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1

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3 结束语?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2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类型；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04-07　收稿日期：2009-02-17

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极不相称的状况。而且“走出去”的质量也不高。只是近年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开始出现迅速增长。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和选择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情况，在检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类型，并指出与现有研究的不同。

一、文献简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替代)，也可能增加贸易(互补)。

Mundell(1957)根据H-O-S定理提出替代模型，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则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Belderbos等(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等(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Lipsey等(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Agarwal等人(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正相关。Pfaffermayr(1996)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和双向的因果关系；Blomstrom等(199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1982年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投资与贸易互补的效应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Eaton等(1996)使用美国和日本1985-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相关关系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相互关系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是市场导向型的。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直接投资(即存量)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基于协整分析的研究认为。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动因。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不同企业在不同的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是不同的。邓宁(1993)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王元龙(1996)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细分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分散风险、技术导向、追求优惠政策、环境污染转移和全球战略等九个类型。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尚不明确，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1)寻找低成本型，实际上遵从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比重很小；(2)扩大市场型，是以绕开市场壁垒为目的的投资，但其结果不确定，因为出口优势未必转化成投资优势；(3)寻求资源型，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4)利益驱动型，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许多这类投资效果都不佳。邱立成等(2008)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分析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从流向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为66亿美元，占24.9％；商务服务业为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为40.7亿美元，占15.4％；流入采矿业40.6亿美元，占15.3％：制造业为21.3亿美元，占8％，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业为16.7亿美元，占6.3％。这6个行业流向已经占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1.1％。

从长期看，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一共占去了总存量的88.3％。其中，商务服务业占25.9％；批发和零售业占17.2％；金融业占14.2％；采矿业占12.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10.2％；制造业占8.1％。

对比王跃生总结的动因类型和投资公报上所显示数据，可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一些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根据这些特点建立本文的实证模型。

其一，无论从当期流量还是存量的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仅仅占了很小部分(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导向或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很小。这一部分投资应是建立在成本和竞争力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推测，国内工业制成品的RCA指数对OFDI的影响可能

是显著的。

其二，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存量中比例较大且流出速度在加快，从近几年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及其它矿业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收购案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对采矿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特点，反映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就是中国每年的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水平。

其三，商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的总存量中占去了43.1％，比例相当大，而且还有加快的趋势。此类投资是为出(进)口贸易服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作用会非常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比较显著，至少对出口是这样；反过来，出口的发展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其四，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投资和收益的价值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量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在投资的成本当中。

其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也会越多，所以GDP对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有正的影响。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在海外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考虑到中国这类投资大都效果不佳，其优势寻求与国内补偿的效果也不明确，故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未必明确。

其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有所体现以及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联系，尚不能直接看出来，但在下面的实证中将进行检验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类型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贸易促进型”和“资源导向型”：而“扩大市场(绕过贸易壁垒)型”和“综合利益驱动型”的投资不能直接体现；“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不应该是主要动因。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实证方面，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FDI)、年平均汇率(exch)、中国的年出口总额(expo)、能源年需求总量(energy)、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将样本设定在1982～2007年间。其中，O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exch、expo和GDP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energy的数据是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获取；RCA值是根据WTO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此外，本文还要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倾向以及是否受到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故又增加了以下经济变量：中国每年所遭遇的反倾销次数(antid)，数据来源于WTO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EFW)，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Institute。由于数据统计的缺乏，这两个指标只有1995～2007年间的数据可用。

(二)实证模型一：exch、expo、energy、GDP和RCA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单位根检验。为便于分析，在检验的过程中对原序列取对数。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Inofdi、Inexpo、Inexch、Inenergy、lnGDP和RC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d(InGDP)在5％显著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6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几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那么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协整检验方法，根据AIC和SC法则，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得出的结果都表明，上述几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即Inofdi与Inenergy、Inexpo、Inexch、lnGDP和RCA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其中的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可以设定协整方程为：

方程(1)中，Inenergy、Inexpo和Inexch的系数符号同我们前面讨论时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显著的；InGDP和InRCA对Inofdi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这和我们分析投资公报数据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是“促进贸易型”和“资源获取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方程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存在描述受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还受到解释变量短期波动以及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滞后项。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a1为调整系数，a2等分别是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系数，c1为白噪声扰动项。若a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短期偏差调整机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对外投资的短期变化有显著影响。

方程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ecm和hlnexpo的系数是显著的。ecm的系数为负说明当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会自动趋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面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已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但一个变量的滞后期是否对其它变量有影响，仍需再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所以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3个滞后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能源需求、汇率以及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汇率变动、GDP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中国OFDI的变化也是制造业RCA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实证模型二：中国经济制度和遭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为了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其它影响因素，进一步考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首先，关于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

论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增加使得本来出口的企业为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遭遇的关税壁垒下降了，但是诸如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可能动因是：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而选择到目标市场国或相邻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从中国投资公报体现的数据可以知道，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4位国家(地区)中有3个属于前述地区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第5)、德国(第13)和美国(第16)，总额也只有10亿美元(相当于流向香港地区1／13)，占的比重很小。从存量上分析，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地区也只有36亿美元，仅相当于流向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1／20；而且，这些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分散，金融等服务类行业占了不小的比例，制造业的份额较小。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流向欧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只有22.5％(2007年的流量中更是仅占6.5％)；而流向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2007年的流量上看相对比例大一点，占到53.3％，但是存量上就只有24.5％。这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真正为了规避贸易壁垒的并不多。由此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关系不大。

其次，关于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大量文献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私人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更高，因为制度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稳定的制度框架是投资所需要的。我们采用反映制度质量标准的经济自由指数(EFW)来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企，不少大型国企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即使相当时间内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仍然会进行投资，这和经济自由度提升所要求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经济自由度可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显。

这里我们分别选取中国近年来每年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次数(antid)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EFW)作为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贸易壁垒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变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用对数形式。

同实证模型一相似，我们也检验了antid和EFW的序列稳定性，结果为这两个变量也是差分稳定的，回归方程中采用差分形式，以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由回归方程3可知，d(antid)和d(EFW)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它们的联合F检验也不显著，可以认为，antid和EFW的变化不能引起lnofdi的变化。虽然数据不够充足，但我们也能从某方面来印证上述的推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以绕开贸易壁垒为目的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对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能源的需求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能源需求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量依靠进口。而要想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第二，出口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关系显著为正，这和很多文献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型”的结论不同。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服务业占去了43.1％，而且还有速度加快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出口额越大，对这类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

第三，出口、能源需求、人民币汇率、GDP、制造业RCA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使短期内有所偏离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恢复到均衡状态。相对而言，汇率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而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

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不仅同期变动而且滞后变动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

第五，从综合利益来考虑，中国GDP增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类投资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虽然目前这类投资的效果都不佳，甚至亏损严重，但追求投资收益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中国此类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加。

第六。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国内的企业真正做到跨国生产和销售的还很少。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想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大市场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其二，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继续扩大，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中国投资的主要资源区域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但是这些区域的很多采油行业都被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能源集团巨头掌控，在选择直接投资和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周全考虑对这些巨头的一些下属分公司实施的并购和股权收购。

其三，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就觉得万事大吉，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从而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目前从“走出去”的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佳，以绕过贸易壁垒和实现跨国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贸易类投资占的比例过大。

其四。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显示，2007年末对外直接的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为71％，是绝对的主力军。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大量的国企资金流向海外的行为就必须要处于有关当局的监控之下，并将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无畏”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谨小慎微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出这样的警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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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2006刘思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综述[J].对外经贸实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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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本武200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3).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3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77-03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实力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呈逐年上升态势。《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的第五位，为发展中国家之首。可以明确，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扩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也带来了我国企业提升自身实力的机遇，对于我国融入全球经济、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

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很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众多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理论，如邓宁（1981）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刘易斯·威尔斯（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经济学者提出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坎特威尔和托伦蒂诺（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托伦蒂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穆恩和罗伊（1993，2001）的不均衡理论。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积累了大量顺差的国内企业便开始涉足海外直接投资。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杨国亮、王玲（2010）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美国培育跨国公司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在促进企业“走出去”、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姚树洁等（2010）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走出去”是国家打造世界强国和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中国海外投资并非一帆风顺。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与特点

进入21世纪，随着“走出去”对外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加。2002—2010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49.9%，对外投资的年流量由2002年的27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688.1亿美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投资状况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发展阶段，企业对外投资水平也不同。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处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于3 000—5 000美元之间且快速增长。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等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去吸引的外资流入，具体表现为负值减少，且呈逐渐上升态势。

总体来看，截至2010年末，中国13 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当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86.3亿美元，以银行业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为主；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占比87.5%。进一步考察，2010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3.2%，同比增长54.7%，跨国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产业以及专业服务产业；中央企业和单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24.4亿美元，占流量的70.5%，排名第一。就存量来看，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3172.1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与发达国家相比，投资数额差距较大；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也占据主导，占比77%。

行业地域特点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类别。截至2010年末，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这六个行业累计的投资存量2 801.6亿美元，占比88.3%，六大行业的占比分别为30.7%、17.4%、14.1%、13.2%、7.3%、5.6%。从地域上看，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各占71.9%和13.8%；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2010年末中国在大洋洲、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是86.1亿美元、157.1亿美元，分别是2005年末的13.2倍、12.3倍。就国家而言，2010年末我国对外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2 888亿美元，占比91.1%，其中以中国香港为首，其余依次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等国。排名靠前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则主要反映了“避税天堂”的优势，很多企业在注册后，资本便转投他国，因此，这两地的实际投资量并不体现真正的投资效果。另一方面，从流量上看，与存量数据大体类似，90%以上的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只是采矿业的占比相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有所下降。地域方面，除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外，对非洲的投资较上年增长46.8%，反映出国家对非洲地区的重视。从行业数据分析，投资境外服务贸易型企业，主要在于便利国内企业的出口，占领广阔的海外销售市场；而兼并收购科技型企业则是为了便于掌握先进技术和制造工艺，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在境外金融领域的投资，是为了学习与借鉴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创新金融工具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为跨国投资机构投资那些陷入困境的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偏重资源加工型和生产加工型企业。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的石油、矿产、农林及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而后者主要目的则在于延伸产业链或是发挥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市场，同时带动相关产品、设备、零配件的出口，这也是生产加工型投资集中在亚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

二、动因分析

从上文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自身的特点，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与日本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所描述的也不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与现阶段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联的，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紧迫需要，也是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首先，企业获取战略资源满足内在发展的需要。随着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等瓶颈的制约和限制，而海外投资正好能够获得企业生产亟需的战略资源，进而满足企业后续发展的动力。那些难以获得和模仿的、稀缺的、可供专用的资源，都会成为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手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广泛地参与到跨国生产网络当中，而那些不具有优势的上游生产活动往往在国外。为了寻求稳定的供应方，避免外部冲击对供应链和整个生产活动的影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也为了在整个生产链中获得更大的增加值，中国企业具有向国外零部件、能源、资源甚至研发等上游价值增值活动进行投资的战略需求。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行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并购国外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和优良声誉的金融机构，不但有利于我们解决金融服务水平落后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拓展国外的金融市场。只有获得了稀缺的资源、先进的经验、良好的声誉，我国的企业的发展才有后劲，进而才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我国在特定国际分工链条下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中国主要是通过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制造业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入世以来，尽管我国很快融入了世界新兴制造业的国际生产链条中，但是仅仅参与了这些行业的部分生产环节，即其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而没有在整个行业上获得优势。长期以来，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徘徊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获得的利润微乎可微。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企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利润逐步缩水，甚至有些企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面对这一劣势，企业内部逐步产生了技术升级的需求和动力。同时，企业的治污成本也因为国家不断强化的环保要求而提高，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开始有了对外转移生产的动机和需求。只不过这类对外投资还不占主流，在截至2010年末的对外投资存量中占比仅为5.6%。

再次，我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在很多时候是依靠贴牌生产、依靠香港等地贸易中间商的订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掌握外部市场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这种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却又不能掌握主动权的模式，不仅不利于企业在对外销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增加了扩大投资和再生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增加了出口企业在国内投资的风险，降低了投资收益。随着出口企业的发展壮大、投资规模的扩大以及竞争激烈度的增强，这些企业对进一步投资的风险控制和收益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也逐渐产生了对外投资建立自己所能掌控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的迫切需求。这类投资在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的比例，在2010年对外投资存量中，我国在商业服务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7.3%就是体现。

最后，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汇率以及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也是促使我国政府和企业近期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动力和压力。从动力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为我国近期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成本。作为金融危机的产生国，美国经济受危机的影响最直接也最为严重。经济增长的停滞、消费和投资增长大幅度减少、出口增长率的降低，加上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近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贬值的态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本币成本，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压力来看，金融危机期间美元的走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出现缩水，国家倾向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尤其是金融危机前的大量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而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外汇储备是美元资产。如此巨大的美元储备必然带来巨额损失，政府必然会利用多种渠道降低储备贬值的风险，其中就包括使用外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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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ZHANG Yao-yi， ZHANG Dong

（Economy college ，Center Minzu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our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more and more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expand overseas investment.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which helps to grasp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4

关键词：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资源配置

一、前言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纺织业海外投资呈现多区域、多行业和多形式加速推进的态势。最近各种研究资料和数据显示，自2009年到2014年，经商务部核准的中国在境外设立纺织服装企业的境内投资主体数量为689家，其中纺织企业509家，服装企业179家。纺织工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纺织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含了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非洲等区域，海外投资的企业主要来自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省份。生产环节涵盖从棉花、麻等原材料，到棉纺、毛纺、化纤等整个服装产业。中国纺织企业对外投资形式包括了绿地投资、股权并购、资产收购和合资等典型的FDI形式。

二、中国纺织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

（一）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

中国政府在原有鼓励海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境外加工贸易提供优惠贷款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支持中国纺织企业“走出去”，为中国纺织企业海外投资制定了许多指导性政策。目前，中国政府已正式签署了11个自贸区协定，正在积极进行7个自贸区谈判，通过谈判力争消减东道国的进口关税，为企业开拓市场创造条件[1]。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在2015年3月正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推进中国资本和产能进行全球布局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设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加上本来已经存在的中非基金等，从国家层面鼓励和促进资本输出。

（二）国际纺织品市场竞争的压力

面临发达国家在价值链高端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低端制造领域的双重竞争的挑战。发达国家在研发、品牌、营销渠道等价值链高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纺织品同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纺织产品相比不再具有竞争力。同时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制造业回流。发展中国家方面，以东南亚、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主，凭借其成本、资源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优势，正在挑战中国纺织工业的传统优势，特别是低端制造领域，挤占中国出口市场。这些发展中国家销售的纺织品与中国接近，目标市场相似，竞争激烈。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印度、南斯拉夫、马来西亚等8个主要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家在欧盟、美国、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从2008年的110%、282%、90%，上升到2012年的133%、302%和149%。

（三）生产成本的增加

纺织行业的生产成本最主要的：一是原料和能源成本，二是劳动力成本。纺织行业本来就是低附加值产业，利润空间较小。从2011年开始，国家为了保护棉农利益，开始实施棉花临时收储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国内市场棉花价格的高位运行，纺织企业苦不堪言。自2007年以恚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能源、土地、原材料等各项生产要素上涨，企业不能通过产品价格转嫁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空间。东渡、AB、联发纺织、华瑞国际等已经纷纷把部分产能转移或者新设在柬埔寨和越南，主要考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有企业计划赴美或越南投资，也主要考虑廉价的能源和棉花价格，江南化纤目前慈溪工厂很多聚酯原料从美国进口，在美设厂能省去运费和原材料差价，将大大削减成本。

（四）利用市场准入和规避贸易壁垒

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土企业，频繁使用关税、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贸易壁垒等手段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设置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加剧。而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纺织品服装贸易优惠协议，这些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享受关税进口等优惠，没有配额限制，如越南已加入了8个自由贸易区，包括6个区域性自贸区和2个双边自贸区。2012年又参与TPP谈判，并将启动与欧盟双边自贸区的谈判。作为越南的主要出口行业，纺织业目前的平均关税为172%，加入TPP后可能下降为0%[3]。

（五）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

在价值链提升上，企业开始重视整合全球优质设计研发资源及市场营销渠道资源，中国纺织企业越来越重视在全球纺织产业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走出去”对于一些优秀品牌纺织企业来说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是出于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转型升级需要，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加速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为了使企业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空间，纺织企业需要在维持制造环节优势的同时，提升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从世界的OEM企业发展为ODM、OBM企业，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型企业。一批行业优势企业开始建设海外生产基地，也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的方式整合国际原料资源、设计研发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资源，不断提高自身的跨国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化品牌运营。

（六）产能过剩

国内纺织行业产能结构过剩，需要寻找产能释放空间。受金融危机后国内政策大力刺激投资的影响，2009～2011年，中国各大行业包括纺织工业中的部分行业，特别是上游棉纺、化纤行业企业经营者对未来行业发展景气的预判过于乐观，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造成近年来行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新增产能呈现惯性增长。过剩产能短期内难以被市场消化，产业链上游企业无论是生产PTA、PET、涤纶纺丝，还是化纤织造坯布、棉纺纱线、棉纺布，都属于原料性和中间性产品，对终端市场反应灵敏性不强、产品价格传导滞后。另一方面是终端产品服装、家纺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导致产能过剩压力由下游终端行业向中上游行业逐级传导，最终的结果就是中游和上游环节企业库存增加、产品价格走低、企业利润明显减少甚至亏损。

（七）货币升值的压力

自2007年开始，人民币持续升值，从一美元折合人民币75215，到2013年底一美元折合人民币61042，上涨1884%，这使得低价竞争模式的纺织品出口利润空间变的更狭小，企业如果提高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报价，就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优势[4]。一方面发达国家很少出现通货膨胀，美国等发达国家服装商品的市场价格长期以来没出现过明显上涨的走势。中国出口产品多以满足日常消费需求的大众消费品为主，属于市场价格变动空间相对较小产品，人民币汇率如何变动，进口商的采购价格几乎都是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纺织企业过去发展重点在于加工制造，在营销渠道建设方面的投入不足，目前对于海外营销渠道缺少控制力，与国外采购商之间的议价能力不足，由人民币升值引起的结汇损失由纺织企业自行承担。

三、结论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多元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国际纺织品市场竞争压力、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刚性提升和规避贸易壁垒。而企业战略发展需要、产能过剩、货币升值压力等考虑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此外，东道国的优惠措施吸引纺织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纺织企业海外投资需要结合自身条件（如企业规模、技术水平、资金能力）和东道国相关因素（双边如文化距离因素和东道国政策管制措施）等多N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理性选择，带动行业整体向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领域渗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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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雅玮，吕B，汪筱琳等 中国纺织企业投资东南亚的SWOT分析[J] 文摘版：经济管理，2015（1）：88―88

[4]嵇玉贵，何璐 悦达纺织：全面推进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战略布局[J] 纺织报告，2014（8）[ZK）]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4153075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5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FDI 资源供应 区位选择

1. 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理论综述

目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活跃着两大分支：一是FDI动因研究，主要是在传统FDI理论对发展中国家FDI解释力不强的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究为视角，从企业特性方面进行动因研究，二是区位选择，其研究视角则主要集中于东道国，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对静态方面而言主要研究东道国区位优势对投资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对动态方面而言则主要集中于解释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动态变迁及对企业FDI行为的影响。

1.1发展中国家企业FDI动因

国内外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划分标准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邓宁（1998）基于经济环境对外跨国公司动因的影响，将FDI划分为四种类型，