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自我选择效应；学习效应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227-03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但是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口。而近十几年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一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通过FDI进入海外市场？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本文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出发，通过采用上海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面数据，就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相关文献

在对异质性企业经验研究的文献中，通常围绕两个核心观点进行检验：第一，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是否存在，此类研究的关键在于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自我选择的进入出口市场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因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更有能力克服沉没成本和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而生存下来。第二，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是否存在，此类研究的重点是在于检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经营是否可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率，使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后生产率得到提升。

（一）自我选择效应

有关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基本上都验证了其存在性和显著性。Bernard和Jensen（1995）利用美国制造业1976-1987年的数据，探讨了出口企业中制造业部门的表现，他们的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证明了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可能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Greenaway和Kneller（2003）对英国企业数据的检验研究证明了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李春顶（2009）利用非参数数据分析检验了中国企业出口经营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其结论显示生产率高的企业会更多的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或少出口，证明了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

（二）学习效应

而对学习效应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Bernard和Jensen（1999）证明了市场的重新配置作用倾向于对美国制造业中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起到20%的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从而证明了学习效应的存在。陈文芝（2009）对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进行了统计描述，并验证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性。刘淑琳等人（2011）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也验证了学习效应的存在。

Femandes和Isgut（2001）利用哥伦比亚1981-199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出口对生产率的作用却不显著。Delgado等人（2002）搜集了1991—1996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其结果证明学习效应在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整体中并不显著，但对于年轻出口企业而言，出口对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作用。Castellani（2002）对意大利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学习效应在不同企业中的表现则是不一致的，对于出口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其出口学习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

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以研究出口企业为主，而对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证比较缺乏；大部分检验都证明了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对于是否存在学习效应，检验结果因国家发达程度不同，也存在着差异。而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是否不同地区的企业，其学习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地区层面出发，选择上海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检验其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之外，其它所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本文采用索罗残差法来估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首先建立一个具有规模报酬约束的两要素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it=AitKαitLβit（1）

其中，Yit表示i企业在t时期的产量，用企业的营业收入来代替，并以2002年为基准的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Kit、Lit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劳动力用企业员工数来代替，资本用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来代替，并按2002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

lnYit=lnAit+αlnKit+βlnLit+εit（2）

本文采用OLS对上述方程中的各参数进行估计，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可知：lnTFP=lnAit+εt，因此可以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得到各企业的TFP值：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2

行业分布

制造业增长了21.4%，增幅在九大行业中位列第五，其中机械、化工、食品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四个子行业的增幅超过制造业增长率，分别达57.1%、37.8%、30.3%和24.0%，其中机械的增幅介于非银行控股公司和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幅之间。美对外投资存量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的唯一行业是储蓄机构，即银行业，四年来下降了12.4%，且下跌趋势仍在延续。金属加工是制造业中的唯一受到危机打击的子行业，投资存量下降了12.3%。就存量而言，由表四的数据经计算可知，2008年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三大行业依次为非银行控股公司、金融与保险和制造业，分别占存量总额的37.1%、21.2%和14.7%，至20n年底这三个行业占比相应变为43.5%、18.7%和H.8%，其中非银行控股公司的份额提高了6.4个百分点，但金融与保险和制造业则分别下降了2.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20n年其他制造、②化工、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等四个子行业直接投资存量名列前茅，分别占制造业投资存量总额的28.2%、22.4%、14.6%和10.3%，而2008年四者的占比分别为28.6%、23.2%、14.3和9.4%，即20n年其他制造和化工的投资存量占比分别略有下降，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的投资存量占比则分别略有上升，说明美在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呈现均衡化趋势。就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而言，2007年以来信息传媒和非银行控股公司两大行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食品、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三个子行业未受金融危机影响，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表五)。其余行业或子行业的投资存量受金融危机影响或多或少有些波动，如制造业中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器具与配件两个子行业的投资存量甚至出现了下降，而储蓄机构的波动最大。即使表五中储蓄机构与其他行业2008年存量数据缺失，但两者合计存量可从该表推算得出:2007一20n年两者合计存量分别为32.47、181.63、147.39、170.98和81.73亿美元，其中2009年合计存量比2008年下降了34.24亿美元，占当年美对华投资存量下降额38.79亿美元的88.3%，而2011年比2010年更是下降了89.25亿美元，超过当年美对华投资存量下降额42.75亿美元一倍还多。另外，从表五中储蓄机构与其他行业投资存量的历年变化趋势来看，上述大幅波动可能主要是储蓄机构的投资存量变化引起的，新闻报导美国银行出售中国银行股份的消息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储蓄机构投资存量的大幅变化，造成了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的不稳定。2011年与2007年相比，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大增82.5%，是美对外直接投资增幅的两倍还多。同期，九大行业中除了采掘业、制造业和金融与保险业外，其余六大行业存量的增幅都大于存量总额的增幅，其中专业与科技服务、信息传媒和储蓄机构增幅居前，分别高达489.4%、452.7%和250.6%，反映出美对华直接投资重心正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对华储蓄机构投资的大幅增长是在美对海外储蓄机构投资收缩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此期间，美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增幅为44.7%，尽管低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增幅，但高于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33.8%的增幅，是美对全球制造业投资增幅21.4%的两倍还多。其中食品、金属加工、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四个子行业的同期增幅分别达542.5%、125.0%、104.3%和105.0%，不仅高于美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增幅，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增幅。从表五还可以看出或计算出，在2011年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中，占第一位的是制造业，‘比重接近一半，为49.3%;居第二位的是其他行业，占9.6%;第三是非银行控股公司，占比8.9%;第四是批发贸易，占8.89%。而在2007年存量居前的是制造业、采掘业和批发贸易，占比分别为62.1%、8.1%和6.8%，非银行控股公司占5.5%，在九大行业中居第六位。相比之下，2011年制造业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了1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和批发贸易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5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而非银行控股公司更是上升了3.4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20n年对化工、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食品等五个子行业的投资存量居前，分别占制造业投资存量总额的21.6%、21.5%、18.9%、13.3%和13.1%，而2007年也是上述五个子行业投资存量居前，但顺序为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化工、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机械，占比分别为37.7%、23.8%、13.4%、9.4%和6.9%，而食品在当年的存量中居倒数第二位，仅占3.0%。结果是四年间化工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占比分别下降了2.2个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而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食品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5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和10.1个百分点，即美对华制造业投资在各子行业中呈均衡化发展趋势。综合上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对外和对华直接投资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非银行控股公司最多，在制造业中其他制造居首。与此同时，存量增幅也是非银行控股公司最高，制造业中则是机械增幅第一。其次，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制造业最多，其中化工居首，而存量增幅则是专业与科技服务最高，制造业中食品增长最快。第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即对非银行控股公司投资持续增长、存量比重上升，链式股权结构越来越普遍，对制造业投资存量比重在下降，在各子行业投资存量分布不均衡性略有下降等。与此同时，美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出现了与上相同的变化，但以制造业为主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第四，除了两者相同的变化以外，对华直接投资行业结构还有其自身的变化特点，即从制造业为主向巩固制造业、大力拓展服务业转型，大幅增加对华储蓄机构投资就是这种转型的反映。但全球金融危机对储蓄机构造成了巨大冲击，使美从海外储蓄机构抽回投资，包括刚刚投入中国银行业的资金，结果造成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资金流量的大幅波动。

投资收益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Income)在2007一20n年期间，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创出新高(表六)。下表六将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总额与相应年份的投资存量总额相除，得出了历年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其中，2007年至ZOn年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分别为n.7%、12.2%、9.5%、n.1%和n.o%，五年平均收益率为n.l%，而2002一2006年五年间的收益率分别为7.7%、9.3%、10.6%、12.1%和12.3%，五年平均收益率为10.4%。也就是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略有上升。美对外直接投资20n年的投资收益总额比2007年增长了30.6%(表七)，年均增长6.9%。期间投资收益增长最多的三大行业分别是非银行控股公司、信息传媒和其他行业，增幅分别达51.0%、29.9%和22.5%，其中只有非银行控股公司的增幅高于投资收益总额的增幅(30.6%)。同期制造业的平均投资收益增幅排在采掘业之后列第五，其中运输设备、化工和食品三个子行业的投资收益增幅居前，分别达72.5%、16.8%和8.3%，运输设备的投资收益增幅甚至超过了非银行控股公司，而化工的投资收益增幅则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投资增幅。20n年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情况可见表八。有五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高于总的投资收益率(n.0%)，它们是采掘业、批发贸易、制造业、非银行控股公司和信息传媒，收益率分别达到20.6%、15.5%、12，5%、12.2%和n.0%。2011年投资收益构成中，来自非银行控股公司的收益占48.4%，高居首位，且所占比例比2007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其次，制造业的收益占16.1%，但所占比例比2007年下降了2.9个百分点;第三是采掘业，其收益占比为8.5%，也较2007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排名第四的金融与保险业收益占比8.0%，较2007年下降了4.2个百分点，且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其ZOn年的投资收益比2007年减少14.4%，是所有行业中唯一减少的行业。在制造业中，其他制造、化工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三个子行业的20n年投资收益在制造业投资收益总额中占比居前，分别为27.6%、22.4%和16.8%，分别比2007年下降2.1个百分点、上升1.1个百分点和下降1.6个百分点，而金属加工和电气设备、器具与配件两个子行业ZOn年的投资收益比2007年有所减少。与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情况类似，美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在2007一20n年期间持续增长，仅2009年因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但与前者不同的是，2009年美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水平仍高于2007年。同时，2007一20H年美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与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之比分别为1.7%、1.9%、2.0%、2.2%和2.1%，呈逐年上升之势，除2011年略有下降外。另外，2007一20n年美对华直接投资年收益率分别为19.4%、13.9%、13.4%、16.1%和17.8%，五年平均收益率达16.1%，高于美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n.1%)5个百分点，但低于2002一2006年美对华直接投资18.4%的平均收益率(高于同期美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8.0个百分点)，即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对华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出现下降趋势，美对华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与美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趋于收窄。20n年与2007年相比，美对华直接投资总收益增长了67.7%(表九)，比同期美对外投资收益增幅(30.6%)高出一倍还多，年均增长13.8%，恰好是后者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同期，除采掘业、储蓄机构和其他行业数据缺失外，投资收益增幅高于美对华直接投资总收益增幅(67.7%)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媒、专业与科技服务、非银行控股公司和批发贸易，增幅分别高达430.0%、292.3%、166.0%和69.3%，而制造业的平均投资收益增幅垫底，仅为巧.5%，其中ZOn年比2007年收益增长的子行业是运输设备、其他制造、食品和金属加工四个，收益增幅分别达180.8%、47.6%、43.9%和22.4%，尤其是运输设备的投资收益增幅不仅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收益增幅，而且高于对华平均收益增幅，其余四个子行业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器具与配件、化工和机械的投资收益则不增反减。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 制造业 一带一路 走出去

引言

“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等较为落后，普遍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的问题，对制造业的需求较为旺盛，巨大的市场潜力为促进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而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何抓住机遇，更好的推动制造业“走出去”成为了一个重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许多的文献研究，大都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视角下出发研究发达国家对外投资（OFDI）情况：戈德堡和克莱因（1999）分析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情况；崔新建（2000），徐康宁、王剑（2002）等系统的归纳分析了美国对华外商进行FDI的决定因素；Radlo、Mariusz-Jan（2012）对欧洲不同国家资本流出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而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也开始着手进行对外投资，一些学者就此做了一定的研究分析：王迎新（2003）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情况：田泽、许东梅（2016）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出口的效应问题；王广宇、张倩肖（2016）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对中国在中地区的OFDI动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一些情况。对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深化发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

（一）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总量

中国制造业发达，目前正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如图1-1-1所示，为2008年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制造业对外投资也不断呈上升态势。在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金额为199.9亿美元，占总比重的13.72%。在2015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中制造业在全行业中排名第3位，同比增长了108.5%，体现了制造业在对外投资中发展势头良好，地位稳定。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建设，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在2014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流量共计136.6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量的11.1%；在2015年，更是达到了189.3亿美元，占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0%左右，同比增长了17.1%。由此可见，虽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时间较短，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在逐渐增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必定会推动制造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必定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热土。

（二）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模式

1.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中国对外投资的初期，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但自2007年以来，跨国并购逐渐发展起来，如图1-2-1所示，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金额对比情况，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从2007年到2015年，总体上中国对外投资并购金额逐渐上升，在对外投资占比都达到20%以上。尤其2013年以来跨国并购金额更是超过500亿美元，这和我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是密不可分的，在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并购项目101起，并购金额92.3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17%。可以看出跨国并购已经逐渐成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

就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而言，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制造业并购数量达131起，占并购数量的22.6%；并购金额为137.2亿美元，占并购金额的25.2%。可知我国的制造业并购数量之多，金额之大。但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制造业竞争压力大，技术水平有限，国际贸易环境复杂，中国大多数制造企业跨国并购能力较弱，多数的企业目前仍旧倾向于在国外投资建厂、国外直接销售的方式。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促进本国就业以及引进知识技术角度的考虑，会出台大量的相关优惠政策与措施来吸引我国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内，绿地投资仍将是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

2.对外投资领域与区域分布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向主要领域为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轻工业制造领域生产力水平较高。之前，中国企业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合作，建立海外的工业园区。而如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政府会更加推动我国制造业“走出去”，加强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合作，继续促进许多轻工业领域的制造业实行绿地投资。

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如欧洲与北美洲，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捷克、波兰等地。因为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科技水平与管理经验，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并购可以使我们的企业获得自己不具备的重要资源，如获得先进的科技水平与管理经验，缩小与国外差距，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二、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

第一，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整体水平较低。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制造业对外投资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在对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还是不够高。根据《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在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1456.7亿美元，而制造业对外投资总额199.9亿美元，仅占到对外投资总量的13.72%，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2%左右，这个数据与一些发达乃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仍有差距。

第二，中国制造业在对外进行投资时，投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制造业，如汽车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高新技术投资产业较少，且投资来源地单一，多为东部地区，而内陆城市对外投资较少。再者，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比过大，虽自2007年以来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比逐渐减少，但到2015年为止，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比仍超过半数，仍未改变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仍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

第三，投资规划不足。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往往投资规划不足，缺乏统一的整体规划，缺少对市场的严密调查，对市场投资风险认识不到位，事前未做好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各国文化间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常与当地市场产生冲突，容易给企业带来损失。并且国内很多企业存在盲目投资的情况，在对国外进行投资前毫无准备，也不了解投资目的国市场，导致违规操作时常发生，同时也加大了与投资目地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

第四，对外投资方面的相关法律及政策措施不够完善。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经验少，起步晚，因此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不够到位。就目前的一些相关政策而言，比如提供贷款、降低税率等，这些政策存在明显漏洞，对那些大型国有或者在行业内中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而言很有利，而对民营、小型企业则有较多的限制问题，不能使所有企业都平等的享受优惠政策。同时，当企业在海外投资遇挫时，不能得到国家资金的及时的帮扶。

三、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了解海外投资市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不可盲目，事前要做好相关的整体规划，提前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国相关情况，制定灵活的投资战略，谨慎投资，合理投Y，在考虑东道国文化传统及风俗信仰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东道国政治及法律制度问题，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对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抓住机遇。

第二，推动海外先进制造业并购。当前，中国制造业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薄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较强，与国外制造业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底端，中国要充分的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与海外拥有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企业进行并购，获取高端技术和先进的人才，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应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在鼓励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时，扶持、引导中小企业“走出去”，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资金与政策帮扶，还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适合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并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在外交上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实际的支持与保护。还要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到风险问题时，中国政府要积极出面帮助协调，同时还要积极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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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广宇、张倩肖.中国对中亚5国OFDI的实证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5）.

[5] 徐康宁、王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1983-2000）.中国社会科学.2002（5）.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4

>>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原油进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研究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间接影响的研究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发展中和转型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first）。控制变量中，两国地理距离来源于法国国际预测研究中心（http：//www.cepii.fr/CEPII/en/welcome.asp），汇率波动数据来源于（http：///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http：///）。

2.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选用2003-2014年度中国对东道国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万美元）的对数值（lnofdi）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双边贸易成本采用贸易流量计算的比值，因此，GDP等数据不进行平减均使用当年名义值（黄珊[20]，201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引力模型的对数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是几何形式而非算术形式的，而对数形式不仅可以使引力公式线性化，又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异常点，还可以避免数据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现象（张海森、谢杰[21]， 2008）。在扩展模型和中考虑到资源禀赋，互联网指数、汇率波动及班轮运输指数都是指数形式，故不进行对数化处理。虚拟变量通常而言不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系统GMM估计法能够较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是必须对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表3-1的回归结果各列AR（1）检验对应的P值均小于10%，而AR（2）检验对应的P值均大于10%以上，从而可以推断残差的序列存在一阶相关，二阶不相关，符合模型设定要求。sargan 检验的P值均大于10%，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设定有效。综上，可以接受采用系统GMM法估计本文的计量模型相对是合理的。

表3-1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从整体和制造业两个层面检验了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3）列和第（4）则进一步引入了上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整体与制造业中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3-1各列中核心解释变量无论是整体双边贸易成本（）还是制造业双边贸易成本（）均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向关系。从回归系数来看，符合贸易成本普遍下降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上升的现状。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产业选择；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取资源和市场，以便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国际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特别是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跨国投资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就迈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目前就符合这一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企业出现破产的浪潮，很多国内企业到国外收购企业和品牌。但是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均衡。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资源和采矿业占到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与国际社会的投资行业选择出现偏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如何优化中国对外直接的行业结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静波（2012）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不尽合理，结构失衡严重，不利于产业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是加大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雷鹏（2012）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祁春凌、黄晓玲（2012）研究发现这个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多的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郑磊（2012）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田尧、杨坚争（2012）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特点

整体上看，不论从流量视角还是从存量看，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商贸服务业一直都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所占比例较高，采矿业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这三个行业所占比例超过60%。在所有行业之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贸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规模上看。商贸服务业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44%，存量上为972.4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0.66%。从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贸服务业投资出现上升。商贸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者。这也有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相对应。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了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投资区域来看出现过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地区，香港所占比例为83.2%，东盟地区接近5.5%。在经营主体上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

2 采矿业所占比例较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越来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等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巨大的需求，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还是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矿产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期货化的今天，往往受国际垄断实力制约，为掌握主导权，减少对国际大供应商的依赖，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国外矿业的投资，特别是铁矿石，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不仅仅铁矿石，原油开采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主要行业，在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都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的身影。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掌握了大量了国外能源和资源的开采。

3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属于低层次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不同，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例为6.77%，存量上只占5.61%。这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国直接投资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低，这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严重不符。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壁垒高。阻止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里，由于发达国家接受现实，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将出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资源行业，从绝对投资额来说，还会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所占比例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从原始社会的狩猎业，再到农业社会，逐步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从大的产业演进规律，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一般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向服务产业结构为主专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0%左右，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服务业产值占GDP得比重也超过45%，而我国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虽然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仅仅占1/3左右，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经过快速上升以后平缓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猛。但是整体看，我国在确立工业立国的基础上，吸引偏向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设置的壁垒较高，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工业只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益，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换结构，也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中国工业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优势，吸引的制造业FDI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还处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本身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升级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比例较少。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这是为了出口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不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那种类型的投资。

（二）区位优势的演变

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到了第三阶段，内部化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远远小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具有区位优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区位优势的内容和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制造业和大规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起其他国家有劳动力数量大且廉价，成本低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组装成成品后再进口。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经济依赖加深，出现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四、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对策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对外直接投资上需要优化投资行业结构。以配合国内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层次。

（一）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

无论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还是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一个国家对外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阶梯状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逐步对外进行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还有部分行业如冶炼、化工、医药和电子等产业由于投资的潮涌而使得产业过剩。就需要加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中国适用性的技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优势。

（二）增加对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近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资源远远供应不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比如铁矿石产业等，使得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为保障国内资源供应，国内企业也加大了对国外矿产开采的投资力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部分资源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领，留给中国的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处于高风险地区：另外一方面，资源开采后的运输面临国际政治军事的干扰，在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再加上为保障资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高耗资源产业的对外投资力度。实现当地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投资国政府的干扰，减少中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

（三）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体系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6

论文摘要:在世界 经济 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有选择性地进行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指一国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投资。它主要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 建筑 工程、 机械 制造等实业投资,而不是投资于他国的股票、债券等间接的 证券 投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一国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与产品销售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成为除贸易之外的另一条国与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 市场 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 管理 、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 金融 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 融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 外语 、熟悉 法律 、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五)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投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日趋饱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关税的提高,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 金融危机 背景下,各国更是减少进口,而把需求更多转移到国内。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一条带动出口的有效途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可以绕过对方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就地生产和销售;其次,可以带动投资国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等的出口;另外,到国外投资办厂,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及时反馈信息到国内,减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时输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在给一国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他众多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使该国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所谓产业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内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品涌入排挤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由进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产合算,生产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产由海外生产所替代;第三,上述国内生产由进口和海外生产所替代,从而缩小了国内的制造业生产,国内生产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被非制造业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实际上空心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业、服务业都可能出现空心化。空心化使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母国带来正的效应,只要投资母国能够把握度,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就可以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进行,而应有选择性,以便带来最大效应,并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我国的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效应最大化目标,我们主要应在如下行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一)资源开发业。

(二)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制造业是目前国际投资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 机械 等加工装配型制造业规模都比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依赖出口发展贸易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利用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 发展战略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篇7

一、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规模差距悬殊，危机后走势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有显著差距。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两轮增长，第一次扩张期为1993—2001年，从5.56亿美元增至19.12亿美元；2003—2007年进入第二轮增长阶段，2007年达到52.4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03年仅为0.65亿美元，2007年为1.96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走势不同，美国对华投资波动较大，出现资本净流回，中国对美国投资则增长较快。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08年增至历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负值，出现净资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现16.6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没有出现负值，但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则增长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别为43.9%和38.5%，2011年达到18.01亿美元。

（二）双边直接投资都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投资趋于增加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趋于增长，但仍然较小。2000年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为70.7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3.5%，2011年达到267.1亿美元， 所占比重为49.2%；其中，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食品业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设备等重工业为主，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增加，2000年美国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存量8.09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为7.3%，2011年为146.3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7%；其中，对金融业的投资整体呈增长趋势，所占比重为4.6%，但总体上仍然较少。

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增加较快。2010年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存量占比27%，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后，对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增加，2007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96亿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亿美元，其中，对金融业投资增幅最大，2010年对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为10.8%。

（三）双边直接投资在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联系中相对较弱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2010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比为2.33%。中国引进美国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比重也较低，并且下降趋势较为显著，2004年为6.5%，2010年降至2.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2011年对美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2.43%；从美国引进外资的角度看，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为0.25%。

二、形成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为542.3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为38.15亿美元。

（一）比较优势决定双边投资的基本格局

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企业由于具有技术创新、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营销与品牌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居世界首位。从中国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数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

如果将美国和中国的优势放在一个框架中分析，则美国更多地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更多地拥有“国内资源部门的准入权优势”和“生产阶段的分工”优势，这决定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

（二）区位因素和历史文化联系

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头寸所占比重，分别为8%、55%和20%，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仅15%。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国。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发挥了主导作用，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不是促成中国参与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为应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问题，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层次、有步骤地推出一系列系列举措。美国“再工业化”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1、部分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归，但宏观影响并未显现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生产和页岩气技术的突破，美国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美国制造回归：制造业或临拐点》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削弱，制造业从中国向美国回归拐点将有可能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金属制品、塑料和橡胶及运输工具七大产业率先启动。目前确实也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的现象。

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未受到显著冲击，但趋势不稳。美国对外制造业直接投资，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已温和复苏。美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在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不稳。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品、电子设备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设备领域的直接投资波动较大。

2、中国对美跨国并购受政治干扰趋多

从中国企业近几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看，华为、中兴、三一和万向等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接踵遇挫。“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具体看，中国对美跨国并购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有过激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存在对其技术外溢的担忧。根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总统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

因此，从经济要素的稀缺性来看，有限的资本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位选择，意味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但目前尚未带来明显冲击。另外，从先进技术的垄断性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防范，针对中国对美高技术企业的并购，美国通常会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从而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影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基本因素尚没有变化

1、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增长快

从亚太地区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市场需求巨大的优势较为显著，成为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市场拓展型投资”，目前已取得较好的发展。

一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形成较大规模。中国已经为美国对亚太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2007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头寸，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2011年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头寸为267.1亿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亿美元。

二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前景不错。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美国—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经常账户项目下的直接投资为净收益，并且稳步增长。2000年直接投资项下美国对中国实现的投资收益为12.2亿美元，之后快速增长，2007年为57.7亿美元，2008—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仍保持较快增长，达到96.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增长空间较大。截止到2011年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业直接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相当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2倍多，而对中国金融业的投资总额25亿美元，不足制造业领域投资的十分之一。美国对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的金融业直接投资分别为137、57和37亿美元，也高于中国。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水平的提高，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因此，美国对华制造业投资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金融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并且投资收益稳定增长，这都成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预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受到影响。

2、中国扩大对美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凸显，且具备客观基础

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联系较弱，货物贸易和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是目前中美两国主要的经济联系。从资本流动的方式看，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增持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直接投资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投资权益的增加，直接投资占比也较小。通过增加对美国直接投资已成为改善中美经济贸易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从直接投资的动机看，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动机日益强烈。确保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规避贸易摩擦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为加快提升我国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我国部分企业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中国已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阶段，“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政策环境整体有利，且长期看尚存机遇

从长期看，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分工深化为促进两国直接投资带来机遇。

1、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环境整体有利

一是“选择美国”计划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1年6月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创建“选择美国”项目办公室，旨在推动全世界各地和美国本土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增长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是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扩大了开放度。目录取消了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也为国内企业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撑。

三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推进。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旨在加强双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