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容篇1

1.模型中的主要参数水平（1）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保人数及参保率。由于近年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只公布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绝对人数，没有参保率数据，因此，本研究按如下口径计算城镇参保率（见表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应保人数为当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应保人数=城镇居民总人数-当年城镇就业人员数-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数；由此计算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保率可能低于官方估计，但具有时间序列可比性。新农合参保率采用官方报告的统计数据。（2）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可报销药物的比例。2003年药典药品数量参考中国药典2000版,2006年、2008-2010年参考中国药典2005版。由于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新农合的基本药物目录，因此，表2中数据为各省加权数据，具体方法为：东部（12个省、直辖市）、中部（9个省、自治区）、西部（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当年出台新农合基本药物目录的省份，取目录中药品数量的平均值，然后参照当年东部、中部、西部的总人口比例（见表3）进行加权求和；由于2006年多数省份尚未出台新农合基本药物目录，为方便计算，借用2008年数据。（3）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费用补偿水平。2009年、2010年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数据为已公布数据[4,5]，2003年、2006年和2008年为推算的结果。推算方法为：假设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补偿水平的逐年改善程度是相对稳定的，则根据2009年、2010年已知水平，利用移动平均法，推算出2003年、2006年和2008年的补偿水平（见表4）。（4）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层次的不同，因此可在赋值原则指导下，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获得国家层面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得分。已知2010年三项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分布状况（见表5），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省级统筹，其余27个省（自治区）实现了市级统筹，故Pi=（4/31）×0.75+（27/31）×0.5=0.5323；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2010年天津市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省级统筹，其余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实现了市级统筹，故Pi=（2/30）×0.75+（28/30）×0.5=0.5167；北京、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农合制度实现了市级统筹，在其余26个省（自治区）的271个地市级行政区中，有45个实现了新农合制度的市级统筹，故Pi=4/30×0.5+（45/271×0.5+226/271×0.25）×26/30=0.3193。2008年，安徽省17个地级行政区中，有4个实现了新农合市级统筹，因此，2008年安徽省新农合统筹得分=4/17×0.5+13/17×0.25=0.3088。在国家层面，2008年新农合统筹层次得分=4/30×0.5+25/30×0.25+1/30×0.3088=0.2853。在已知新农合2008年和2010年统筹层次得分的情况下，假设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层次的改善速率是相同的，则使用移动平均法可以推算出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得分（见表6）。经计算，可获得中国部分年份全民统一健保测量结果（见表7）。以2010年为例，计算过程为：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为74.05%、74.95%、96.30%；保障范围分别为67.58%、68.70%、37.77%；补偿水平分别为75%、60%、60%；统筹层次得分分别为0.5323、0.5167、0.3193。因此，2010年中国UHC=（0.7405×0.6758×0.75×0.5323+0.7495×0.6870×0.6×0.5242+0.9630×0.3983×0.6×0.3193）÷3÷3=0.0481。其他年份的计算结果可同理得到。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虽然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全民统一健保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甚至由于引入新的医疗保障形式，保障制度进一步碎片化，导致全民统一健保水平降低。应用乘法模型可分析其他国家全民统一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状态。以英国为例，其实行以一般税收筹资为基础的国民卫生服务体制（NHS），覆盖95%人口；在保障项目中，只有眼科检查和牙科检查需要个人付费[6]，此处忽略不计，将保障水平设为100%；补偿水平也达到100%。由此，英国2009年全民统一健康保障制度的得分为0.95（见表8）。

2.中国全民统一健保测算的灵敏度分析为推进中国全民统一健保，有必要分析哪些影响因素是最关键的。可通过灵敏度分析，探讨乘法模型中有关参数的不同取值水平对全民统一健保程度的影响。灵敏度分析只对2010年的情况进行模拟计算。（1）统一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将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合并为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则2010年中国全民统一健保程度可达到0.2467，提高了412.89%（见表9）。（2）提高统筹层次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若将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提高至省级或全国水平，则2010年全民统一健保程度可分别达到0.0762或0.1016（见表10），提高了58.42%或111.23%。（3）提高保障范围和补偿水平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将三项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和补偿水平均提高至75%，则2010年全民统一健保程度可达到0.0681（见表11），有41.58%的改善幅度。提（4）参数联动的影响。如果合并城乡不同的健康保障制度，并提升制度的统筹层次（省级、全国），同时保障范围和补偿水平提高至75%，则2010年全民统一健保程度可达到0.3990或0.5320（见表12），约提高729.52%或1006.03%。综上，从单个参数对全民统一健保的影响看，保障制度的统一，也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的一致对全民统一健保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统筹层次，最后是保障范围和补偿水平；参数联动的效应明显大于单一参数变化的影响。

讨论与政策建议

1.定量评价了中国全民统一健保的进程尽管近年来国际上热议全民统一健保的话题，也提出了考量保障制度发展程度的宽度、高度和深度等三个要素，但以往研究和讨论是从定性层面进行的。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扩展了对全民统一健保更多维度的认识，将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及统一性第一次纳入考量范围，并提出了可计量的乘法模型。将五方面因素综合到一起，定量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全民统一健保的发展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指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主要参数的研究，首次量化回答了近年来全民统一健保的演化趋势。乘法模型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全民统一健保程度的评价，为跨国、跨地区比较研究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对客观认识本国、本地区全民统一健保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工具性价值。

2.中国全民统一健保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中国近年来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覆盖的城乡人口超过12亿人，但也存在制度顶层设计问题，最重要的是保障制度碎片化，陆续出现了1998年面向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2003年面向农民的新农合和2007年面向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等三项不同的保障制度。三项制度设计背后透视出的巨大问题是对健康是否是一项基本人权的认识与处置态度，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城乡不同身份的居民得到的医疗服务待遇差距显著，并且为后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的齐同化形成了制度障碍。而全民统一健保（UHC）是国际卫生发展的基本理念和重大趋势，其核心价值观是不同居民获得卫生服务应当具有齐同的机会、过程和实质待遇。如果从统一待遇的角度并综合保障制度的宽度、高度、深度和统筹层次对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综合评价，2010年的得分只有0.0481分（满分为1），属于全民统一健保发展的初级阶段，今后的路程还相当遥远，任务也十分艰巨，时间亦非常紧迫，切不可高估当前成绩，更不能盲目乐观。今后必须在统一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等方面拿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付出艰辛的政策与实践努力，才能改善在全民统一健康保障程度上的综合表现。

3.统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待遇是当务之急从全民统一健保的灵敏度分析结果看，改善中国全民统一健保程度的最主要贡献因素是消除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碎片化设计，统一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及其待遇，实现国民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居于次要地位的是提高各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而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补偿水平对全民统一健保的贡献是最小的。因此，从促进全民统一健保上着眼，应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尽快合并三项面向不同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的均等化上；其次是提高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尽快实现省级统筹并努力缩短全国统筹的进程。从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看，上述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巩固和扩大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上，而这些努力对实现全民统一健保的贡献程度已经下降。应当适时调整工作重点和方向，在政治上发挥集中领导的优势，下定决心推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唯一化和齐同化，消除体制设计的障碍因素。2013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提出，2013年6月底以前完成“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任务。但必须看到，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统一管理只是手段，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尽快实现不同人群获得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如果不本着这个目的去整合管理职能的话，即使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到一个部门去管理，也不具有促进全民统一健保的实质作用。在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与统一的过程中可以有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首先把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一到一起，形成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然后再与新农合制度合并；第二种选择是首先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到一起，待遇齐同后再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第三种选择是一次性把三种保障制度合并在一起，并统一待遇，这需要更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更好的公共政策设计与执行能力。从中国现实情况和居民意愿考虑，第三种选择为上策，将会使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有根本性的跃升，有利于在国际上充分展示中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民族智慧。

4.政策联动对提高全民统一健保的作用更加显著灵敏度分析揭示，如果同时合并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补偿水平，在协同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全民统一健保的水平将大幅提高。可见，多种举措协同的联合效应明显好于单项政策产生的效果，同时也表明中国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多个方面都有改善的空间。

5.以此为参考，可以将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未来改革任务更加聚焦而明晰———巩固扩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人群、扩大保障内容、提高筹资和补偿水平、提升统筹层次、合并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并做到城乡待遇齐同。中央政府应当指导各地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聚焦于上述五项基本任务，不能偏离这一主线，而且要更多鼓励和引导地方在统一城乡医疗保障待遇和提升统筹层次上取得实质进展和突破。如此，中国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进程，明显改善民生，而且将会促进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提升综合国力，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

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容篇2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就落实温家宝总理“发挥商业保险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和如何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实行基本医疗保障第三方管理服务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很多突出问题

杨金生委员首先介绍说，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在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比如说保障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公平性体现不够充分，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总体不高，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医疗社会救助三个层次保障制度发展不平衡，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性体现不够充分等。另外，医疗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分散，经办能力不足、运行成本较高、运行效率偏低。而且，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形态多样，在制度设计与保障提供上缺乏统筹规划，有关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比如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管理，新农合由卫生部管理，城乡医疗救助由民政部门管理，商业健康保险由保监会管理,另外还有公费医疗等，这种做法造成管理制度不统一，行政资源浪费，公共服务效率偏低。还有不少地区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手段落后，甚至存在使用手工操作方式管理的现象，无法适应城乡一体化建设、人口流动性增强和建设全国通行的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

再者，目前我国医疗成本控制机制尚不健全，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部门缺乏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动力，过度医疗、过度耗材等医疗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据杨金生委员透露，2005年至2009年，我国医疗费用平均增速高出GDP平均增速近7个百分点；据估算，我国医疗费用增长部分的20%～30%，是由于以药养医以及举证倒置、过度医疗等原因导致的不合理支出。这既加重了政府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杨金生委员认为，商业健康保险除具有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外，更能体现保险业进行社会风险管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能够在推进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可以提高保障水平，丰富保障内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保障需求；二是可以发挥专业优势，提高医疗保障体系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可以强化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约束，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

因此，杨金生委员针对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几个观点――

首先，要想完善由三大层次保障制度构成的医疗保障体系，就要从制度和机制上进一步明确三个层次保障制度中政府部门、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地位与职责，按照新医改“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等市场机制作用，体现中央要求的“四个分开”，实现各医疗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特别要在基本医疗保障领域大力引入商业健康保险等第三方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的范围和深度，统筹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其次是要积极发展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支持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与补充医疗保险的一体化管理服务。杨金生委员认为，目前与基本医疗保障配套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健全，只有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所以，他建议尽快完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丰富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医保制度的多样性，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保障需要；同时，明确政府部门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将补充医疗保险交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承办，实现基本医疗保险与补充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上的有效衔接和一体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三是要尽快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基础数据在设计保险产品和保障方案方面的支持作用。杨金生委员说，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补充医疗保险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紧密衔接的，实现诊疗信息、基本医疗保障数据的共享，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更好地发挥精算技术、风险管控、理赔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协助政府完善基本医疗保障方案设计，提高风险控制和服务管理的针对性；同时，有助于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积累基础数据，夯实精算基础，提高产品服务定价的科学性。他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保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为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现提供基础保证。

最后，政府还要大力支持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医疗服务监督，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新医改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发挥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费用的制约作用”。杨金生委员说，商业健康保险积极地与社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合作，在强化医疗行为监督，实现参保群众合理治疗、合理付费等方面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医疗服务监督，发挥商业健康保险机制对医疗服务的制约作用，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实行第三方管理服务

杨金生委员接着说，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新医改方案，加快推进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引入商业健康保险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形成了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但是，在新医改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部门认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应完全由政府独立完成，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引入商业健康保险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还存在顾虑，甚至予以排斥。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医改方案精神，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杨金生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第一、按照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发挥商业保险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的部署以及新医改方案精神，遵循“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原则，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清晰界定政府医保部门和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在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方面的不同职责范围，加快推进政事分开，明确政府职责，积极鼓励和大力引进商业健康保险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从事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和管理服务，不断提高参与的范围和深度，统筹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增进社会民众的福祉。同时，明确各类补充医疗保险交由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承办，支持基本医疗保险与补充医疗保险一体化管理等创新实践。

第二、尽快制定《商业健康保险经办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办法》，明确界定商业健康保险机构从事基本医疗保障经办和管理服务的专业资质、准入条件、操作规范和监督办法等，如对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业务，制定不同于一般人身保险业务的偿付能力要求，以及免交保险监管费和保险保障基金等。同时，优先鼓励实力强、服务优、成本低、效率高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从事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和管理服务。

第三、完善现行医保基金管理政策，明确允许可以从医保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为参保人员投保补充医疗保险或向商业健康保险机构支付委托管理服务费。同时，调整相关财政税费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机构从事基本医疗保障经办和管理服务给予免税的优惠政策或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最后，杨金生委员表示，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实行基本医疗保障第三方管理服务的理念，一是有利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引入商业健康保险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建立“征、管、办”相分离的运行机制，将相关政府部门从大量的具体经办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政策研究和监管指导工作，强化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监管等方面的职责，加快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这既是加快推进政事分开、加强行政部门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积极贯彻落实“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举措。

二是有利于减少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政府通过支付较少的成本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基本医疗保障交由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管理，能够直接利用商业健康保险机构的管理平台、服务网点、服务队伍、运行机制和专业技术，为参保群众提供医疗风险控制、费用审核报销、健康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大大减轻政府在设置经办机构、搭建管理平台等方面的投入成本。

三是有利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水平。通过积极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其在产品精算、医疗风险管控、理赔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既可以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降低不合理医疗行为的发生，减轻参保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缓解医疗费用迅速上升的压力；也可以通过建立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医保中心三者之间统一的支付平台和直接结算机制，大大简化参保群众的报销流程和理赔手续，大幅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将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形成并实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医保制度，卫生部所属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服务，保险机构的健康管理平台实现资金托管的制约监督体系。

四是有利于加快实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统一的进程。积极引入商业健康保险，统一经办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可以有效整合基本医疗保障服务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打破制度分割、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统一框架建设奠定较好的基础。

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容篇3

关键词：卫生改革，基本医疗保险，保险覆盖率，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基本医疗保险议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核心是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运而生，而且它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系密切。总体来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分为两大阶段，1998年以前是医疗体制改革为主的第一阶段，医院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医疗服务能力扩张和探索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是改革的主线。 1998年国务院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0年“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2年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标志真正进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期，医药卫生体制综合、系统改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和整体设计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成为此时体制改革的主线。纵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目前已进入整体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模式选择的关键时刻，设计选择何种医疗保险、健康照顾、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模式，至关重要，其中尤以医疗保险制度最为重要，因为医疗保险是医药卫生体制和福利制度运作的主要产出，直接关系亿万国民的身心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关系国民素质与社会质量。因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是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议题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实施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以来，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工厂卫生状况、家庭卫生、个人卫生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政府承担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的责任。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如何利用商业保险原理和社会互助原则，将人们组织起来，预防疾病和抵御疾病风险，确保有竞争性劳动者的社会需要推动下，英国工会组织首创医疗保险制度，其后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将社会保险制度化，建立完备的工伤、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医疗保险已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成为绝大多数人预防疾病的主要方法。综观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改革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例如，非洲医疗保健体系改革创新方向是广泛实施法定保险计划；美洲大陆医疗保险改革动向是扩大医疗保险体系覆盖范围，提高效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医疗保险改革方向是扩大保险覆盖率，多元化筹集保险资金；欧洲医疗保险改革趋势是调整医疗待遇，将社会市场型竞争机制引入健康照顾领域。显而易见，医疗保险制度是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最主要形态，这意味医疗保险既是人们享受健康照顾的基本途径，又是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国际惯例”。

二、城乡医疗保险现状与四分五裂的医疗保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享受健康照顾服务与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居民无任何医疗保障，个人承担疾病风险。根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缓慢，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只有少数群体享有“不尽人意”的医疗保障制度，健康平等问题格外尖锐。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城市地区无医疗保险的比例女性高于男性(高出5.4%)；年龄差异，例如，城市享有各种医疗保险人口的比例随年龄降低呈递减的趋势，5岁以下儿童无医疗保险比例高达70%；文化程度差异，例如，城市地区无医疗保险人口中低文化程度比例较高，占26.5%，而高学历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只占8.8%；职业层次差异，例如，管理人员中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其中64.4%的人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民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最低，86.8%的人无任何医疗保险，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中制度性、结构性、体制性不平等、不公正状况可见一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现行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结构性与医药文化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其发挥积极作用，防病治病和改善健康状况，而且成为制度化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影响社会正义。首先，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的价值基础、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与价值判断等问题颇多，直接影响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健康照顾政策模式选择，影响医疗保险服务效果与效率。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无法回避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福利制度精髓是其价值基础。总体来说，目前主流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是，疾病是个人不幸与个人麻烦，是个人倒霉，甚至是上天对某些人行为不检、道德沦丧的惩罚，是“罪有应得”和“活该倒霉”，而非典型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议题。对待疾病的这种“谴责牺牲者”取向的社会观念和态度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工业化革命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目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令人鼓舞的是，2002年sars疫情用血的代价使国人普遍理解了为什么说，公共卫生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观点，政府加大公共卫生的投资力度，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出现重大转机。然而，在医疗服务市场化和医院费用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基本医疗服务不是福利服务，不是政府应该承担责任的公共服务，政府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买单”，病人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和医院靠吃病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公民缺乏健康权利，公民无权从国家与社会那里获得应该享有的基本健康照顾服务。这种观念牵涉的深层次理论假设和价值争论是，健康照顾是否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政府是否应承担起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健康照顾服务的责任?社会发展最高目标是什么?欧美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些基本问题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并为其国家健康服务制度(英国等)，国家保险制度(加拿大)，社会保险制度(德国、日本)，医疗储蓄体系(新加坡)，私人保险加政府医疗救助体系(美国)提供了相应的社会价值基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缺乏相应价值目标和文化基础，社会各界人士对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目标缺乏社会共识，严重影响了制度设计质量。

其次，卫生改革特别是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目的含糊不清，医学目的和医疗服务目标背离医学的神圣使命，健康照顾不是维护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而是加剧健康不平等和不公正，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障领域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根源。综观卫生改革实践，长期以来，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综观《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看不见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促进健康平等，维护健康公平和提高生活质量等社会政策目标，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本身成为医疗保险的目的，颠倒了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医学、健康照顾和医疗保险制度的目的都是治病救人、预防疾病、阻止死亡、维持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改善生活质量，并且通过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的最高目标，而非加剧健康领域不平等。毫无疑问，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肯定无助于健康保险的目标。

第三，卫生改革特别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医疗保险政策模式选择基本原则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医疗保险制度框架的设计原则和实际运作状况相去甚远，甚至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1997年《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卫生改革与发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收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国务院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医疗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其核心原则和精神实质是“广覆盖、低水平”。目前，医疗保障状况确实是低水平的，但是，离广覆盖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全国70%人无任何保险是典型例证。从医疗保险覆盖率角度看，目前健康不平等、不公平主要表现形式是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小，如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和提高健康平等程度的关键问题。

第四，目前医疗保险范围过窄，许多疾病、药品没有纳入医疗保险诊疗和药品目录范围，医疗保险待遇和报销比例偏低，基本医疗保险沉淀资金过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有效发挥预防疾病、抵御医疗风险和改善健康状况的作用，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健康需要。目前，全国各地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细则和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均印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个人帐户，基本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和医疗服务体系。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各地制度框架设计与保险待遇存在显著不同，人为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基本医疗保险和健康照顾服务体系成为影响企业竞争的因素。与此同时，由于医疗保险主要关注大病医疗互助基金和住院治疗，轻视门诊和常见病诊治，许多地方基本医疗保险设置了起报线，对未达到起报线的门诊费用不予报销，不利疾病预防，不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甚至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且不利于医学模式转变。如何处理大病与小病关系的同时，如何处理预防与治疗的关系同样直接影响服务范围内容。目前，各地医疗保险范围与保险服务内容主要局限于医院门诊、住院和大病治疗服务范围，对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社区卫生服务等非基本医疗服务范围内容的关注不多见，缺乏相应优惠鼓励政策，医疗保险服务工作重点不是如何预防疾病和防止保险对象不得病，而是侧重于疾病治疗特别是晚期的无效治疗，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加剧卫生资源紧张状况。不难想象，前述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必然结果是，企业和保险对象缴纳相当保险金，但医疗保险门槛过高、保险待遇和报销比例偏低，导致大量保险资金沉淀。如广东1999-2003年医疗保险基金结余高达128.73亿元，占全国的 19.2%，引发人们思考举办医疗保险目的何在，致使相当数量医保对象抱怨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医疗保险难以发挥应有保障作用。

第五，医疗保险筹资融资和基金增值渠道单一，保险基金分散和统筹层次较低导致基金难以发挥大数法则，医疗保险基金安全运行和科学管理有待提高，个人费用负担的比例过高，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筹资公平问题突出，难以充分体现社会保险性质和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基本医疗保险是典型的社会保险，基本特征是其强制性、非营利性和国家的社会保护责任。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包括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两部分，每部分又分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互助两块。总体来说，目前医疗保险筹资融资，特别是基金增值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靠银行的存款利息，难以有效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与此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统筹层次多是地市范围，参保人数有限，基金相对比较分散，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因各种各样原因，医疗保险基金安全封闭运行和科学规范管理有待提高。最为重要的是，城乡 70%的居民没有任何形式医疗保障，全靠家庭和个人力量抵御疾病风险，在医疗费用上涨幅度过快的背景下，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卫生筹资公平性位居世界末尾。在医疗费用上涨幅度过高的背景下，居民基本反应方式有三，一是应就诊未就诊，应住院未住院。二是减少治疗和降低治疗标准。三是患病后等待拖延，或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或拖成大病，形成恶性循环，既造成医疗资源闲置、浪费和误用，又引发严峻的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议题。如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城乡患者中未就诊比例为 48.9%，其中城市为57.0%，农村为45.8%，与前两次卫生服务调查相比，患者未就诊比例出现明显增高趋势。未就诊原因中，38.2%的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城乡居民未住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70%)。如何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发挥社会保险互助互济作用成为完善医疗保险政策的当务之急。

第六，目前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各种医疗保障形态之间缺乏应有的、紧密的制度联系，政出多门、部门交叉、城乡差别和制度分隔的状况比较明显，医疗保障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整体作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迫切需要系统性、制度化整合。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形态多样，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负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管理工作，卫生部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民政部负责城乡医疗救助试点工作，中组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事业，各类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商业保险，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分散在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每种医疗保障体系均有一套独立运行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体系，行政管理成本巨大。更为重要的是，除行政管理成本之外，目前各种医疗保障体系之间相互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人为造成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分隔、城乡差别、身份歧视和健康不平等，既不利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政出多门，交叉重叠、多头分隔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的格局，又不利于统一、协调、整合管理医疗保障制度，最大化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保护作用，最大化改善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的社会福利水平。

第七，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改善国民身心健康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率尚不理想，难以充分发挥正面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社会投资与社会预防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和政策模式选择任重道远。众所周知，医疗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归属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卫生政策范畴。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预防疾病，治病救人，维持健康，提高生命质量，降低疾病风险，改善生活质量，主要发挥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和社会整合等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安排的分散、城乡分隔和制度化健康不平等等原因，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不仅难以发挥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和社会整合等积极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度化健康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性根源，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的积极社会影响、社会效果与经济效率同样尚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是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

三、“一个制度、多种标准”与全民医疗保险

进一步深化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思路是：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尽快建立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为建构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虽然目前的医疗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结构性、体制性和系统性问题，但是，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制度设计和医疗保险政策模式选择过程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完全否定现有的制度安排，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参照国际经验和世界医疗保障改革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框架。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所谓“一个制度”是指重新整合、重组各种医疗保障制度，将其统一为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种标准”是指根据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设计多种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缴费标准，以便将所有国民都纳入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围当中，从而形成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实现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目标。“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和改革思路，来自卫生改革困境，来自医疗保障制度现状，来自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现存问题和基层工作者的探索创新，来自建构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众所周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医药卫生改革的效果越来越差，健康平等与健康公平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国民处于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完全背离了医疗保障的国际惯例，全民性医疗保险是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而且拥有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经验，只不过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相互分隔，没有形成一种统一、整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保人数有限，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太低，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缴费标准是按照城市就业者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确定的，没有考虑到低收人群体、城市农民工群体、城乡结合部或农转居群体、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的实际情况，人为的将许多群体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外。为解决覆盖率过低的问题，全国各地的一线工作者已经按照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思路在探索创新，例如，广东东莞特别为农民工设置了一种缴费标准，上海市特别为农民工设计了城镇综合医疗保险制度，还有不少地方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农转居群体提供社区为基础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改革原则和改革思路的优点众多，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现有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诸多结构性、体制性弊端，有助于重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首先，“一个制度、多种标准”改革原则的精髓、实质与革命之处是旨在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彻底改变以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依托的选择性原则、城乡差别对待和身份歧视等价值理念，充分体现普及性、全民性、平等性、公民权利、基本需要、健康优先等现代福利价值观念。其次，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充分体现国家福利责任、健康平等与健康公平等社会政策目标，有助于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制度目标，有助于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第三，“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真正解决了如何实现广覆盖、低水平的问题，是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首要原则，既考虑中国社会状况，又考虑医疗保障发展趋势。第四，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够显著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改善、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为参保对象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服务，改善生活质量。第五，“一个制度、多种标准”的原则彻底改变医疗保险现有的筹资机制，真正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作的筹资机制，特别是彻底消灭个人承担疾病风险，抵御健康风险的自费医疗。第六，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够彻底改变目前城乡分隔、分散和四分五裂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系统整合和平等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最后，根据“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设计的医疗保险制度能发挥积极的健康保障作用与影响。

四、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基础，首要条件是无形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态度，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全民健康保障议题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某种程度说，全民医疗保险并非创新之举，而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真实写照。1949年以来，在东西方冷战和政府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逐步建立起以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为主的医疗保障，实现低水平、广覆盖全民医疗保障。这种广覆盖、低水平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人所共知，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人的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时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彻底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性地位显著提高。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医疗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决定性因素。纵使是从经济因素考虑，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都能基本实现全民性医疗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肯定能够负担“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换言之，经济因素和国家财力是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能否实现“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取决政府首脑的政治意愿，取决于社会各界人士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态度，取决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社会制度性基础。这意味只有当全社会普遍充分认识到身心健康状况与健康保障在社会生活，在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个人福利水平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之时，只有社会各界人士对全民医疗保障与全民医疗保险形成广泛社会共识之时，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才具备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

实现“一个制度、多种标准”原则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需要诸多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价值理念、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统一、系统整合、科学管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角度设计制度，从公民权利、身份平等和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差别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角度设计制度。其次，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价格、医疗收费政策和医疗机构激励机制的改革，彻底改变医疗收费与医护人员个人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杜绝以药养医，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良性健康运作奠定社会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谋求多方共赢的发展。第三，明确规定卫生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确定健康照顾服务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政策框架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国策性地位，将健康需要满足作为社会政策议程的头等大事，确定国民健康状况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加大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多种承诺。第四，改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侧重于防止大病、重病和住院手术的流行观点，将大病、重病的医疗互助和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积极防治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健康状况。同时，改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侧重疾病治疗、大病治疗、住院手术和慢性病治疗的流行看法，将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前移，更加注重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事业，实现治病到防病，疾病治疗到预防疾病，末端治疗到早期干预，医疗保险到健康维护的转变。第四，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加大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投入，完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框架，确保国家对健康、教育、福利、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就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解决医疗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融资、监管和保值增值问题，合理测算缴费标准，充分考虑不同缴费标准之间的衔接过渡和整体安排问题，确保保险基金安全封闭增值运行。第五，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和身份歧视，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做好不同地区、不同缴费标准和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过渡，实现保险制度的异地使用，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移动性”特征，使其成为劳动市场运作的社会基础设施。最后，在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础上，整合、重构各种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与政策，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统分结合、系统整合、运转灵活和健康平等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中国正处于翻天覆地和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管理机制，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和谐社会等多种社会发展主题高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如何整体推进，确定优先次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制度框架建设与政策模式选择显得格外重要。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议题，理所当然处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中心位置，处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地位，其重要性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直接关系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说明，目前绝大多数国民的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满足，身心健康已成中国人最重要的基本需要，如何回应社会需要，满足健康需要成为政府首要任务。健康是人类最大的福利。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那么就什么都没有，就谈不到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谈不到幸福美好生活，谈不到建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社会处境下，政府逐渐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政策模式选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总体来说，现行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明显具有不少先天不足之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医疗保险政策模式所依据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具有明显时代局限性和有待改善之处，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现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相应的现代价值理念，健康照顾政策目标含糊不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则背离公民权利、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价值观，维护城乡差别、身份歧视和制度化不平等的现状，医疗保险制度难以发挥医疗保障的作用，现存医疗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不仅没有发挥社会预防、社会稳定、社会投资等积极作用，而且成为制度化健康不平等与不公平的社会温床，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功能发生反向逆转。由此引发人们对制度框架设计与制度安排目的的反思。众所周知，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及时回应不断变迁和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每种社会制度安排都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险制度是解决疾病问题的。这意味在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制度框架设计和政策模式选择至关重要。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证明，回应性政府和科学决策模式是最佳选择。

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容篇4

一、提高对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医疗保障工作，全省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医疗补助等为补充的城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全省全面推行，并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以外的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由于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使得部分群众就医难的问题日显突出，成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各级政府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在不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其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妥善解决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二、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省委确定的实施“八八战略”和建设“平安*”的总体部署，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实现我省城镇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总体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推动我省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对所有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外的其他城镇居民作出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着力保障城镇居民大病医疗需求；二是坚持多层次、多形式，根据城镇居民的人群特点和现实基础，允许采用多种保障方式；三是坚持多渠道、能承受，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建立个人（家庭）缴费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四是坚持属地管理，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相对应。

三、试点工作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开展试点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人群医疗需求，合理确定保障方式和保障待遇。

保障范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以外的全体城镇居民，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以及其他城镇非从业人员等。

保障重点。着眼于保障基本的医疗需求，重点解决城镇居民的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医疗费用。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原则上只建统筹基金，不建个人账户。

保障水平。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按不低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标准确定。

保障方式。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人群特点，合理确定保障方式，既可以采取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也可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衔接，建立城乡合作医疗制度。

在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加快实施社会医疗救助，对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影响基本生活的困难家庭居民实行医疗救助。要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完善相关政策，引导群众合理就医。

四、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

解决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落实医疗保障资金是关键。各地要根据保障范围、不同人群的保障需求和承受能力，按照不低于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不高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合理确定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的筹资标准。其中，未成年人的筹资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80元，其他城镇居民的筹资标准，由各统筹地区根据当地医疗保障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确定。

建立个人（家庭）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明确各自的资金分担责任。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激励作用。城镇老年居民、未成年人和城镇非从业人员，以个人（家庭）缴费为主、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各级财政的补助标准不低于参加医疗保险人员筹资水平的三分之一，其中，省财政对市、县按欠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适当补助。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对职工家属（包括未成年人）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适当资助。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低保对象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负责解决。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基金应单独建账，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精心组织。劳动保障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调研，抓紧研究制定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做好制度实施及相关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资金的保障工作，确保医疗保障资金的及时到位。卫生部门要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加快制定临床诊疗规范，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为城镇各类人员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民政、教育等部门和城市社区组织，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做好试点的相关工作。

要切实加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建设，建立与医疗保险业务发展相适应的人员配置机制和财政保障机制，加强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效能，创新工作机制，以适应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容篇5

城区学校在校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的实施遵循三项原则：

（一）学生收费不提高；

（二）学生保险险种不减少；

（三）学生保障待遇与原商业保险原则相一致。

二、参加范围和对象

*市柯城区城区学校（幼儿园）在册的学生（以下简称城区学校在校生）。

城区学校是指*市本级及柯城区属依法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城区公办和民办的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普通高校。

三、资金筹集

（一）参保登记

城区学校在校生初次参保以所在学校（幼儿园）为单位，学生持身份证（户口簿）、一寸彩照，到所在学校（幼儿园）办理登记缴费手续。已有缴费记录的城区学校在校生参保不需提供上述材料，只需凭医疗保障卡缴费登记。学校（幼儿园）收集参保学生的个人信息资料，汇总登记造册，并将信息以网上申报形式报送柯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社保局）。

（二）缴费标准

1．柯城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60元。

2．低保、残疾等级二级及以上在校生，不分户籍，个人缴费部分统一由政府财政负责解决。符合条件的学生由所在学校负责参保登记和免缴证件的初审，学校汇总造册后，将信息资料和免缴证件复印件送交区社保局。

3．筹资标准根据我市区经济发展、医疗消费水平和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变化作适时调整。

（三）参保缴费时间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按年收缴，在校学生缴费时间为每年9月1日至9月30日，每年的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为医疗保障待遇享受期。参保学生均应在规定的缴费期内一次性缴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逾期未缴纳者，不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待遇，中途不办理补交或退出手续。缴费凭证随参保信息资料汇总表一起送交区社保局。

四、资金支付范围

（一）城区学校在校学生医疗保障报销范围：参保学生在统筹期内因病或因遭受意外伤害，在定点医疗机构诊疗及特殊病种门诊所产生的符合柯城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的医疗费用（即有效医药费用）。

（二）柯城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医疗费用诊疗项目及用药范围参照《浙江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诊疗项目》、《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儿童用药有关问题的通知》执行。

（三）参保学生因下列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列入医疗保障资金支付范围：

1．在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支付标准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

2．未按规定就医、购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3．因违法犯罪、自残或自杀、斗殴、酗酒、吸毒等行为发生的医疗费用；

4．因医疗事故、大面积食物中毒及因其他赔付责任发生的医疗费用；

5．出国、出境（港、澳、台）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6．参保人员被暂停、停止享受医疗保障待遇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7．其他按规定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