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遗传学篇1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最初和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有关。他在一段时间里多次强调双百方针，其他领导人随之呼应，很快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热点。知识界受到感召，科学界出现了青岛遗传学讨论会等新气象，文学艺术界则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新作。费孝通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知识分子的心。”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鸣放从学术和艺术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一时间出现了众声喧哗局面。中共高层形成共识，鸣放就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引蛇出洞，然后大举反击，以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957年6月上旬，反右派斗争开始，鸣放戛然而止。

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集中论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文原为他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整理稿在1957年5月上旬到6月中旬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于6月17日定稿，6月19日以在《人民日报》发表。讲话最初鼓励鸣放，发表时已经变为反右，新补充的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成为划分右派的依据。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本来就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部门可以有许多派别、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此逻辑，学术、艺术作品就会区分为无产阶级香花或资产阶级毒草。即使远离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往往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来区分。作品一旦定为毒草，便失去招架之功，哪有申辩余地。毛泽东生前关注过的学术争鸣，像《兰亭序》真伪之争不贴政治标签的情况，十分罕见。

从提出双百方针，到毛泽东去世，其间正好20年。这20年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却发生了一幕幕斯文扫地的悲剧。1950年代中期只有500万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沦为专政对象者竟超过十分之一。其中不乏最有才华和探索精神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他们遭遇阳谋，饱尝炼狱之苦。不学有术，只会整人者，却成为时代宠儿。也有少数人看破玄机，不为所动，被后人视为智者。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知识人视探索为畏途，民族文化自然失去生机。到文革爆发，又一代青少年响应领袖召唤，投身大鸣大放，悲剧再度轮回。

以文贾祸的风气一开，不但作家学者人人自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不安全，小说《刘志丹》竟导致习仲勋下台，京剧《海瑞罢官》、电影《清宫秘史》也成为打击彭德怀、刘少奇的突破口。双百方针20年的实践，留下太多的教训。

二

考察宪法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今天仍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分别于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制定过四部宪法，每部宪法都有与科学和文学艺术相关的条款。

毛泽东时代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是五四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但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对这样的规定写进宪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国人已经习惯毛泽东方针政策治国的方式，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力量。

毛泽东时代制定的第二部宪法是七五宪法，由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此前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由于发生913事件，没有拿到人大审议就流产了。七五宪法总纲第十二条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规定公民享有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基本权利的宪法。当时的基调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宪法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却专门有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以适应毛泽东世界革命的宗旨。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八宪法，是唯一写进双百方针的宪法。总纲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当时正值揭发批判四人帮高潮。叶剑英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作了说明：“四人帮”公然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用专政的方法压制社会主义的香花，而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自由泛滥。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这方面的罪行。

七八宪法只存在了四年。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中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发生了变化，1978年第一次会议时是华国锋，1982年第五次会议时已经是邓小平。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又产生了一部宪法――八二宪法。这部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相关表述基本上回到了五四宪法。

彭真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说：文化建设的条文中没有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是考虑到：第一，作为公民的权利，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写了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就是说，已经用法律的语言，并且从更广的角度，表达了这个方针的内容；第二，科学和文化工作中，除了这项方针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方针，不必要也不可能一一写入宪法。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实际上点破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非规范的法律语言。

不提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与两年前从宪法中剔除“四大”有相关性。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有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而“大鸣”、“大放”的语词源头正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1980年，针对西单民主墙，邓小平提出，要取消七八年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取消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议案，1980年9月10日获得通过。

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作过几次局部修改，基础仍是八二宪法。八二宪法关于科学和文学艺术的规定，至今一直是稳定的。

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八二宪法与七五和七八宪法的区别，我想有两重意义。一是脱钩的意义。双百方针应该与阶级斗争理论脱钩。科学上的不同观点与学派，文学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与流派，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简单地挂钩，本来就不符合事实。二是归位的意义。双百方针作为执政党提出的科学与艺术的方针之一，必须服从于宪法。理顺这个关系，才能告别人治，进入法治。八二宪法规定了公民和政府双方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已经法律上构筑了科学和艺术走向繁荣的底线。当然，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更重要的。

八二宪法颁布30多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环境有所改善。虽然仍有党政机构和官员，动用公权力封杀学术和艺术作品的现象，乃至罗织罪名，构陷科学和艺术工作者，造成文字狱的现象，导致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不能充分享有表达成果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这30多年和毛泽东时代毕竟不同。中国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规模平反了冤假错案，国家重申民主与法制，宣示以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意识，在国人心目中开始传播。国人已经觉悟到，宪法的权威应当高于任何领导人的讲话和任何政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国家权力的机构和官员，愿意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固然好，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犯更关键。现在，没有哪个权力机构或党政官员敢于公开无视宪法，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与宪法宗旨相悖的部门政策规定，仍然没有得到清理；一些无视宪法规定的长官意志，仍然我行我素。公民宪法权利处在缩水状态，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真正实施以法治国，依宪执政，还要排除许多障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产阶级遗传学篇2

关键词：列宁；十月革命；农业；农村；尊重农民

中图分类号：A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01-03

1919年11月初，列宁著文《十月革命两周年》，着重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两年的经验，提出了两条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涉及工人和农民经验教训。第一条是关于工人的，第二条是关于农民的，主要是正确对待农民问题：“我们应当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正确地对待农民，正确地对待千百万农民群众，因为正是这样做，我们才顺利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1]289列宁十分看重这条经验，并把它与共产主义实现联系起来：“这个经验是最难取得的经验，是一个十分周全十分可靠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只有在农民自觉地得出肯定的结论时，我们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我们才能完成共产主义事业。”[1]294然而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却屡屡失误，给政权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重大缺失，留下了直到今天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仍然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何谓“正确对待农民”

列宁提出的第二条经验的精炼概括就是“正确对待农民”，这一概括有着丰富的含义。根据列宁的论述，包括以下几方面。

1.尊重农民的利益、不能把农民排除在革命利益之外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尽管农民群体算不上是革命性力量，但却是暴力运动的主要力量，无论是革命的队伍还是反革命武装，都是由农民组成的。因此，无产阶级实行武装斗争策略时，无法把农民排除在外。在革命胜利后，保卫城乡广大政权、建设国家所依靠的主力之一仍然是农民。由于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非出自政治上、理论上的自觉认识，而是出自生存理性，因而，吸引农民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必须把维护和增进农民切身利益作为基本原则。“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社会主义。”[2]176

2.包容农民的缺点，照顾农民实际觉悟水平

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经济窘迫，文化落后，政治无知。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政党相比，自然暴露出许多缺点，列宁也向来认为俄国农民是愚昧的“……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摆脱了庄稼汉原来的愚昧状态，稍微开展一点，就都会同意说，没有别的出路。但是，你们用尊重人的态度说话就能说服的那些有觉悟的农民是一回事，千百万怀有偏见的农民却又是一回事。他们只看事实，认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活了一辈子，粮食私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新制度，也不能相信它。”[1]116但同时在农民中也存在诸如朴实、勤劳、节俭、忍耐、奉献、热情等优点。无产阶级应当看到优点、利用革命性一面，包容农民缺点，从农民政治觉悟的现状出发，逐步引导农民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3.同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结成联盟

列宁多次强调与农民结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力量源泉，“我们力量的源泉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1]301。

4.以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取得农民信任

由于农民文化知识的欠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无知，他们对共产主义是很难从思想上理解的。“农民当然不知道这一点。他既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史，也没有研究过革命史，但是他相信和承认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1]121因此，无产阶级在农村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干，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让农民真切体会到社会主义、人民政权不同于以往剥削政权的性质，从而自觉接受苏维埃领导。“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从外面把无产阶级政权搬到农村是不够的。应该让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建设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这种工作无比困难，无比缓慢和艰巨，但成效也大得无比。”[1]293

5.相信农民、依靠农民

长期受压迫和愚弄的农民，对官方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真正能够实行人民当家做主，当然也会有一个从不信任到接受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取广大农民支持政权、参加建设、支持工人阶级，就必须以高度的耐心，把国家当前困难毫无保留地告诉农民，取得农民信任，激发农民热情。“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我们能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我们能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301

6.尊重农民人格，平等对待农民

列宁曾论断“在我国，农村工作问题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1]305，而农民又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先进的工人政党就要把农民真正看做与自己政治地位一样的苏维埃政权的可靠守护者，在具体工作中就要平等地帮助农民提高觉悟、改掉旧习惯，早日成为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同这些习惯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进行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检查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尽力支持劳动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们，丝毫不用强力逼迫他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1]311

7.对待农村和农民中的新问题要慎重、细致

农民受旧习惯和生计方式的影响，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变时刻常常跟不上时代步伐，因此，领导农村工作和在农村的党员干部在面对一些政策问题和新问题时，要认真分析，审慎处理，克服急躁冒进、乱扣帽子作风。“社会主义者总是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提出一个艰巨任务，即工人阶级如何对待中农问题。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期望共产党员同志细心地、自觉地好好对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解决问题。”“我们常说，我们不想强迫中农接受社会主义，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完全肯定这一点。”“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是习惯于把余粮看做可以自由出卖的私产的。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成了投机者，成了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粮食。这里就开展了最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就要求我们大家，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细心非常审慎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1]307-308

二、为什么要正确对待农民

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正确对待农民的原则并不容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上，有过成功，也有过重大失误，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坚持这条经验上出现动摇。

1.依靠农民认识的提高在内战中击败白匪军

十月革命夺权胜利的同时，得到外国支持的反苏维埃的武装也组建了起来，先后有哥萨克军团、科尔尼洛夫白军（后由邓尼金指挥）、高尔察克白军等几支力量。这些反苏维埃势力主要根据地是在南方、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广大农村，起初得到了农民的同情，士兵主要是农民。然而不久，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到达，白军妄图在农村重新建立地主统治的意图被农民所认识，农民日渐疏远白军而向布尔什维克靠拢。他们在白军的前线和后方发动起义，有的还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组织起游击队。战争和流血教育了农民，使他们看清了反革命武装的嘴脸，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加速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在胜利。

2.余粮收集制的不当执行招致农民强烈反抗

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其中一项是取消贸易、实行余粮收集制。执行这项政策时，是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征收了农民手中几乎全部的粮食，余粮收集制在实际上变成了强制征用几乎所有的农产品。这样就使农民生存受到威胁，从而引起了农民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不少农民消极怠工，拒绝耕种超出他们生存需要的土地。到了内战后期，演变成波及全国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农民甚至喊出了“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政权”[3]349口号。受农村的影响，城市和士兵中也出现不安定，1921年1月发生了喀琅斯泰德要塞兵变，2万多名海军士兵发动反政府的叛乱。余粮收集中的冲突、镇压农民暴动、镇压喀琅斯泰德兵变，使数千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在苏维埃政权历史上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3.转向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

农民的起义和士兵的哗变使苏维埃上层意识到，农村经济形势严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严重不符合广大群众要求。1921年3月，列宁开始实行被称为倒退的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是恢复商品贸易、实行粮食税，给农民一定的经济自由。“到战争结束前，俄国变得比以前更加农业化，更加以农民为导向。”[4]141现实让列宁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农国家里，搞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属于空想性质，农民私人利益在经济中还起着主要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检讨了这个错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的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2]176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1925年，农业生产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农村经济活跃，社会安定。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302。

4.1929-1930年全盘农业集体化挫伤农民积极性

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有的地方就急于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去，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集体农庄和农村公社。然而集体农庄办的并不成功，生产效率很低，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列宁也并不主张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认为应当首先逐步用实践引导农民认识的提高。1920年12月，列宁尖锐地批评集体农庄像“养老院”，并认为“集体农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明确叫停集体化，“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6]177

列宁逝世后，集体化政策重新被确立，从1928年起，苏共在全国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1928-1930年达到高潮。由于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严重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全盘农业集体化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值的迅速增加，反而长期低迷。“20年代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纯粹依靠暴力推行的实验，给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集体化刚刚实现，粮食产量就停止了增长，而且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水准。畜牧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1933年，苏联的牲畜头数比1928年减少了三分之二……”[7]16全盘集体化遭到抵制，农民再一次用暴动表达了不满。苏联当局出动红军、飞机、大炮镇压，上百万人被逮捕、流放，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官民冲突的悲剧再次上演。

苏维埃政权建立巩固过程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农民的这些大略政策和事实清楚地表明，涉及农民的改革，什么时候得到农民认可、支持，就能成功甚至很快成功，而违背农民意愿、侵犯农民利益、在农民还不理解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必然遭受失败。反思这些教训，我们除了认可列宁提出的经验的英明外，不得不思考的，为什么屡次失误甚至流血代价，仍然不能使苏共吸取教训？

三、怎样正确对待农民

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东方各民族国家共产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原则时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323也就是说，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在制定对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时，要善于从国情出发，针对农村和农民群众的特点和思想文化落后现状，不可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犯错。

中国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与苏联有相似之处。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失误，如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饥荒，与对待农民失误有关；取得的成就，是正确对待农民的结果，诸如土改、农业合作化成就，更主要的成就是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实行。我们庆幸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得到纠正，最终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城乡经济快速发展。东方国家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这所以出现反复，从阶级关系和现代化策略上可以解释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革命与农村农民反封建革命之间难以找到共同目标，因而在旧政权推翻后，社会改革未进行的情况下，工人与农民之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由于政权和政策制定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农民自然要承担牺牲角色。在随后的现代化策略上，由于国内资源和基础状况所限，只能采取掠夺农民以积累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的办法，于是，农民再次成为牺牲者。

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对农民的影响直接与政治体系稳定性相关。亨廷顿认为，一个处在现代化的国家的政府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是因为，农民的作用是双刃剑性质的，“农民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要看现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定。”[8]345中国土地承包制度以后的系列旨在提高农村现代化程度的改革措施连续出台，诸如医疗、计生、养老、新农村建设等。有些改革失败了，如医保制度；有些长期没有实质性突破，如村民自治；有些长期的瓶颈问题在近年自然化解，如农村计划生育。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显著的，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但包括农村政治在内的综合改革，似乎还存在很多障碍。改革当中引发的不稳定事件，是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头痛问题。改革是时代的话题，改革中如何正确对待农民，列宁的经验给了我们深刻启示，历史也给了我们前车之鉴。对待农民不仅是个价值观、态度、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发展导向、战略及宏观制度问题。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4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意]安东尼拉・萨洛莫尼.列宁与俄国革命[M].卡佳,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笑蜀.苏联遗传学劫难[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无产阶级遗传学篇3

[关键词]苏联剧变解体；俄国民粹主义；“超阶段”论；庸俗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3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3—0033-08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党，它所领导的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它的行动纲领，一切大政方针，包括党和国家的制度设计、决策机制、机构设置，无不是以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为考量，并以此作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对苏共来说，指导一切事业的思想基础是理论观念，是意识形态。

我们平常所说的斯大林体制，其所谓的“体制”，实际上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理论原则；二是建立在理论基础和思想原则之上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三是依据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而建立起来的党政机构，并以此形成的一套决策机制；四是由上述理论、路线政策所决定并由党政机构所控制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群众团体。斯大林体制就是由这四部分构建而成的一个制度体系。而这四个部分当中，斯大林的理论，包括一部分是他所解释和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部分是他从俄国和其他地方所继承或吸取来的思想传统，总之，他所贯彻的所有思想理论原则，是其体制中最基础的因素，是决定体制中其他因素的因素。

如果我们说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多种因素中带根本性的原因，那么，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中的思想基础、理论原则部分，则是造成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诸多因素中更带根本性的因素，或者说是根本因素中的根本因素。

那么，苏共和苏联国家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有些人或许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回答，事情要复杂得多。从苏共和苏联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来看，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斯大林理解、解释、加工和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曲解甚至歪曲了的列宁主义。此外，还有斯大林个人从传统宗教或其他方面吸收来的种种因素。一句话，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指导苏联的那一套理论，是斯大林主义的货色。斯大林的这些东西要驳杂得多，并不能说是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要进一步做具体分析，就会看到这里面有许多变味的东西，其中掺杂有好多其他复杂的成分。

通过研究苏共和苏联国家发展的历史，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成分在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超阶段论”，一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中国通常就是指“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哲学上，实际就是属于一种叫做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因此，我们认为，苏共和苏联国家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从斯大林执政后所遵循、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最主要的有两大理论，一是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一是庸俗社会学理论。庸俗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在西欧和俄国产生的一种庸俗化歪曲现象，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和扭曲；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则是来源于俄国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理论核心。

现在，让我们对这一论题加以展开，看看这两种理论是怎样在苏共和苏联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的。

一

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超阶段”论，是贯穿于苏联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条基本理论线索。所谓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实际就是指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不必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形态发展顺序，不一定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而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超越阶段，绕过资本主义，在落后的资本主义或者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这样一种理论就叫做社会主义“超阶段”论。

苏联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超阶段”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无需多讲，大家都十分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超阶段”理论来源于何处，是什么人在何时何地提出这种理论的？

俄国思想史、俄国革命运动史的史实告诉我们，这种“超阶段”理论是俄国民粹主义在19世纪50—60年代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捍卫公社所有制，企图通过当时俄国还存在的农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公社所有制反对者的论据。这些反对者认为，“公社所有制是土地关系的原始形态，而土地私有制是第二期的形态”，所以，土地私有制高于公社所有制，应将后者摈弃之。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论敌的这一“三段论法”，用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大量事实，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三段论法”：“1.发展的最高点，在形态上，同它的起点相吻合。2.当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在先进民族那里达到了高度发展时，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在其他民族那里，这个现象会极迅速地发展，会越过中间的逻辑环节，从低级阶段直接进到最高阶段。”正是根据上述第1条的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正是因为公社所有制是原始形态，也就应该认为，土地关系发展的最高时期，没有这种形态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这一最高发展阶段，也会采取公社所有制。正是根据第2条的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私有制作为介乎高低两个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原始形态和高级形态）时期之间的一种发展的中间环节，会是极短暂的，甚至由公社所有制的低级阶段会“越过”中间环节，“直接进到最高阶段”。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通过这一“三段论法”，提出了通过俄国农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中间环节，“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就为俄国民粹主义“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思想，即“超阶段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之所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就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提出了这一“超阶段”、“直接过渡”的思想。赫尔岑创始民粹主义，主要是他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学说，按照莫斯科大学教授、俄国思想史学者C.C.德米特里耶夫所作的概括，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主要包含下述内容：“1）农民对土地的权利；2）村社对土地的占有；3）农村干活人的劳动组合；4）村社民选自治，其前景是区域自由联合体选举产生的土地自治会。”这位研究赫尔岑的教授认为，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之基础的基础，‘俄国社会主义’最内在的本质特征，乃是其农民的面貌特征：这就是‘来自土地和农民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一句话，就是包括上述四点内容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赫尔岑奠基、创始的民粹主义仅仅在于这一思想理论基础，认为俄国可能会比西欧更快进入社会主义，并未涉及“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恰恰在这里，在“直接过渡”、“超阶段”的问题上，发展了赫尔岑的民粹主义，而这正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核心、要害思想之一。鉴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这一重要发展，并由此决定的他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列宁把他与赫尔岑并列，称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

俄国民粹主义在其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其思想理论是相当庞杂的。但其思想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即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把农村公社（或称村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作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俄国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是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超越历史阶段的“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核心的思想理论特征。

俄国民粹主义所以要绕过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重要的思想根源，是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和厌恶情绪。因为它所代表的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本性，是对资本主义怀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大生产”，威胁到他们的小本经营、“小生产”，害怕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使他们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在其初生的襁褓之中，就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吸取了思想营养，而其思潮本身又把宗法农民的古老村社理想化，认为它包含着一种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企图通过这种村社，从小生产一跃而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也是一种带有空想性质的农民社会主义。

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平民知识分子阶段，在其一定的时期内，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阶级分化尚不充分，无产阶级还在其襁褓中未脱颖出来，这时，民主主义还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思想潮流。只是经济关系发展到后来，由于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无产阶级的成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从统一的民主主义潮流中分离出来。由于这种曾经有过的同源同流共生关系，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有过互动的相互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程度不同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又都是从农民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成长起来，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这种交互影响，俄国民粹主义者思想中往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而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难免有着民粹主义思想的烙印。

俄国民粹主义曾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政治思潮发展到社会政治运动，又从社会政治运动发展为政党的历史过程。它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复杂和惊心动魄，在俄国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毅力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其消极方面说，既有暴力绝对化倾向，也有同志间不容异见性倾向，既有思想意识的非理性、狂热性特征，也有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特征等等，但其消极影响的后果，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超阶段”、“直接过渡”的社会主义理论上。

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虽受到过“直接过渡”的影响，但从提出“新经济政策”之时起，就批判了“直接过渡”和“超阶段”理论，同民粹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在1921年的《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指出了俄共队伍中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倾向，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他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这些话，包含着反对从小生产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但这种民粹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情绪，在俄共队伍中却仍然严重存在，它影响着斯大林及其集团，影响着广大党员，导致“直接过渡”的“超阶段”理论，在日后也长期影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过早提前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一30年代初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在40年代末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在1960年宣布20年后，即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则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宣布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经过赫鲁晓夫，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继承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理论，“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可以说是俄国民粹主义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留下的最突出的特征。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奠基在“超阶段”理论之上的。列宁在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就强调，我们“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中间“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这里，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不能进行“直接过渡”，应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提倡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经过相当阶段的发展，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更没有经过深化发展，就由斯大林草草收兵，马上实行方针路线的“大转变”，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在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实际上还处在小生产的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而斯大林当时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却是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超越阶段”地走向社会主义。从1929年“大转变”开始，苏联在2-3年间通过强制高压手段，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与此同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私营工商业统统收归国有，实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提出一举消灭“小生产”及小资产阶级的方针。原本按照历史上一般的发展规律，是小生产要通过商品经济的相当发展，由小生产逐渐变成“大生产”，大生产再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才比较容易向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过渡。要求从“小生产”一跃而变成“大生产”、单一公有制，显然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

在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居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给当时苏联所规定的阶级政策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允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这就是说，列宁不仅允许资产阶级存在，而且允许它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条件下参与合作。应该说，列宁这一阶级政策是符合苏联当时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斯大林却匆匆抛弃新经济政策，在农村“消灭富农”，在城市全面消灭资产阶级，非但如此，还要消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难怪斯大林要实行那样可怕的专政了：仅仅依靠占全国人口3%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实行对占人口大多数群众的“专政”。这样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专政”，不进行可怕的镇压才奇怪呢！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情况下，工业无产阶级占了人口大多数，那时实行的专政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变了味、变了质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是“超阶段”的“专政”，所以必然导致可怕的流血、可怕的镇压。

除在政治经济领域急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外，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提出了“超阶段”的方针。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提出消灭“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的同时，还提出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其中也包括“城市和乡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的“情绪”。斯大林甚至把这种“中间形态的思想情绪”也作为敌对的东西加以反对。这一切，无疑是“超阶段”的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超阶段”社会主义的要害，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分界线之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仅仅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个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来的。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离不开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生产关系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列宁一再讲，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材料”，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包括知识分子等等，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奉行的许多原则，正是与此相对立的。斯大林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另一世界市场，即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经互会，使社会主义完全脱离资本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离开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在质量水平和进步上自我封闭，整个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列宁主张借鉴、学习西方在生产组织方面的先进经验，因此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到斯大林时期，解散了所有这些机构，拒绝研究、吸收资本主义在组织劳动、生产组织结构，如托拉斯、银行等等方面的文明成果。这样，苏联在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方面就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成果，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几乎离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大道，陷于自我孤立，造成苏联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日丹诺夫秉承斯大林意志所执行的文化政策，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表现。日丹诺夫提出一种理论，叫“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认为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期，其文化具有进步性，在其下降阶段，文化则全面走向腐朽。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级文化已“全面腐朽”，这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这种估计，无疑是全面反对资产阶级、全盘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说辞。这就造成苏联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成果的全面拒绝，在精神文化方面搞自我孤立。批判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理论，拒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抛弃量子力学，甚至否定有机化学，造成苏联塑料和有机化学工业的落后，都是这种理论造成的恶果。苏联在20世纪中后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与此直接相关。

从以上可看出，斯大林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方面，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直接同列宁的思想相背离。不管斯大林在口头上对民粹主义是什么说辞，在实际行动中，在其社会主义模式中，渗透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其政治实践中是以社会主义的“超阶段”理论为指导的，这实质上是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在作怪。

二

再看看在苏共和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的另一重要理论一庸俗社会学。

庸俗社会学也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掺杂的、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立的重要成分之一。那么，什么是庸俗社会学呢？庸俗社会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形态看，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教条化，因而是把可称为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那些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往往做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所以，它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进行庸俗化歪曲的一种现象和思潮。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合中，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因为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这样就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庸俗社会学论者看来，过去时代、过去阶级的文化遗产，过去的传统文化，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它们是不能继承，也不需要的。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也持同样的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应对它们统统加以抛弃。无产阶级的文化应该建立在全新的，实际上是一片空白的基地上。按照这种理论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应是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化，100%的纯洁无瑕；社会主义也应纯而又纯，所以，持这种理论的人不仅主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且越“公”越好，越“大”越好；非但要消灭资产阶级，甚至也要消灭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消灭中间阶级和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甚至连丝毫不纯的“私”的念头也不能在头脑中存留。

苏联时期一些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苏联的经济政治生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的正是这一套东西。

庸俗社会学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是戴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的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一语言，也一概涂上阶级性色彩；像苏联持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因此，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仿佛自然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在上世纪20-30年代，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文艺理论领域尤其盛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遵行庸俗社会学理论。他们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作的评价那样。

庸俗社会学不考虑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一概把阶级厮杀、“阶级战争”绝对化、普遍化，不仅在革命时期、内战条件下持这种主张，就是在和平建设年代也同样鼓吹这种阶级的战争和厮杀。“拉普”就是这样做的；非但如此，它还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斗争形式，照搬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领域，鼓吹在这里进行像在战场上那样的“阶级战争”：“拉普”通过其喉舌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在岗位上》已果敢坚决地投入战斗，它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

“拉普”就是这样，在和平建设年代，在文化艺术这种纯粹属于观念形态的领域，歇斯底里地鼓吹“不惜弹药”地厮杀、搏斗和流血；而斯大林竟然肯定其“总路线基本正确”，因此，他在1929年2月28日《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中说：“你们，只有你们才负有使命，才配领导文艺战线，因为你们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拉普”有关在和平年代照搬“阶级战争”的思想是赞赏有加的，也难怪正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

所以，庸俗社会学在20世纪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就是把阶级斗争无限扩大，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存而表现出不满，进行某种抵制和反抗，就被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表达不同的意见，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无限扩大，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整人的工具，甚至变成镇压、迫害人的利器，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之本义的，是一种十足的庸俗化现象。

看看联共（布）在上世纪20年代下半期以后的一连串政治实践，——粮食收购危机中的非常措施，反对所谓布哈林“右派”的运动，“大转变”过程中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消灭所谓“富农”和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大清洗”运动，等等，——在这一系列运动中，贯彻的难道不都是这一套理论吗？

庸俗社会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俄国也有一段相当长的传播史。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前，庸俗社会学在俄国也得到相当传播。俄共（布）“前进派”的头目波格丹诺夫，就是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后，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一概采取排挤和打击的政策。这种理论，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但这一思潮以变化了的形态，通过“拉普”这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最大的文化艺术派别和组织，又将庸俗社会学理论承袭、延续了下来。斯大林后来虽批判、解散了“拉普”，但主要是针对“拉普”头目阿韦尔巴赫的政治可靠性和组织派性问题而这样做的，并不是针对其极左的文艺路线问题。斯大林解散“拉普”后，实际上执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打掉“拉普”的头目阿韦尔巴赫后，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部门依靠的依然都是原来“拉普”的骨干分子。这毫不奇怪，因为斯大林的路线同“拉普”路线一脉相承——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及其变体。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早期的苏俄时代，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在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又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于识别。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导下，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苏联曾在文艺学领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但因受到“左”的干扰，进行得很不彻底，以致在日后的苏联仍然长期存在，按照近年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在学校教育中，庸俗社会学甚至一直持续存在到上世纪80年代。

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激进主义，无论其“超阶段”理论还是从东正教那里继承来的教派斗争的传统，都很容易同庸俗社会学结合起来。民粹主义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农民等小生产者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阶级土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把它压榨、逼迫得发疯，所以这种生存状态使它几乎天然伴生一种特有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接受庸俗社会学简直像肥沃湿润的土壤接纳植物种子一样，二者相得益彰。庸俗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一种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后来又发生在俄国以“前进派”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中间。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交汇在俄国这个特定国度的土壤上，所以交融汇合，形成了一股同质共流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汇流在一起，势头是极其强大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它们有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农民小生产者；二是，它们有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掩盖的、貌似革命的理论学说——庸俗社会学理论。而它们畅销通行的地域又在俄国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队伍中文化理论修养普遍较低，容易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伪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个缘故，民粹主义及其“超阶段”论与庸俗社会学汇流，能牢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被人识破，能以极大的破坏力，冲击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第一，民粹主义从东正教那里继承来的教派斗争传统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相结合，引起革命队伍内部、共产党内部的残酷斗争，极大地损害了革命事业。

在俄罗斯的宗教文化里，教派斗争原本就十分激烈和残酷，加上又有人为制造、故意煽动的“阶级斗争”火焰的炙烤，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性的一片油脂上，就因风就势地燃起了人间仇杀的大火，把人们之间长期形成而掩埋着的积怨，甚至祖辈世代遗留的冤仇，一下子挖掘并点燃起来。这就形成历次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大清洗”中的仇杀恶斗。这种恶斗既严重伤害了群众，又残害了党的肌体，使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党的精英受到致命摧残。苏联经过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战前“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分别清除了两代杰出的政治精英和领导人：一代是十月革命前成长起来的，即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代是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和建设中经受锻炼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遭到严重伤害。在整个苏联时代，数十万人被杀，数百万人被捕坐牢，牵连几千万人遭受迫害。在苏联当时总人口才有1亿5-6千万的总数中，这占了极大的比例！这是人们难以承受的巨大创伤，所以在时过境迁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至今难以抚平过往的创痛。在革命政治精英中，连最年轻、最杰出、最堪重任的人物都遭杀害。老一代中被杀的布哈林（1888-1938）和皮达可夫（1890-1937），是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中被列宁称为“最年轻”和“最杰出的力量”；年轻一代中被杀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和阿·阿·库茨涅佐夫（1905-1950），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最卓越的人才，曾被斯大林作为党和政府的接班人认真考虑过。如果他们不被镇压，布哈林1953年也才65岁；皮达可夫这时才63岁，他们与当时四五十岁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相搭配，可以构成不同年龄梯队的接班人。试想，如果不是战前的“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把他们统统除掉，而是把他们这些“杰出人才”一直充实在苏共领导集团内，并由他们接班，取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之辈，那苏共领导集团会该是一种什么局面。倘若如此，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第二，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结合而产生的极左思潮，除人为制造社会政治运动，激起革命队伍内部厮杀恶斗外，在日常经济政治生活中也处处以反商品关系、反资产阶级为己任，实行一种“超阶段”的方针路线和战略策略，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自断财路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