰是现代主义风格的故乡。荷兰人作为伦勃朗和梵高们的后代，不缺乏艺术家的气质，但你回顾历史又很容易发现荷兰人民强烈的实践派风格。荷兰设计是艺术与实践的融，简单实用、虔诚而又透露出小小的幽默感。这次跨界合作能帮助中国竹文化融入时代，适合现代审美，使竹文化得以真正传承和重获新生，并接轨市场，走入国际视野，实现可持续发展。竹子具有中国文人精神和节气，是最具有中国风的植物和材质，从国际范围来看相当具有中国风。设计师与手艺人将协同创新围绕竹子材料进行竹相关的手工艺保护创新研究。从设计与实用的角度进入，发掘珍贵的手工艺文化与技艺，融入符合时代审美的创新思路，重新接轨市场，从而更好地促进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珍贵文化得以传承，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从文化创意角度做设计

如今倡导低碳环保型生活是一种必然趋势，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加快传统竹文化、竹产业与设计师的跨界合作与发展。竹设计的目标就是要增加竹产品的附加值，推动竹产业的发展。设计师就要依托竹文化，对竹产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竹子的新功能，探索竹材深加工的新方法，开发新产品，实现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将竹文化创意、竹设计与竹产业紧密结合。在荷兰设计师的眼里，中国的竹产品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粗陋的手工艺阶段它缺乏符合时代审美的创意元素，离符合市场的实用设计艺术品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国现有的竹制产品种量繁多，但真正符合现代审美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还很少。我们对“竹”一直具有丰富的民族精神文化感受，但是我们的竹制品的精髓理解太少了，那么如何体现现代时尚感、幸福感、精神满足感呢。因此，我们要跨界，手艺人和艺术家的跨界，来满足我们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让“竹产业”跨文化的界、跨时尚的界、跨设计的界。通过跨界突破竹产业的自我局限，成就多元设计层面的融合，从而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三、艺术创作

在随后创作的几天里，我感受到了每位设计师对设计不同的态度和他们不同的人想参与不同的设计类型。和LAMA设计师之间进行的每一次交流创作都很认真，我们很难将艺术创作和享受生活之间的联系放在一个轻松面对的平台上。似乎，需要以放弃对生活的必要享受为代价来满足艺术创作。我们把国外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和国内艺术家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了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艺术家把艺术创作当成工作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国外艺术家将艺术创作归源于生活——这一点不同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艺术态度上的区别。设计来源于生活，也超越于生活，但是不要忘了设计是为生活方式服务的。荷兰设计师的主旨是将中国传统竹文化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中，满足现代审美，现代生活方式的功能需求，并且提倡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Yvonne和Erik两位设计师从色彩变化和解构重组这两个方面对产品进行再创作。两位设计师之前在荷兰做过许多家居、产品设计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所以设计师们在挑选材料和工具上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起初创作时设计师们并没有任何设计目标，只是单纯地寻找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再头脑风暴寻找灵感。灵感是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到来的，不妨让它自然地来，让心灵感受美好的事物，不要强迫，让一切由心发生。

四、荷兰当代设计师驻地创作成果

最后一天荷兰当代设计师在驻地创作成果会上，荷兰组织方策展人讲述了设计师们在莫干山驻地创作过程中，产生的许多创意灵感，以及在非遗竹艺传承人合作过程中，设计师所感受到的中国传统竹艺之美，并期望通过荷兰设计打造出竹艺的摩登设计感，以PACC携手共创东方竹设计产品。在会上，我们感受到了对于传统竹子的新的视野，对传统竹元素进行创新，关注竹子的设计和竹子的颜色表达，在竹子的性能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中国非遗传承人与荷兰设计师跨界合作的艺术家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非遗如何走进当代美学，带动公众审美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五、结语

设计经验证明，最有市场的产品都是有文化底蕴的产品，它的发展潜力也高于普通产品。毫无疑问，这次经历必然会影响我对设计的看法，在保留现有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我似乎更清醒的认识了中国与欧洲设计师在做设计上的区别。在对于用设计传承竹手工艺这一问题上，其实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思路不能受限制，那么设计也不能受限制。如何将传统文化和创新思路结合来创造符合现代审美的产品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而关于中西结合、古今结合这一系列世纪命题，我们不光要真的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也要让本民族文化不断得到扩展。设计力量代表的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力量，从古至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交融都是千古不变的主题。因为只有这样，人类不断进取、勇往直前的基因才得以延续，在传承传统文化形式的同时，如何用真善美的表现手法表达过去、现在与未来，将是任何一代人对于现实社会和时代的思考。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如何发展手工技艺使其跟上时展的步伐，将是一个漫长的课题，然而真正符合市场的技艺才能永葆生命力。

作者：吴沁园 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军，王年文.文化创意产业振兴背景下设计服务与竹产业的融合发展[J].求索，2014.10.

非遗传承的创新方式篇4

近些年，传统文化复兴，国家对非遗的保护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如传统古村落保护、非遗研培计划走进各省（区市）等举措一个接一个。

放眼浩瀚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非遗毫无疑问是“国宝级”的文化资源，其不仅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还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载体。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非遗被遗留下来了，由此成为了“遗”。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非遗的发动机如何才能被重新启动，焕发新的生机？如何才能获得非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动力？非遗起飞的航道应该怎么走？

重启发动机：非遗结伴起飞

非

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种种人为因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来说，刻不容缓且意义非凡。非遗需要重启发动机，结伴起飞。

非遗发展的桎梏

目前，非遗企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作坊式、小企业、中企业、大企业和上市企业几种。《经济》记者根据近半年去到陕西、浙江、山东等地调研发现，真正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非遗企业不到一半，他们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资金、传承人、市场、产品积压4种，最希望自己能够从繁忙的杂事中抽身，全身心投入到带徒弟和创作中，其他运营、开拓市场等事情有专门的团队来做。

非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记者在浙江调研时发现，因为资金问题，无法展开非遗活动。而一些非遗企业没有资金成为了死循环。第二个问题就是产品积压。市场环境的改变，某些非遗产品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造成产品积压，流通不畅。第三个问题则是市场打不开。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才是市场需要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由于市场问题面临消失的不在少数。第四个问题则是团队问题。当非遗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非遗传承人凭借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支撑整个企业。

从一系列的发展情况来看，非遗传承和保护并不是某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既然各种方法都已经尝试过，都走不通，是否应该换一些路径？

早在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印发，文件指出要发展文化金融。非遗的发展是否也可以走这样的路径？先产业化，然后引进资本。

鉴于非遗产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几种争议，依据项目自身文化特性，可以将其分为全部产业化、部分产业化、非产业化三种类别。非遗产业化应该主要追求有利于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传承和文化资本不断积累的社会利益。由于非遗项目种类繁多、特点鲜明，其存在状况和市场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遵循相应的标准与原则，以符合产业化模式的构建规律。

非遗发展新思路：文化+金融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持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的GDP占比已经超过了10%，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指日可待。文化和金融的结合，一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产业实践，要在尊重文化、创意产业特性的基础之上，创造性的使用金融工具，探索模式创新。比如非遗+金融+互联网电商，区块链+旅游+互联网金融，都是未来文化金融融合与产业实践对接的热点方向。

6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集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共同探讨非遗新思路，让非遗“飞”起来。同时，近30家非遗企业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进行签约，共同形成合力，开创非遗新时代。

中国社科院、中央文资办专委会主任张晓明认为：“文化金融两者的结合，需要一批既懂金融又懂文化产业的人来做。”通过引入国内外顶级大师，培养具有行业敏锐度和国际视野，擅长创业创新的商业领袖，以实现文学延用的一体化发展。同样要结合产业基金进行培育壮大，非遗指数和市场研究报告。针对当前热点的行业研究，比如特色小镇特色产业研究等。

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根基，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着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服务文化崛起、打造文化强国，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金融发展的历史机遇。文化产业发展之势方兴未艾，金融行业服务之舟百舸争流，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大有可为。

由于文化产业属于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文化产品资产化不足等问题，文化和金融的融合艰难且具有挑战，需要文化界、金融界、法律界、科技界以及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其体现在政策层面、模式创新层面、基础生态建设层面和产品层面。

在此基础上，“也不能忽视非遗IP的挖掘要根植核心的问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表示，非遗根植于民间，服务于千家万户，是文化记忆的传承。通过再设计转化为更新、更大、更强的产业，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具有文化符号的产品，这是对非遗最好的传承与保护。但一定要注意，非遗的文脉应该是清晰的，即要把核心的东西弄明白。比如，手艺品，其技艺应该忠于原始，含金量不能少。像餐饮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业化的时候要根据当下的市场需求有所区分，在产业转化过程中满足更多的要求。

天巳集团董事长张成方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文化金融的融合需要实践出真知。“境由心生，度势天下。心无限而天地宽。”张成方认为，做事业一定要向善、无我、利他。文化金融的融合更是如此。在张成方看来，这两个行业的整合首先要遵循四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公信，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价值，满足金融的基本规律。就拿一直争议比较大的文交所来说，这是我国独有的。但到底如何保证文化产品在资本化、证券化的同时还没有投机，这是业界人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现在文化金融融合领域可能还没有先例来借鉴，就需要不断实践，不断优化，不断找到更好的路子。

非遗需要创新思维

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文化创新。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投资总监李根向《经济》记者表示，文化创新是渗入各个领域的根本，因此，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应把文化创新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中国联通集团副总裁、中国信息大学校长余晓芒认为构建供应链体系是非遗创新的重点。他表示，第一，非遗要把每个人潜在的天资都发挥出来，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创造者，并且要不断成为创造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追求原始数据，然后以大数据的方式来分析产业化市场需要，不断创新，促进发展。第二，非遗产业化是一个大的供应链，这上面的每个点都要描述准，挖掘准，再根据工业化的创新、流程的再造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最终让非遗变“不遗”。第三，行业间的结合是竞争的较量，一切发展都是思想力的竞争，即文化的竞争。在此方面，非遗占据了很大的优势。第四，文化、金融、科技三要素形成体系，用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用科技引领产业创新，逐步健全体系。

华夏未来董事长薛万丽认为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先扩大非遗参与人群，提高非遗从业者本身的能力，她认为要建立非遗教育体系：第一，开设大师工作室，其中包括专家、师资、课程体系、考核标准的建设；第二，社会普及短期培训，打造建立儿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基地；第三，建立非遗传承师社会考级标准；第四，建立多个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培养社会关注群体，将非遗纳入艺术生活；第五，开设亲子课堂及成人非遗培训班；第六，与传承人合作，进行行业专业提升培训，开展大师课堂，为传承人建立规范的师承体系，制定非遗行业标准；第七，为非遗行业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提升培训，为其树立社会身份；第八，培养师资进行社会普及教育。

另外，北京立众国际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于仁国还强调非遗传承要有创业思维。非遗产业化是时展过程中，其必须经历的阶段。最终如何承受住市场考验，脱颖而出，是每一位非遗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这就相当于重生的过程，每个非遗的传承人或者非遗企业的负责人，要以创业者的姿态来要求自己，不断优化思维，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再加上现在“一带一路”的契机，这对非遗传承人是一个很好与市场对接的平台，可以引导非遗向新的产业化模式转化，实现非遗保护传承自身的价值。

起飞航道：非遗产业化

近

年来，我国非遗保护，从提出“生产性保护方式”的口号到“产业化”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每一次的动态都备受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关注，已形成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的对立格局。2017年6月3日，“中国非遗文化金融50人坛”首次亮相，并以“非遗产业化发展之路”为题，深入探讨我国非遗传承保护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分享非遗企业在产业化道路上的先进经验。

保护核心价值是产业化前提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受邀作为中国非遗文化金融50人论坛主持人，他表示，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和金融的相互促进已日益显现。金融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实现市场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关键。金融手段的创新，各类资本的大量投入，投融资体系的不断完善，都在助推着文化产业的加强。非遗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与非遗息息相关。此次论坛围绕非遗文化金融的发展机遇、非遗产业之路和非遗的资本之路展开讨论。

从传承人的角度来说，处于一定阶段的非遗企业希望走向产业化，并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龙泉宝剑便是其中一例。

龙泉宝剑传承人张叶胜向《经济》记者表示，他从17岁开始从事龙泉宝剑的技艺，到现在已经有32年了，这一路走来特别辛苦。从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直到第19个年头才把龙泉宝剑做到了行业第一。但2003年因为体制问题，工厂要重新拍卖，最后通过努力拍得了龙泉宝剑商标的无形资产，成为了龙泉宝剑的新主。对他来说，接管的不仅是一个商标，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首先他做的是通过法律维权等方式对品牌进行保护，稳定龙泉宝剑的江湖地位。后来自己建立了融合工业旅游的龙泉宝剑厂，通过展现非遗文化技艺让人们了解宝剑文化。

“又经过7年时间，龙泉宝剑厂才出现了首次盈利，并形成了现在的产业化运作。”张叶胜说，产业化之后不仅能带动龙泉宝剑的销量，还能拉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易学联合会沈鉴对非遗一窝蜂地走产业化的道路，表示忧虑。他认为，非遗文化融合就像周易文化的渗入，需要一个载体，这样才能带动其经济发展。任何好的东西没有经济的支撑和产出，其路程必然走得很艰辛。当文化有金融根基，经济和文化融合，这条路才能走得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把非遗引入市场、引入现代生活，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和产业，可能把非遗的本真技艺破坏殆尽，最终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毁于一旦。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王昱东也认为，非遗保护的成败，其前提是项目的核心技艺和核心价值得到完整性的保护，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内涵为代价。凡是以牺牲传统技艺及其文化内涵为代价的所谓产业化，都是不可取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前提是尊重。传统手工艺产品不应靠数量、规模化取胜，而应该小批量生产，走高、精、尖的市场路线，用高品质的原料、精湛的手工艺，融入精神内涵，增加手工艺品的文化附加值。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被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经济潜力较大、能成为卖点的便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

打造非遗品牌价值

非遗产业化需要文化与金融结合，打造品牌价值。

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杨云岗认为，文化和金融的关系就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文化本身的发展一定要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助推，中国不缺好文化、好产品，关键是怎么推广和传播，找到好渠道，而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的文创板业务正是为企业提供一个股权交易和投融资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国数集团董事长李世恒认为，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产业化要求有规模、有标准，但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要求差异。产业化要求低成本、批量生产，这和手工技艺正好相悖。要把“生产性保护”和非遗“产业化”区别开来。做非遗要有“事业+产业”的思路，要做到非遗不遗，这是非遗产业化的目标之一。如果工匠比比皆是，巨匠层出不穷，那么说明非遗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果非遗能够跟世界接轨，能够跟大数据、区块链、云平台等融合起来，也是不错的方式。

对于文化金融，三方面不能丢。第一，打基础，用资本的力量和智慧把整个非遗的基础工作扎实做好。第二，打造产业链。任何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产业链的支撑都不会长久。第三，站在最高的层面上，以文化金融的角度来引领这个产业的发展，助推产业不断精进、不断完善，让它真正走向社会化、全球化、精准化、标准化。

《经济》杂志社中国文化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执中认为，文化与金融，只有将道与用、通与变、因与革友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化金融的创新方能金至而文丰，事近而道远。做文化，以文化产业的落地、执行为主线，最终是实现出海，通过这样的路线来成就事业。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最终目的不是放在规模化的生产非物质文化产品上，而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真正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内涵上。非遗最难的就是定价。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到底卖多少钱比较合适？这就需要通过市场化和金融化的手段进行估值和定价。比如，通过非遗的文化创业板把这些产品、非遗企业的股权价值进行提升，然后通过基金运作的方式形成非遗产业链的综合经营。

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等非遗资源的产业化经营，是文化不断积累和传承的过程。因此，衡量非遗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尺除市场之外，还必须以原生态文化核心价值符号的传承与发展为根本标准。不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而应该主要追求有利于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传承和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的社会利益，形成经营性和公益性两种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证实了文化产业化是其发展的重要模式，非遗作为濒危文化，无法拒绝产业化发展这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大众化、规模化，才能使其在众多不同文化的冲突中保有一席之地。而且，人们的喜闻乐见是文化产品的首要要求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非遗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是最适合市场化的精神产品。将非遗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可见，产业化是使非遗“飞”起来，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手段。

研究与孵化并驾齐驱

《

经济》记者在近半年的非z调研中，发现处于作坊阶段的非遗传承人想扩大规模，规模较大的非遗企业想着如何拓宽市场，市场拓宽的企业想着怎么和资本结合，与资本结合的非遗企业想着如何走向世界。

这中间存在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也不知道市场的情况，多数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济》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中心副主任张磊认为，《经济》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中心以复兴非遗艺术、弘扬中华文明为使命，致力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复兴的引领者，文化金融行业融合的先行者。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提升非遗文化价值，实现文化类产品的投资和流通；通过有效利用金融资本，助力非遗产业发展；通过实地考察、资源对接、资金扶持等方面为优秀的非遗企业产业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重点打造扶持一批类似于“全聚德”“稻香村”的非遗品牌企业，让更好的中国非遗产品走向世界；通过引导文化要素有序流动，非遗文化核心资源有效配置，让非遗资源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独特、最为丰富的财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为复兴中华文化艺术于世界文明之林做出积极探索与实践。同时，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成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与《经济》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中心达成签约，成立非遗保护专项基金非遗企业孵化项目，该项目将在未来针对全国优秀的非遗企业进行专项基金扶持。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发荣认为，非遗产业孵化项目正在探索以国家扶持基金为基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非遗基金捐赠，通过基金会给予资助，使非遗传承人多受益。再配合非遗传承保护，开发出新的创新产业模式，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形成一个解决非遗保护资金的创新机制，探索出一条解决非遗保护基金不足、短板的新路子，为非遗保护传承做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

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副总裁贾立斌认为，文化对接金融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要弄清楚其中的规律和风险。针对不同的非遗品类加不同的油，比如，对于非遗产品积压的问题，可以采取“互联网+文化+金融+交易所”的模式来解决，最重要的是非遗产品的设计，“根据市场调研的情况，设计出符合当下人审美，具有实用价值的非遗产品”。但一定要选择“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来推动非遗市场化。（以上图片由李晗摄影）

链接：

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化金融研究院

――《经济》杂志社中国文化金融研究院成立

文

化金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将“文化”“金融”二者合并，而是杠杆的支点，托起引领人们价值观的取向。在全球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的浪潮中，文化金融成了热点，也是难点。金融是百业之首，既助推百业，又依托百业。这种依从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必须深度融合。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发展最终目的是要弘扬传统文化，服务实体经济，从根本上改善金融脱实向虚的现状。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创新支持。金融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与文化产业深度合作。

文化产业不同于实体经济，它有量大、点多、面广、无形且轻资产的特点。也有产权难定、真假难辨、价值难断、定价不确定的难点。所以金融对文化有个再认识和再评估的过程。其实金融业也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夜，金融的去中心化、专业化、互联网化、虚拟化都是未来的方向。只有融入新经济，金融才得新生。

在此情况下，《经济》杂志社中国文化金融研究院应运而生，该院由《经济》杂志社发起设立，以中国人文、世界视野、天下关怀为使命，打造新时代下的“文化+科技+金融”的全产业链文化金融服务平台，集文化金融智库、高端人才培养、文化金融交流合作和文化金融行业研究为一体的学术性研究机构，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化金融研究院。

《经济》杂志社中国文化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执中表示：“文化金融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化加金融的混合体，而是金融与文化的深度结合的有机体。金融可以作为工具与渠道构成文化生产、推广、运用环节中的有机成分，且有助于打造文化消费的全新商业模式。或者是文化反哺金融，改变传统金融的服务业态与价值形态。”

链接：

2017年度十大文化金融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2017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将是文化金融得到长足发展的一年。社会对文化金融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文化和金融的全产业链各层面都有新的亮点，但也因为政策和金融环境等因素，文化金融发展在局部领域迎来了调整期。

为此，《经济》杂志社发起主办“2017中国文化金融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推选结果将于2017年12月31日在京揭晓，10位文化金融界杰出人士将获此殊荣。《经济》杂志社将开展“2017中国文化金融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就是要在文化金融从业者中推出标志性人物，对为文化金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给予肯定，以吸引更多杰出人才参与到文化金融建设和发展中来。

评选活动将在2017年度中国文化金融产业领域勇于改革、积极探索，并取得良好社会与经济效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企业家、艺术家、投资者和创意策划者；或在本年度文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文化金融产业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并对国家文化金融产业发展政策起到积极作用的文化产业研究工作者中选出。

本次十大文化金融人物评选重点关注文化领域和投资家群体，同时强调其所在领域的核心影响力和贡献价值；评选还注重从市场化的角度，遴选2017年中最具文化金融生产力和创新力的行业领军者，注重其在内容创新、结构升级以及资源整合上的有益实践，注重文化金融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双丰收。

接：

中经论坛・文化金融融合发展之路寄语

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原负责人 武家奉

非遗企业将在非遗孵化中心的帮助和扶持下，从传承走向传播，从等待输血到自我造血，让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活力，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要让非遗企业像飞机一样，沿着所倡导的“一带一路”飞行航道，飞向全世界。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 耿莹

文化要有家国情怀，希望文化金融融合之路能不忘初心，为我国传统文化复兴作贡献。

文化部非遗司原司长 马文辉

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叫遗产，遗产的代表人物叫传承人。要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守住这份尊贵，坚守传承这份责任。

经济日报社文改办主任、中国经济传媒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 王璐

希望文金院能走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创新之路。

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杂志社

社长 陈志强

我们共同探讨把非遗保护的果实传播到全国，增进沟通、交流，共商非遗传承大计，加强协调、深化合作、谋求共赢，共同迎接非遗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非遗保护专项基金委员会

主任 吴发荣

希望非遗项目孵化基金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上帮助更多的非遗企业，形成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航空母舰。

中国社会报社社长 周蔚华

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完美联姻，是在现有文化资源优势、功能定位优势、文化服务的优势基础上，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新开发模式下，加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步伐，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合理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文化创新工场总经理 郭东云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要为促进我国非遗保护、非遗传播、非遗艺术品市场的开拓、非遗艺术品与互联网及资本市场的结合建立新的目标，开拓新的思路，明确新的发展路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 王志强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非遗企业孵化项目成立，代表着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改革创新模式，其建立有利于激发大众参与热情，促进非遗产品的流通。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 王昱东

做非遗不光要有文化情怀，更应该坚持工匠精神，把整个非遗的基础工作用我们资本的力量和资本的智慧把它扎扎实实做好。

中国社科院易学会易学专家 沈鉴

当文化有金融根基，经济和文化融合，我们的金融之路文化之路会走得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远。

《经济》杂志社中国文化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 王执中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既成，大道驰远，神游与物，文心雕金融。以人文精神镌金融之永，文以载道，金以融通，知心明理，文正金成。

新华财经 杜利伟

非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技艺，传承着我们祖先的智慧，是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智慧的传承。

中经翰苑（北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琬姝

非遗工作需要带着情怀去保护，带着责任去传承。

万达文旅集团首席艺术总监 曹伟

非遗亦有大美。非遗大美，美在境界，美在德操，美在文字，美在悲悯，美在轻盈。

龙泉宝剑传承人代表 张叶胜

龙泉宝剑品牌的含金量很大，我感觉我肩上的责任非常重，所以我想通过和部级非遗运营平台的合作，把品牌和资本进行对接，创造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争取把龙泉宝剑这个产品真正的做大，反哺社会。

绛州剔犀（新绛云雕）传承人 何鹏飞

当你怀一颗赤子之心走近非遗，感悟非遗，体味非遗，践行非遗时，会发现非遗大美，其实已在你心里。

棠溪宝剑部级传承人 高庆民

我们做非遗之人就应该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而追求，而且要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在这个过程中要善于积累，并坚持不懈，就像巴金说的那样“人不怕火，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

凤翔泥塑部级传承人 胡新民

虽然现在非遗之路并不平坦，但我希望在《经济》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中心的帮扶之下，能走得更加坚强。

苏绣传承人 陈英华

非遗文化的渗透，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需要春风细雨般的细腻浸润。

平阳麻笺传承人 梁虎

非遗文化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倡导，同时也是对创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倡导，这些思想都能够在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下继承下来。

易水砚传承人 邹宏利

虽然现在在产业化发展的方面出现了一些瓶颈，但是我们在努力进行转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在非遗孵化中心的帮助下，突破目前企业的瓶颈，攀上下一个高峰。

瓯绣传承人 施成权

传统手工类的非遗现状并不是很乐观，在资金、销售渠道方面都有些许的困难。希望在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营平台的合作下解决这些问题，使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羊皮画艺术研究院 吴全永

希望非遗能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发光点，散发新的活力。

京绣部级传承人 梁淑平

非遗传承的创新方式篇5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中特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禁区。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西藏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性行为——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性行为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性行为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性行为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性行为：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