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1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海外投资的盛宴才刚刚开始。

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同比增长63.6%;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同比增长588.6%。

运用比较法也许更有助于理解中国海外投资的高增长。一种方法是与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比较。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趋缓。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约21%,由2007年的1.83万亿美元减至1.4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高于全球增速的幅度达到117.7%。

如果将分析的时序拉长,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这种高速增长是作为一种趋势存在,金融危机仅仅是将这一趋势更加显现。在时序的分析中,两个年份具有关键意义:一是2003年,正是从该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高速增长;二是2006年,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发端于2007年8月,此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可认为是剥离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数据可以看出,200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95%,是同一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速的3倍。而在1991-2000年长达10年的时间内,尽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处在年均增长22%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几乎为零增长。

另一种方法是与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比较。早在1993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金额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2008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952.53亿美元,这意味着短短6年间(2003-200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从区区28.5亿美元发展至引资数量的一半左右。

从基本理论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寻找市场,寻找资源和寻找战略资产。

市场寻找型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东道国本地市场或其邻近市场服务。从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很难看出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但是依据常识判断,其比例不会太高。因为这种投资与国家间贸易壁垒或运输成本的高低水平正相关,也与当地的市场需求正相关。也就是说,国家间贸易壁垒或运输成本越高,东道国市场需求越大,市场寻找型投资越多。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在加大,但是除了部分国家在个别领域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外,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壁垒并未普遍显著提高,同时整体上看,危机引致的经济低迷和收入减少明显抑制了当地市场需求,并且随着油价的下降和国际贸易的萎缩,运输成本也在降低。该类型投资中受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是一个投资的新亮点。

资源寻找型投资关注的主要是国外的特定自然资源。中铝对力拓的投资即属于该范畴。中国依赖加工贸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国内企业对外部资源的渴求。特别是在制造业的终端生产环节获得了充分发展情况下,为寻求稳定的供应来源以及确保制造环节的利润不致被高企的资源成本所侵蚀,该领域的投资将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该领域投资具有单笔交易金额巨大的特点,其影响将举足轻重。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2

国际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必修课，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侧重研究国际货物贸易以外的其他国际经济业务与交往方式，核心内容是探讨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国际流动的具体形式、原因和效应。该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一)广泛性与关联性我国对国际经济合作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规模的扩大和形式的增加，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教学内容日趋庞杂，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投资合作(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国际技术合作、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国际租赁、国际经济援助、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与操作方法，及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主体权利的法律保护。课程内容的广泛性导致课堂教学存在两大难点:一是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多数开课为每周2学时)如何深入讲授庞杂的课程知识点，课程重难点如何突出;二是如何解决课程知识点与其他课程教学内容存在的重复问题，如国际直接与间接投资内容属于国际投资学，国际技术贸易、跨国公司内容在某些院校已经单设课程讲授。关联性是指国际经济合作各种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目前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要素国际间转移与重新配置多数情况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与配置。如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本身就涉及可行性研究、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劳务输出、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时效性与实践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种类不断增加，在传统的资本、技术和劳务的基础上发展出许多新的内容，如土地、信息、企业管理、风险投资等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内容。此外，中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理论与现实案例日益丰富。时效性要求授课教师随时关注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尽管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涉及要素流动的基本理论，但其理论没有严格的体系，多数理论是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课程相关理论的归纳，课程内容主要侧重于实务，特别是各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操作程序与环节，如国际技术转让、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租赁、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实践性较强的内容。

二、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一)整合教学内容明确课程定位是整合教学内容的前提。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对象，将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明确定位为: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为将来的工作与深入学习打下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学习，使学生形成一个关于国际经济合作较为完整的知识架构，特别是掌握重点概念与理论;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国际经济合作主要方式的实际操作，把握国际经济合作实务发展的新趋势与动态。目前，多数高校国际经济合作教学采用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卢进勇教授主编的部级规划教材《国际经济合作》，笔者以此教材的框架体系为基础，结合地方产业结构特点，遵循应用性、时效性与重点性原则，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与整合。1.导论。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经济合作的概念界定、类型与研究对象;国际经济合作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理论。2.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形式与发展趋势;国际直接投资主体—跨国公司概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环境。3.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利用FDI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与作用;中国利用FDI的主要方式;中国利用FDI的政策法律规定。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战略内涵与必要性;中国境外FDI的现状、特点与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文化融合。5.国际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的含义、特点、分类与影响因素;国际债券投资;国际股票投资;中国对外间接投资。6.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贸易的含义、内容;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国际技术贸易价格;中国对外技术贸易管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7.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工程承包概述;国际工程承包招投标程序;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特点与问题。8.国际劳务合作。国际劳务合作的含义、本质与主要形式;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国际劳务合同的基本条款;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现状与特点。9.国际租赁。国际租赁概述;国际租赁的主要形式;国际租赁合同;租金的计算。10.国际发展援助。概述;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中国与国际发展援助。11.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的含义、阶段、主要内容与工作程序;项目评估的概念、主要内容与工作程序;项目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的关系。12.特色专题:浙江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二)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目前，国际经济合作课程多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但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教学方式。1.主体参与教学。主要做法包括: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充当教师讲授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直接投资章节中的国际投资环境;培养学生自主查询数据与资料、EXCELL图表制作与归纳能力，如要求学生上网检索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并将其主要观点翻译成中文、要求学生到国家统计局下载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利用数据绘制图表并归纳观点，并将过程当众演示;要求学生上网检索《国际经济合作》杂志，围绕某一个主题阅读文献20篇，并撰写读书笔记;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大纲与教学环节的设计等。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改变教师包揽一切、学生消极应付的被动教学方式，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胆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2.启发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如直观启发、视频启发、语言启发、图示启发、对比启发等。如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效应，可先摆出现象或事实，启发学生进行归纳，然后结合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化;国际技术贸易章节的教学可适当拓展，利用数据、案例、对比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BOT投资方式的含义与特点由教师讲解比较枯燥，可采用通过相关视频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教师提问的教学方法;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启发式教学，如雅戈尔集团与吉利走出去的案例，启发学生思索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3.项目规划教学。项目规划教学是把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个项目，从程序上将项目设计、实施与结束的全过程设置一系列的操作环节，从时间上更关注项目的未来发展。如可行性研究报告撰写项目，首先由教师在学期初设计若干子项目;再根据全班人数分成若干执行小组，每个小组选定一名组长，组员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市场分析，有的负责投资环境，有的负责财务分析等;教师提供查找资料的途径，并根据小组要求提供必要帮助，安排组长每2周汇报一次项目进展情况;报告完成后要求学生制作PPT，并邀请部分教师对报告进行现场评比，评比结果作为过程考核的一部分。

(三)改革课程考核方式目前，多数教师对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采用的是传统的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平时成绩为辅的考核方式，且考试内容多为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在考前认真备考即可通过。这种强调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目标考核方式，弱化了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应改革为强调过程考核与分类考核，具体做法:1.建立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动态的考核制度。除了将出勤、课堂讨论与辩论计入平时成绩之外，还应将学生自学的内容、调研报告、试验报告甚至科研成果也动态地纳入课程考核的范围，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自主学习的重视程度。2.过程考核做到公开、公正与公平。首先在学期初将考核方式明确告知学生;在学期结束前1—2周，公示学生平时成绩，并允许公开质疑，对有疑义的可重新评判。3.提升过程考核分值比重。将传统的平时考核成绩所占比重由30%提升到40%，还可根据教学实际进一步提升至60%甚至以上。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3

[关键词]O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4-0059-03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S110160）。

对外直接投资（ODI）已成为一国资本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投资母国资本的使用效率，而且对母国经济长期发展还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经济现象，并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三个方面，总结了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早期的代表性理论有Hymer（1960）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产品周期理论、Buekley&Casson（1976）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1978）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其中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原因，为后来的ODI研究理论奠定了基础。内部化理论相比较而言是较为先进且概括性强的理论，它直接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生产的原因与可能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大发明，其特点是综合吸收了其他投资理论关于ODI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并从中归纳出三组优势变量，用来解释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包括国际贸易、技术转让与直接投资在内的整个国际经济活动。比较优势理论从国际分工的相对成本为切入点，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海外投资区域的范围，理论表明，从事海外生产的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越小，越容易在东道国企业找到立足点，更能轻易占领当地市场。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建立海外公司，学者们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如wells（1976）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及由内部优势化理论衍生出来的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和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等。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对西方跨国公司主流优势理论的补充。其中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认为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资理论，他把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与其自身市场特征相联系，该理论适用世界市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现状；而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考虑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强调了这种竞争优势形成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积累，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引入了研究范畴。规模经济、市场控制理论以及国家利益先得论，都是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国家寻求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研究

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论证了国际资本流动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尽管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滞后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扩散渠道，ODI的技术外溢效应已逐步为学界重视。Kogut & Chang（1991）以日本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最先考察且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随后Teece（1992）和Fosfuri et al（1999）也从企业投资动机角度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为更加准确地测度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如Pottelsberghe & Lichtenberg（2001）基于国家层面，Braconier & Ekholm（2001）、Driffield & James（2003）等人基于产业层面，Branstetter（2006）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国内讨论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主要有：马亚明与张岩贵（2003）、赵伟等（2006）、刘凯敏与朱钟棣（2007）、王英与刘思峰（2008）、白洁（2009）、何一鸣与张洪燕（2011）、李梅（2012）等。他们多采用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验证其与ODI的关系，但技术溢出的大小却不一。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利用面板数据得出O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差异（高敏雪，2004；刘明霞、王学军，2009；孙欢欢，2010；谢杰、刘任余，2011；屈展，2011 ；沙文兵，2012等）。

三、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

随着技术外溢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者们开始考虑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已有研究也充分表明，母国能否通过各种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关键在于本国的技术消化与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先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并将企业R&D成果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表现在增强企业获取、学习和运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称之为企业吸收能力。Head等人（1999）运用日本制造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投资区位分布与产业集聚关联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日本企业投资在美国集聚关联度越高的区域，对日本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就越大。Olfsdotter（1998）认为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开放度、人口增长率、政府政策乃至行政效率这些因素对母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起着重要作用。Borensztein（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具体量化吸收能力的指标，采用回归分析验证FDI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提高生产率。一些学者从技术扩散的角度，验证了国内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Keller & wolfgang， 2004）、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开放政策（Sea Jin Chang， 1995）是影响国内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一些探讨，认为人力资本、研发水平、创新投入、集聚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科技活动人口、外贸依存度和高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这些因素与母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正相关；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城乡储蓄金额、人均GDP、平均受教育程度、受高等教育人口数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在分析这类影响因素时，马亚明、张岩贵（2003）利用古诺模型来验证集聚效应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选用的是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如：刘明霞与王学军（2009）、欧阳艳艳（2010）、陈岩（2011）、李梅与金照林（2011）、霍杰（2011）等；而白洁（2009）、周春应（2009）、刘伟全（2010）则是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国内外学者通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利用计量方法已经量化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基础溢出存在与否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关于母国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还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国内大量研究已经证明O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区域差异，但关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大都基于国家层面展开，这种对整体数据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吸收能力的省际差异；第二，吸收能力的测度一直是个动态、整合发展的过程，已有研究大多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大多建立的是单一回归模型，而实际上影响吸收能力的因素远不止这些，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吸收能力评价体系将成为重中之重。

四、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合作愈演愈烈的形势下，ODI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促进投资母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有助于实现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效应与收益，提升母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母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然而，相比较理论界对O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普遍认可外，对实证研究结果则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存在正的溢出效应，部分学者则认为不显著甚至为负。为了给实证研究在结论上的分歧提供有力的解释，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吸收能力的研究上，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吸收能力的内涵，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实证检验模型与测度指标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Kogut B， Chang S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73： 401-413

[2]Teece， DJ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ilicon Valley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2，

[3]Lichtenberg，F，B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

[4]Nigel Driffield，Love J 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3， 71（6）：659-672

[5]赵伟，古广东，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2006（7）：53-60

[6]王英，刘思峰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6（2）：294-298

[7]邹玉娟，陈漓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8（5）：70-78

[8]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9（8）：65-69

[9]何一鸣，张洪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52-55

[10]孙欢欢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山东大学， 2010

[11]刘伟全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技术进步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4

概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A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J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发表了“TheEclecticParadigmasanEnvelopeforEconomicandBusinessTheoriesOfMNEs‘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i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特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基于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区位因素有不同的偏好，在长期全面提升全国各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同时，短时间内可在全国不同地区重点构造不同的区位优势以吸引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5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等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特别是中国居民收入大大的提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核心依赖于技术创新，另外中国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外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技术创新的提升是必然路径。对于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很多研究认为中短期需要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增加科研人员投入当量，长期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实现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上述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为中国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路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来源于自主创新和外源技术，实现科研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规模的增长目的是为了自主创新，而外部技术的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现的技术创新大部分是外源的技术创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吸引外资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Coe和Helpman(1995)、［1］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2］Chang等(2012)［3］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近年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分别从整体、地区和分行业等方面展开。吴建军和仇怡(2013)［4］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带来了正的影响，且大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影响程度。从区位方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也比较多，陈菲琼等(2013)［5］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苏文喆和李平(2014)［6］运用门槛检验方法，认为吸收能力跨过一定门槛后，OFDI对中国部分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会显著提高。能够有效吸收OFDI母国技术创新效应的主要是部分东部沿海地区，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仍未跨过吸收能力的高门槛。余官胜(2013)［7］从地区吸收能力的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阚大学(2014)［8］基于2003～2009年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发现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改进有效地促进了O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外溢，市场化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外溢效应越强，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反而存在负向效应。部分研究也从行业视角进行验证，吴晓波和曾瑞设(2013)［9］在系统梳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母国自主研发及母国技术引进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部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自主研发有显著正向作用。与以往文献不同，尽管本文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但是笔者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而且2009年以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加快了跨国并购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技术;其二，笔者的研究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而且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三，笔者利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或事件计数来估计(Maddala1983;CameronandTrivedi，1998)。本研究中的事件次数是专利申请数量。事件次数被定义为一个非负整值随机变量。笔者假设专利数(patentsi)服从负二项分布，即专利数量被建模为一个引入异质性的未观测误差参数的方差以及解释变量的向量(x)强度参数的泊松过程。

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

Grossman和Helpman(1991)［10］认为，技术创新与从国外获得的知识正相关，新增长理论模型也强调技术创新的“干中学”过程。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达到技术升级的目的，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自身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向比其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实现产业创业技术升级，特别是跨国并购，通过并购成熟的发达国家企业，从而拥有了其申请的专利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新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实现技术创新。联想电脑对IBM的并购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获得了较多的世界市场。假设2: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行业的自主创新由于既定资源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资金支出规模，这个支出包含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支出和研发支出，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自主创新程度。这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大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对外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企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缺乏在关键技术的创新，陷入了技术创新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招聘别国的优秀科研人员进行研发，或者直接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国外企业，母国企业在拥有关键技术的情况下通过对技术的整合，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创新，也同样达到自主创新的目的，这就是和购买国外技术同样的原理，购买—吸收—创新的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实证检验

1．模型和数据来源按照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将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变量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类构建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lnNPV=β0+β1lnLit+β2lnODIit+β3lnRDit+β4lnRDit×lnODIit+β5lnRDit×MG+μt+εit其中，NPV代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越高，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同时笔者用行业在国内外申请的专利数量来代表技术创新;L代表行业劳动力人数，笔者用企业用于研发的劳动工时当量代替，表明企业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越多;RD代表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O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在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技术研发投入，还需要考查RD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对RD和ODI进行交叉分析，MG是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笔者还对RD与MG进行交叉分析，以确定直接投资的哪种模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大。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时间，μ和ε分别为时间变量和回归残差。由于统计范围的限制，各国对高科技产业包含哪些产业存在差异。美国国家统计局于1989年7月确定了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信息通讯、电子、柔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术等10个为高科技产品，美国官方又以10位海关编码(HS－10)为基础、对“高科技产品”(AdvanceTechnologyProducts———简称ATP)做了详细的界定。根据科技部对高科技产业的定义，我国高科技产业主要包含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又细分为22个小行业，本文以五大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高科技产业的新产品产值、科研投入的人力和资本状况等来源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期间为2002～2013年。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实证研究结果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我国主要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的主要地域也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非常迅速，所占比例也非常高，在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投资所占比例超过40%，其中又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近年也快速发展，根据孟祺(2014)［12］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所占比例从2009年开始，一改以前下降的局面，出现了缓慢的上升，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笔者主要研究高科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前面的逻辑框架，主要集中于两个因变量，一个是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一个是专利申请数量。模型1和模型2主要针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般回归分析，对于RD和ODI的交叉变量和RD与MG(并购所占比例)的交叉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直接促进技术创新的条件。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研究2009～201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投入当量、研发资金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变量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研发投入，其次分别是研发人员当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小，在模型1和模型2中，即使添加了两个交叉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仅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的系数稍微高于模型1，这两个模型对应的是2002～2013年的数据。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水平为5%。究其原因，一方面专利申请数量是一个即时的直接变量，而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是一个较长的变量，根据一般推论，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直接增加新产品价值;另一方面，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还难以对技术创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的各项因素都比较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查过平均水平，而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在研发人员当量、研发资金的影响上比较显著，对外直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叉变量来看，RD×ODI以及RD×MG的影响在各个细分行业上都显著，但只是在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上影响比较大，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显著性水平为1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变量，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专利申请数量近年增长迅速，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高新技术出口国，高新技术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例也接近40%。但是，如果扣除掉作为出口主体的跨国公司进口中间产品所占的价值，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创造的附加值就比较低。这说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提高产品附加值，这就需要不断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来源包含自主创新和外源性技术。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升外源性技术，也会提高自主创新的数量，进而增加产品附加值。另外笔者也进行了断点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2009年以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的提升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产值。另外，笔者还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同行业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比较显著的依次为:电子通讯制造业、电子通讯及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以上研究结论为我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一，加快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政策以促进企业“走出去“，但主要针对传统制造业的居多，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这就迫切需要加快传统制造业走出去以消化过剩产能，但是产能的转移也需要国内实现产业升级相结合，特别是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能认为国内高新技术发展本身不足，资源应该优先配置在国内。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的实践可以看出，利用其他国家的技术研发优势等建立研究院，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技术研发水平，适应不同市场的需求。因此，应该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包括优先行业、投资目的地、投资方式等方面制定一整套的战略，避免企业单打独斗，相互竞争，最大程度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第二，不同产业的扶持支持不同。首先制定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政策，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等方面制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当然补贴和优惠等应该在WTO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且要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要求，不能有针对性地扶持个别企业，特别是只针对大型国有企业，扶持政策应该针对所有类型所有性质的企业，不论大小和是否国有。而且更应该优先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未来需要发挥不同政策的特点，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阶段、项目技术类别情况，采用更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电子通信和计算机办公设备等行业在国际已经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应该主要采用信贷支持等方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加大对跨国企业的并购以获得核心技术专利，而对于航空航天行业来说，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几大跨国公司手中，只能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获取当地的技术人力资源，因此应该采用财政补贴等方式进行扶持。第三，支持方式应当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其更具杠杆效应，以促进有限的政策和资金资源向效率高的产业流动。由无偿使用为主向有偿使用为主转变、由直补企业为主向创造外部环境为主转变”，实现“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基金包括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和天使投资基金两种方式。政府投资引导基金采取“母基金”的运作模式，基金投入方式将运用市场机制选择投资企业，通过循环使用，扶持更多行业和企业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通过基金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放大资金效应，对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扶持力度也会越来越强。在继续推行扶持性政策的同时，完善政策细节，保障政策执行效果。另外，政策短期内应该瞄准跨国并购，以快速获得可以短期获得效益的技术。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篇6

岁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经济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国经济可说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国经济总体复杂困难的大格局下，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收购兼并，又可说是特别突出的亮点之一。据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地见到中国老板的身影，他们手握巨资，盯着那些在危机下艰难度日的外国企业准备出手。据权威部门的初步统计，在全球直接投资锐减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却达到创纪录高度，仅非金融直接投资就达420亿美元，其中约45％是海外并购。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华和热闹，冷静地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与投资，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清晰，那么乐观，那么众口一词。事实上，仅仅两年前，“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都还是理论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家们争议不断的话题。许多研究者质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的能力和基础：现有海外投资理论不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行为；实践中也确有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碰得头破血流，赚钱者不多，亏损的不少。虽然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地位不断上升，但是，是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发生根本改变，从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到拥有跨国经营能力，从弱势国际竞争地位变为强势竞争地位呢?发达国家资产确实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买下就赚钱，可以大举收购呢?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关乎我国企业成长、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和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等重大问题。从微观来说，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与门户大开情况下如何生存发展，如何成长，如何培养和构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构造出中国经济的骨骼和肌肉；从宏观上讲，关系到国际收支失衡与外贸顺差过度累积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解决产能过剩与结构调整的方式，关系到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上提升自己位置，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而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柔韧性和适应性。宏观经济问题总具有微观基础，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常常密不可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既是微观问题，更是宏观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面临经济角色转换的中国来说，其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大问题，少见地一直存有争议，充满着议论、歧见，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经营者之间。虽然中央政府为中国企业确定了积极走出去、推进国际化的长期策略和大政方针，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争议，政府也少见地对此采取宽容、乐见的态度，不求一律，不忙统一，让论者自己去争，让企业自己去试。应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进程，就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发展的。

诚然，任何新鲜事物，总会有争议和歧见，不能因为有争议、有歧见就裹足不前，无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机。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仅仅坐而论道地争来争去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只有实践，才能给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动，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一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这个问题上，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纵然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弄清之后再行动，但将基本的原则搞清，将已有定论、可能弄清的问题弄清，对行动做出规划，谋定而后动，也是必要的行为准则。否则，不顾任何既有的理论和原则，盲目妄动，轻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可能撞大运似地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毙命，输得血本无归。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我觉得正应当这样看待。

那么，关于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海外并购，哪些算是已有定论，哪些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怎样才算是谋定而后动，怎样就是盲人瞎马闯天下?我们认为，关于企业跨国投资国际经营的经典理论，已有几十年历史，被许多国家许多企业的实践所证明，应当算是已有定论。但是，这些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应用于中国则尚需探讨，与此有关的新理论则算是新摸出来的道路。认真分析中国企业的特点和当今的形势，做出合理的跨国投资选择就是谋定而后动；不顾现实不加思考地随大流、搞投机，就是盲人骑瞎马。

由此可见，要把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事情说清楚，无论如何离不开对相关理论做一些梳理，看看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哪些是已有定论的，哪些只是假说，尚需在实践中证明的。

企业跨国经营的传统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演变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晚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公司已系统性地展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活动，诸如联合利华、雀巢、西门子、福特、通用等大企业以及花旗、汇丰等大银行，都是跨国经营的先行者。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也不少见。我们都熟悉，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旗、汇丰等大银行就占据着上海外滩最显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业早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二战前虽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已广泛存在，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理论解释――跨国经营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经典理论解释从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开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在该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他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投资集中于西欧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业(机械、电子、钢铁、化工)，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这些现象不可能用国际金融学中传统的利率差理论做出满意解释。面对这一现象，海默另辟蹊径，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释直接资本流动，从而突破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假定代替完全竞争假定，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举对外投资，乃是因为它们在无形资产(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经验等)以及规模经济方面具有垄断性优势，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同时保持对优势的控制，企业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通过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达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垄断优势理论后面的另一种重要的跨国经营理论是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莱(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两位教授提出。他们直接承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思想：如果企业的海外投资起源于其垄断优势，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