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1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英汉文化差异；差异比较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13202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文化交际已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境旅游、涉外贸易、出国留学、跨国公司求职、参加国际展销会，甚至观看国际电影和电视节目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进行跨文化交际，都离不开跨文化交际。因此，了解英汉文化差异，熟知说英语国家的人们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选择符合英语文化准则的表达方式，才能保证交际的有效进行。

2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文化的主要差异

2.1 问候语的差异

英汉文化中的问候语结构类似，但二者的问候内容却相差甚远。英语问候语直接明了，不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是中性的。英语常用的问候语有：Hi/Hello!（你好！）Good morning!（早上好！）Good evening!（晚上好！）How are you?（你好吗？）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说英语国家的人通常以谈论天气、兴趣爱好、旅游度假、电视电影等为话题，进一步进行交流来促进人际关系，在交谈中忌讳谈论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和年龄等涉及隐私方面的话题。而汉语问候语强调客套超于事实，中国人打招呼习惯于用“吃饭没？”“去哪呀？”“多大啦？”甚至“每月能挣多少钱？”等，体现对别人的关心。不熟悉汉语文化的外国朋友会把中国人礼节性的问候误解为干涉个人隐私的无礼行为。因此，认真学习和正确运用英汉问候语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在与英语国家人们初次交谈时要做到“七不问”——不问对方的收入、体重、年龄，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婚姻状况，不问“去哪呀？”，不问“吃饭没？”。这样才能避免谈话陷入僵局，实现有效交流。

2.2 思维方式的差异

英美人喜欢直来直去，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运用语言注重准确性。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应该含糊。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社会里，只有自己有信心，说话做事果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般认为谦和是一种美德，对处事武断的人持批评态度。中国人习惯“三思而后行”，力求谦虚谨慎，运用语言注重含蓄性。英美人收到礼物时，会马上打开礼物看看，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并对送礼者道谢。面对别人的赞美，他们总是欣然接受，并大大方方地道声“Thank you!”。在交往中，如果不赞同对方的观点，英美人总是有礼貌地表示反对，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汉语文化的中庸之道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人会把收到的礼物放一旁，待客人离去后才悄悄打开。面对赞赏，中国人习惯连连摆手，连声说“哪里，哪里”或是“过奖了，过奖了”。中国人不喜欢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当被问到是否要喝点什么或吃些什么东西时，总会客气地推辞“不用了”。与英语国家人交往时，不管别人帮了你什么忙或者夸奖你，都要有礼貌地说声“Thank you!”。

2.3 价值观的差异

英美人非常强调个人自身的价值，追求个体自由和个人利益，不允许任何其他外来因素的干涉。他们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很强，他们认为：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英美国家的人很少接受他人的帮助，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说明自己无能。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摔倒在地，他会自己很努力地站起来，而不希望有人“多管闲事”来扶他。他们关于“个人私事”的观念，就像国家的“领土权”一样，边界线内的一切都属于本国，别人不得擅自闯入。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集体利益至上，富有爱国精神和为集体献身的精神。

2.4 词语的文化内涵差异

英汉语言在其各自的长期使用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词义渊源，它们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1）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对人的尊称。由于这种文化的差异，很多人也就相应地误解为“李老师=Teacher Li”。（2）dragon（龙）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象征，在《圣经》中，与上帝作对的魔鬼撒旦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在汉语中，龙是一种吉祥物，常用来指才能优异的人，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由于英语中的dragon（龙）和汉语中的龙文化内涵截然不同，在交流中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望子成龙”若被翻译为“to hope one’s child can become a dragon”,会令英美人闻之色变。但如果把它翻译为“to hope one’s child can become somebody”，就让人很容易理解了。（3）在英语文化中，old意味着衰朽残年，去日无多，因此，英语国家的人都忌讳“老”，都不服“老”，他们不喜欢被称为“老人”，也不愿意因为年纪大而受到他人的帮助。而中国人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对人的一种尊敬。中国人常常主动帮助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而，如果不了解英语文化，我们也主动帮助英语国家的老人，如：给老人让座，扶老人过马路等等，很容易遭到拒绝，令双方陷入尴尬的局面。

2.5 餐饮文化的差异

（1）西方人在就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在餐桌上非常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失礼。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营造出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2）英语国家的餐桌礼仪要求人们在就餐时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胳膊肘不能放在桌上，而应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这样就不会侵犯邻座的领域，也不会侵犯餐桌上大家公用的地方。（3）在餐桌上决不能把碗和盘子拿起来，无论什么食品都不能用叉子整个叉起来咬，要切成小块，一切一块地叉起来吃。无论吃什么东西，都尽量不弄出声响，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4）不能在餐桌上出现影响他人用餐行为，如打饱嗝、抽烟等。然而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体现出人们的豪爽和惬意。（5）英语国家的人认为，在吃饭时如果刀叉碰响了器皿，而任其发出声响不去终止，便会带来不幸。所以如果和西方人一起就餐时，要尽量避免刀叉与器皿碰撞发出声音。万一碰了杯子发出声音时，也要赶紧用手捂住，使它停止作响。（6）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就餐的时候，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也不主张为别人夹菜。在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劝酒划拳、不醉不归，频频给他人夹菜更是体现交情的深厚。（7）西方人喜欢看到客人把盘内的食物吃得精光，这表明他准备的菜肴可口好吃，如果没有吃饱，可以夸赞菜肴的美味并多要一些吃的。中国人用餐完毕后习惯把盘里的食物留下一些，如果吃得精光会让人误解为自己还没吃饱。

2.6 肢体语言的差异

肢体语言常因所属的文化不同具有不同的含义。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若不了解不同文化对肢体语言的不同解释，往往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反感，造成交际的不愉快终止。如：（1）中国人轻抚婴儿或轻拍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父母会抱怨这种行为，因为西方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尊重小孩。（2）英语国家的人在交谈时，眼神之间的交流时间长而且次数频繁，以此表示听话者的专注及对说话者的尊重。他们认为缺乏眼神交流就（eye contact）是缺乏诚意，瞧不起对方，或是逃避责任，令人反感。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被长时间的注视。（3）以手势指示时，英语国家的人极为讲究掌心的朝向（orientation of palms）,他们认为，掌心向上是一种无威胁性的手势，表示礼貌和诚恳。掌心向下是权威的支配性的手势，容易激起对方的反感。中国人在清点人数时习惯手心向下握拳并伸出食指，这种手势最容易激怒西方人。（4）英语国家的人走路时胸部和腹部高挺，大摇大摆。他们在社交场合和工作场合，不论事情如何紧急，都避免跑步，认为这是不雅的。

3 结语

中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各自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其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跨文化交际。了解英汉文化差异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与英语文化的人士交际过程中，充分了解对方，尊重对方的习惯，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信息转化，才能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黄青龙，叶荭. 博通英语西方文化篇［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王德华. 英汉文化差异及思维方式［J］.西安外语学院学报，2002.

［3］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4］林纪诚. 语言与文化综论［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李常磊. 英美文化博览［M］.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2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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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周恩来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⑤（《读通鉴论》卷14）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3

在南京会议上，学者们分析了目前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的思想基础，发言比较踊跃，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美国长期以来以形成了一种“教导文明”心态，即以教导别人为己任的一种文明心态，而这种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更由于苏联的瓦解、海湾战争胜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得到加强。不仅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全世界追求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1]，而且非西方的学者甚至也在潜意识里赞同这种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严重的单边主义倾向，甚至傲慢自大，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对美国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将会是严重的障碍。不用说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现在在中国，美国已经失去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形象。所以如何从一个“教导文明”发展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全社会是否能够确立学习的基本共识，中华文明是否能够成为“学习的文明”，尚未引起国人的注意。中国是一个以汉人群体为主的国家，中国社会是汉人群体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汉人群体，所以中国全社会能否确立学习的基本共识，并在这一共识之上在国内外展开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是汉人群体的责任。本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汉人群体与其他群体共处的经历及其对当前开展文明/文化对话的影响。

以华夏文化－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非华夏文化有密切的接触。早在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框架基本形成，同时在华夏人的头脑中也形成了关于周邻其他族群的观念：“华夷之辨”。华，即华夏；夷，即蛮夷。但是对这个蛮夷描写非常值得注意。“华夏”两字在《尚书·虞书·舜典》中有“蛮夷猾夏，在《周书·武成》中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称：“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2]

在当时的人们头脑中，中国是天下文明的中心，中国不是一个国或一个朝代，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本身。文明体现在华夏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体现在礼仪制度、体现在文字语言、体现在穿着举止。而蛮夷们不懂文明，“披发左衽”。在华夏人看来，华夏的君主是天子，是替天君临天下，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虽然天下的一切人，都是天子的臣民，但文明将天下之人分为两部分。作为文明的人，不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百姓，都与蛮夷有着本质的区别。蛮夷不懂礼仪，不行仁义，没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所以在道义上不配做一个人，实际上是禽兽一类的动物，其名称也应该加上表示动物的“犭”等等。所以要“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汉书·匈奴传》：赞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分辨的标准是文明和文化。孔子曾经赞誉齐国的宰相管仲，保卫华夏文明和文化免受夷狄侵害，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

对于这种观念，当时周邻的非华夏部族很可能是承认的或者默认的。例如《史记·楚世家》（卷四十）记载，楚国早先被中国各国视为蛮夷，其国君也不回避，对自己的儿子讲：“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以后，随着楚国进入中原活动，接受了中原文化，便逐渐被认为是华夏社会的一员。相反，一些早期是华夏社会的成员，在长期背离华夏社会以后，也会不再被华夏社会认同。这种华夷之辨的观念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汉族形成之后，是整个汉族社会对周邻非汉民族的基本看法。

一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华夷之辨的观念，华夏－汉文化对待非华夏、非汉文化有非常值得称赞的基本态度－“用夏变夷”，因为没有根本的种族分层，只要文化发展了，文明了，蛮夷也就成了华夏。所以华夏－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可以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提出“无类”即没有种族区分，并且所有蛮夷都可以受教育并文明的文化普济主义的思想主张[3]。

随着华夏－汉集团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种族冲突、仇杀和融合，到隋唐时代，“有教无类”文化普济主义似乎在政治领域中也得到充分发展。唐代中央地方的许多高级官员和将领，都来自非汉群体。而且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仅仅限于隋唐。

但是这些并不能概括中国社会中华夏－汉人群体对待其他非华夏－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的基本态度，“用夏变夷”和“有教无类”也很难被认为是汉人群体对待非汉文化的普济主义的基本范式。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华夏－汉人群体看待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基本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汉文化的高度发达使汉人群体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我国各地先后有一批重大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如东北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等，中国学术界基本确立了华夏文化多元来源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系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学说。但是既便赞成中华文化多元来源的观点，华夏－汉人群体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凝聚力作用仍然相当明显，华夏－汉文化自夏商周以来有系统地灿烂发展，在东亚大陆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随着华夏集团的扩大和汉人群体的形成，一些原本非华夏群体也被迫或主动加入了华夏集团，他们的文化逐渐华夏化——受华夏影响并且也影响华夏文化而成为以汉字为基本载体的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当我们面对着商代的青铜器皿，背诵着《诗经》和《论语》，任何人都会不由得从心底产生出美感。这种华夏文化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不断发展，成为华夏－汉群体的认同核心。

与此同时的非华夏和非汉群体也有自己的文化，有些也有相当突出的发展。但与华夏－汉文化相比，则有相当差距。虽然可能由于目前存世的主要都是由汉字记录的文献，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在这些文献中的地位不会被充分表述，后代根据这些汉文文献而认识的非汉群体与历史上实际情况也不完全一致，但非汉文化与汉文化确实存在大差距。对比之下，华夏－汉集团的成员不由得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并且具有了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 当然秦汉是华夏－汉民族集团的第一个统一的政治发展时期，文化优越感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此后，虽然在魏晋南北朝受到极大冲击，到唐代文化包容心不时占有上风，但汉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从来没有消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非常深。

第二，10世纪以后非汉民族群体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使汉人群体过早地培养了强烈的原始民族主义情感和排斥异己文化的倾向。

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的汉人政权进入宋朝。这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朝代，物质财富的增长进入鼎盛，教育和科举制度基本完备，理学（新儒学）创建，乡绅形成[4]。

但宋代的疆域并不大，因为契丹－辽、女真－金在北方兴起，并一步步入主中原，而在西北，党项羌建立了夏（西夏）。在宋与辽夏金的对峙中，北宋和南宋政权及军队虽然也有胜利之时，但常常只有招架之功。辽、金长期拥有北方半壁江山，夏占据西北，宋朝军队打不过这些蛮夷，最终只好退居江南一隅－杭州（临安）。到13世纪，蒙古兴起并最终建立起非汉民族对中国的统一统治。蒙元政权虽然持续不久，但高举“驱逐鞑奴，恢复中华”旗帜而取代蒙古人的明朝，实际并不强大，多次战争没能占领蒙古草原，玉门关以西的西域也很快不能控制，对西藏的象征性的统治靠的是当地教派首领的来朝求封。到满洲兴起，明朝最终被非汉民族所取代。总之，中原汉族社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衰落，是公元十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的总趋势，而非汉族群在东亚大陆的军事上当然也在政治上出现了长期的的优势地位。

在秦汉有所发展、在唐代受到抑制的文化优越感，在公元10世纪以后的独特民族关系之中有了新的发展。汉人社会在弱势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对本民族制度、思想、文学、艺术、生活、社会、情趣等各方面的全面的崇尚，并在这种文化全面崇尚中寻找精神避难所。有的学者将这种对自身广义文化的全面崇尚称之为culturalism，大致可以翻译为“文化至上主义”，或“文化优越论”。费正清在他最后一本书中认为，这种全面崇尚自身文化的情感，对后代的观念或思想状况影响很大，对理解中国历史有重要意义[5]。

这种在军事和政治弱势之下形成的作为精神避难所的“文化至上主义”，必然培养出汉人群体强烈的原始民族主义情感，并导致排斥异己文化的倾向。加上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的领袖和群体在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逐步接受了中原传统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思想，从而很自然地加强了汉人群体的文化优越感和汉族知识分子对异己文化的教导角色和教导心态，并进而发展成为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心态。

第三，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深受的西方侵略和1949年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又培养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敌视并加强了对异己文化的轻视。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一系列外国的入侵，促使中国人采取各种自卫措施，既有上层的洋务运动，也有民间的反洋教，最后发展到义和团的武装对抗。但“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曾经被中国人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加以保护的满人政权，开始与洋人妥协和勾结。于是中国先进分子很自然高举起“反满”和“革命”的旗帜，在建立共和政体的大旗下，又接过了朱元璋的“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的口号。国人，主要是汉人，对新老蛮夷－洋人和满人的敌视相互推动，不仅加强了对外来势力和文化的敌视，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心底里对本土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的轻视心态和教化意愿。正如王铭铭所在《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中所说，“从1895年至1919年之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和五四运动爆发之间，在文化失望的心态中，汉人的民族主义逐步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感的强化催生了与其紧密联系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给华人对于民族－国家未来带来了新的期待。”[6]

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期待与五四开始的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一脉相承。在以科学为标准的国家建设中，非汉群体的未来被认为是“同化”入主流民族群体。到日本入侵前后，二十世纪初期曾经提出带有否定中国传统华夏一元发展观的思想的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也不得不改而提倡“国族”观念[7]，而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更是为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而将中国各个族群统合为一个宗族，汉族是大宗，其他是小宗。1949年以后，中国争取自身独立的努力，突出表现在与美国的朝鲜战争和与苏联的决裂和论战上，这两大历史极大影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对异己文化的认识。同时，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虽然明显，但一方面党对社会的绝对整合的过程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基本思路是否定一切的“不科学”和“落后”，而这些正好成为轻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对待异己文化的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在对待不同异己文化时又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模式的爱恨交错，中国在有所发展之后表现出的踌躇满志甚至傲慢自大，中国主流学者始终缺乏对中国非汉民族的敏感性，都是这些历史影响的苦果。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将会是严重的障碍。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注释：

[1] 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不久前（2002年7月）著名的美国学者杰姆逊（fredvic jameson）在上海的演讲《独一无二的现代性》，表现出这位曾经严厉批评现代性的作者开始转而支持现代性的同质化。参阅 和《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9日第6版整版文章。

[2] 《尚书》的伪孔传对“华夏蛮貊”的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3] 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使用时需查对原文。

[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hapter 4) 提到4个特点：efflorescence of material growth, educating and examination system, the creation of neo-confacianision and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5]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 25.

[6][6] 见《世纪中国》（.cn/wencui/010212200/0102122028.htm#top）。王铭铭自注：参阅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29-64页；罗久蓉《救亡阴影下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67－90页。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4

摘要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 中华民族 文化史 汉族 满族 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 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 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 “ 1651 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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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 “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 “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

满族姓氏的改变。 “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 “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 、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 “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